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信仰危机与苏联意识形态的激变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信仰危机与苏联意识形态的激变

作者：杜莉娟来源：《思政党建》2013年7月下半月

摘要：前苏联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特殊的表现方式，是当时危机重重、矛盾丛生的社会存在的反映。戈尔巴乔夫时期，党内掌握主要权力的共产党员纷纷背叛共产主义，前苏联领导层在处理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的决策错误。戈氏的“民主化”和“公开性”使前苏联舆论多元化“；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使前苏联意识形态由一元化激变为西方资本主义多元化，前苏联意识形态丧失了原本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政治体制上的多党制使前苏联失去了共产党这根主心骨，否定了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面对国内外反苏反共势力的夹击，支离破碎的前苏联不堪一击。

一、党内领导层的信仰危机

前苏联意识形态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激变是由党内领导层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动摇和背叛引发的。

戈尔巴乔夫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后，在11个月内，一共调换了14名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更换15名国家和政府领导人。他逐步将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梅德韦杰夫、巴卡京等和他同立场的一些人提拔为政治局成员，从而实现了对中央政治局的掌控。1985年4月，戈尔巴乔夫在主持苏共中央全会时提出要进行经济改革，随后，又推行“民主化”、“公开性”和“新思维”。

说起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就不得不谈到一个人，就是雅科夫列夫。雅科夫列夫在1985-1988年担任苏共中央意识形态书记，是“新思维”的主要倡导者，被称为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之父”。他深得戈尔巴乔夫的信任，是戈氏阵营中足智多谋的智囊。他曾经是马克思主义阵营的主力，却也是戈尔巴乔夫时期反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积极分子。雅科夫列夫宣扬“共产主义空想论”，认为共产主义具有不现实性。他对共产主义全盘否定，甚至恶意歪曲马克思主义思想。雅科夫列夫在书中曾写道：“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就是一种打着科学幌子的新宗教，它只是从科学那里借用了一些名词术语”：“我们已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我们的宗教本身就是错误的，我们的耶稣是假造的”。[1]1991年8月16日他甚至声明退出前苏联共产党。除了雅科夫列夫之外，叶利钦、谢瓦尔德纳泽等也是极为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者。

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叶利钦这些颇具威望的党员本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在前苏联赖以生存的领袖基础，然而恰恰就是这些原本的最坚定的共产主义宣传者和组织者背弃了共产主义，向共产主义泼了硫酸。这些具有多年党龄、位高权重的老共产党员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动摇和背叛，给了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致命的一击。正如瓦博尔金所说”，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前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动派搞垮的。”[2]这些反马克思主义者利用手中的权力，一步步改变着苏联民众心中对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企图彻底摧毁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

二、“否定一切”的社会思潮

戈尔巴乔夫对前苏联历史的态度不再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小心谨慎的反思，他采取的是更为大胆的全盘否定。这场“否定一切”的思潮从对斯大林的否定开始。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对待斯大林问题显得比较小心谨慎，他采取“冷处理”，对有关斯大林的是非问题没有过多的谈论。在1987年的《真理报》中，他对斯大林的看法较为客观：“我们要是站在历史真实的立场上，就应既看到斯大林在争取社会主义、捍卫其成果方面的无可怀疑的贡献，也看到他和他周围的人所犯的政治错误和专横行为”。然而他真正的看法并不是如他上台之初所说的那样，认为“不能陷入昔日的纠纷”，相反，正是戈尔巴乔夫带领苏联社会陷入了对“昔日的纠纷”中。通过戈尔巴乔夫接下来的一系列动作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他不是对斯大林没有意见，也不是褒贬掺半，而是意见很大，甚至可以说到了仇视的程度。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没有在上台后立刻表明自身立场，是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以目前情况来看，斯大林的威望是刚上任的自己所遥不可及的。他要想撼动斯大林在群众中的地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很可能会遭到群众的反抗，甚至影响自己的领导地位。因此戈尔巴乔夫暂时没有表达自己对斯大林的真实态度，而是找一个传播媒介，借用别人的口说自己的话，这就是文艺作品。用虚构的文学说真话，用假戏映射历史，以此来混淆视听，渗透给群众关于苏共的不利言论。

