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笔记

正确评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思想史地位
《河北学刊》(石家庄)2012年1期唐正东
当然，一旦现实背景发生变化，黑格尔这种观点的神秘主义特性就会显露出来。

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的马克思所处的就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现实背景。

马克思当时所关注的是革命，而不是对当下现实之意义的理解，“我们必须彻底揭露旧世界，并积极建立新世界”。

（第63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对于作为一个革命者的马克思来说，需要批判的当然不是作为理念的国家及其分有形式，而是现实存在的国家、市民社会等。

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黑格尔那里，“现实性没有被说成是这种现实性本身，而被说成是某种其他的现实性……观念变成了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象活动。

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都是颠倒的”（p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这种批判无疑标志着他在哲学方法论上转向了一般唯物主义的层面。

这种转变是十分重要的，没有它，就不可能有马克思在客观现实性层面上对人类自由与解放道路的探寻。

然而，同时也应看到的是，马克思仅仅得出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对于其哲学思想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层面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过分夸大这一文本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作用。

笔者认为，在我们以往对马克思这一文本的解读中，或许存在着对马克思上述观点的内涵作了过度诠释的嫌疑。

我们实际上是用马克思后来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来追溯他此处的思想了。

但马克思此处的“国家”难道等同于后来的“上层建筑”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家庭”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经济基础”，它又是如何决定“国家”的？
笔者认为，导致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此时还不具备全面批判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思路的学术能力，而只能借鉴费尔巴哈的观点来展开对黑格尔法哲学之观点本身的批判。

此时的马克思努力把黑格尔法哲学中的主宾关系颠倒过来，但他只是从客观事实性的层面论证了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从作为家庭的成员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群体中产生的”[4](P12)，因此，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与构成部分，或者说，家庭和市民社会使其自身成为国家。

仔细辨析不难发现，马克思此时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理解是不深刻的。

，“市民社会”在马克思的脑海中所显现出来的，重点不是英国式的“社会”，即以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关系，而是德国式的“市民”，即拥有特殊政治权利的个人。

正是从这样的个人出发，马克思才会说国家是从家庭成员和市民社会成员这样的群体中产生的。

但这样一来，要想了解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就很难了。

马克思事实上是在到了法国巴黎之后，才逐步认识到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所具有的理论地位，并在其后的理论探索中逐步认识到这种经济基础与政治等上层建筑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的。

首先应该肯定的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这种超越，在其哲学发展史上显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如果没有这种超越，马克思就不可能站在唯物主义的平台上推进其对历史发展的内涵及其意义的思考，即不可能最后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哲学。

目前，这一唯物主义的理论平台尽管还显得有点粗糙，但它毕竟已是一个崭新的理论平台。

如果马克思囿于黑格尔法哲学的理论框架，那么，他至多只能提出一种新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线索。

因此，我们应该看到，对于马克思的这一向一般唯物主义理论平台的转变的意义是不应低估的。

当然，我们同时也应看到，此时的马克思还只处在一般唯物主义的理论水平上，且距离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还有较长的一段距离。

马克思尽管意识到了应该从现实的人的发展的
角度来理解国家的发展历程，但他对于什么是现实的人，以及什么是现实的人的发展等问题，尚未获得清晰的认识。

因为此时他是受到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的，而费尔巴哈在其哲学中尽管强调了实践哲学的重要性，“从理想到实在的过渡，只有在实践哲学中才有它的地位”[5](P108)，但支撑其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在思维领域把神学转变为人类学——这等于在实践和生活领域中把君主政体转变为共和国”[5](P598)。

因此，费尔巴哈实际上并未研究现实的实践过程以及人在实践活动中的关系，而只是在思维领域中强调了抽象人性的重要性。

马克思此时如果真的想要彻底地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就必须通过对现实的人身上所负载的现实社会关系之内在矛盾运动过程的研究，以另一种方式来阐明人类自为存在状态(即他后来所说的自由王国)的实现路径。

而此时的马克思显然还无法达到这一点。

客观地说，马克思此处的思路还是比较简单的，市民社会之所以决定政治国家，不是因为现实市民社会中的社会关系的特性决定了政治国家等上层建筑的特性，而是因为市民社会中的不同等级会直接拥有不同的立法权，因而不存在一种国家整体的立法权。

也就是说，市民社会中有多少不同的等级、同业公会或阶级，就有多少种不同的立法权。

这就是马克思此时所理解的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含义。

客观地说，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尽管充分体现了他在哲学思路上的唯物主义特性，但这只是一种一般唯物主义，还远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因为，此时的马克思只是看到了不同的等级或阶级的存在，但尚未注意到阶级关系的存在及其意义；只看到了不同的等级或阶级直接拥有立法权的事实，但尚未看到市民社会中阶级关系的属性对包括立法权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的特性的决定作用。

马克思此时只是用对经验事实和历史事实的认定来对抗和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

而我们知道，用经验论实际上是无法真正驳倒黑格尔以历史唯心主义为基础的法哲学的。

马克思还需要做的是，通过对现实市民社会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找出一条深刻解读私有制社会内在矛盾发展的思路，并以此来构建能同时回答历史过程的本质及意义这两个问题的历史观。

这是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一步一步完成的艰巨的理论工作。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历史地位
赵家祥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7 月,第四期
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的“书目”中说:马克思1844 年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以下简称《导言》) 两篇文章，“彻底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①。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 “马克思在1844—1847 年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超过费尔巴哈走向历史( 和辩证) 唯物主义。

”②这就是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两种转变”和“两次转变”的思想。

列宁的“两种转变”和“两次转变”的观点不符合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实际，这可能是因为列宁当时看到的马克思的著作有限造成的。

但《导言》仍然属于马克思思想转变过程中的著作，尚未完成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离完成这个转变尚有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认为德国可以不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超越革命发展阶段的思想，是不正确的，不久马克思就纠正了自己的这种不正确的观点。

( 2) 马克思当时的“人类解放”的思想还具有历史局限性，它是把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全人类一起解放，而不是无产阶级首先解放自己和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解放全人类。

当时的“人类解放”思想，还没有达到无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建立无产阶级
专政的高度。

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

( 3) 马克思当时还深受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影响，还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观点与费尔巴哈的观点有本质的区别，他使用的“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两个命题，完全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命题。

( 4) 马克思当时才刚刚开始进行经济学的研究和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他对德国社会的批判主要是从宗教、法律、政治方面进行的，尚未进行经济批判。

他对共产主义的论证还主要是哲学的论证，缺乏经济学的论证，他当时的共产主义理论还属于“哲学共产主义”，没有达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水平。

马克思在写作《导言》的时候，刚刚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他对共产主义的论证还主要是哲学的论证，缺乏经济学的论证。

当时他的共产主义理论还属于“哲学共产主义”，没有达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水平。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自己理论研究的历程时说: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 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④《导言》对德国“市民社会”的解剖，还主要不是“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而是到哲学中去寻求。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概括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时说: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 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 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

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⑤马克思在《导言》中对“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主要还是“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不是“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例如，马克思对当时德国社会制度落后性的批判，依然只是对宗教、法、政治的批判，并把这种批判当做“哲学的迫切任务”，而没有进行经济学批判，没有把经济学批判当做“迫切任务”。

正如马克思所说: “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

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

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坚定的立场，伟大的转折
——重读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张守民
】《高校理论战线》(京)2011年7期第24～33页
一、《导言》的写作背景
《导言》是马克思于1843年10月中—12月中在法国巴黎撰写的，《导言》是马克思为未完成的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撰写的。

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在世界观上是唯心主义的。

退出《莱茵报》之后，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认识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

”[4](P591)就世界观和思维方式而言，这一新
观点意味着马克思开始由“从天国降到人间”的唯心主义路线转向“从人间升到天国”的唯物主义路线。

《导言》就是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研究德国现状和德国革命，为解决德国革命派“往何处去”这个问题而撰写的，是马克思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进程中取得的初步成果。

二、《导言》的理论成果
就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而言，《导言》中提出的对马克思未来的思想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新思想、新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是“当代问题的中心”。

第二，哲学的任务是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

第三，“彻底的革命”需要“物质基础”，需要扮演“解放者”角色的革命阶级。

第四，“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不是“政治解放”，而是“普遍的人的解放”。

第五，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心脏”是无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