戈尔巴乔夫打着“民主化”、“公开性”的旗号，号召“让我们的言论多样化一些吧，让全社会都参加，让社会主义的多元化充满每一种刊物”，[3]于是文艺作品掀起“解禁潮”。杜金采夫的《白衣》、贝克的《新的使命》、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等小说，田吉兹阿布拉泽的电影《忏悔》等纷纷

解禁。这些解禁作品中，以斯大林时期的镇压运动为创作背景的雷巴科夫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最具有典型性。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是一部彻底否定斯大林的小说，讲的是斯大林肃反活动前后的故事。在这部小说里面，斯大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份荡然无存，他对列宁口是心非，对基洛夫暗下毒手，全然是个狡猾阴险、残酷无情的阴谋家和独裁者。戈尔巴乔夫看完这篇小说的内容后，并没有批评其不真实性，却在言谈中透露出对小说披露个人崇拜问题的支持。于是，苏联社会涌现出大量的以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为题材的作品，报纸、杂志、电台也纷纷出现批判斯大林时期的方方面面的内容。苏联社会的“文学炸弹”越来越多，苏联社会也逐渐从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扩大到对列宁等苏共领袖人物的否定，苏共历史上的领袖人物几乎都未幸免。

这场“否定一切”的思潮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甚至发展到对前苏联历史的否定。戈尔巴乔夫提出“历史不能有空白点”，于是苏联社会掀起了以追求历史真相为目的的“否定历史”思潮，大量打着“揭秘前苏联历史真相”旗号的节目、文章、回忆录出现，诋毁苏共的恶语甚嚣尘上。1988年6月前苏联取消了中小学历史课考试，这意味着苏联政府默认了社会舆论对历史真相的改写。1991年8月《我们的祖国》作为新教科书涌入前苏联学校，该书批判了列宁以来的苏共历史，还积极评价了沙皇的历史作用，彻底地颠覆了人们脑海中的前苏联历史，前苏联历史由红变黑。

三、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解放”

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起初是针对苏联社会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提出来的，他试图通过民主使苏联群众摆脱思想禁锢，认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体会到自身的价值，从而更加主动热情地投入到国家的经济政治改革中，推动经济、政治的发展。总结来说，戈尔巴乔夫实行民主的目的是“活跃人的因素”、调节社会氛围、为改革添动力。

戈尔巴乔夫所说的“公开性”，最初是指民众对国家的监督，强调的是让民众享有知情权。戈尔巴乔夫认为，社会生活领域的公开性应该让人们既知道好的，也知道坏的，为的是好上加好，而同坏的要进行斗争，他认为应该“把公开性视为实现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和实现公民的宪法权力、自由和职责的必要条件”。

我们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实行“民主化”和“公开性”的思路是正确的，是顺应民意、符合发展趋势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性质决定着必须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在于戈尔巴乔夫无法掌控民主和公开的良性发展态势，使“公开性”的内容囿在对“坏”的批判，忽视了对“好”的赞颂，“民主化”也陷入无尺度无底线的误区。对于“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分寸和维度的失当把握，使苏联社会这滩原本封闭的“死水”一下子变成不受控制的“洪水”，苏联社会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社会陷入一片混乱。非马克思主义主义意识形态趁机抬头，反共言论甚嚣尘上!面对已经失控的局面，戈尔巴乔夫根本招架不住，只能顺势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以人作为万物的尺度，来附和着无尺度的“民主化”和“公开性”。

“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宣扬“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全人类的价值至高无上”，认为应该放弃一种意识形态在党内的垄断地位，实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这严重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混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线，是极其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目的就是为了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的纲领中宣布“我们坚决摒弃对其他观点与思想的意识形态限制，教条主义和不容忍态度”，这其实就是要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用“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取代苏联社会的共产主义奋斗目标。

四、苏共执政地位的丧失

戈尔巴乔夫对反共言论的一再支持和纵容，使反马列主义成为前苏联意识形态的主流，反共势力猖狂膨胀。对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很快从意识形态领域延伸到政治方向上，由意识形态多元化发展到了政治体制上的多党制。

到1990年，苏联社会已经有9万多个非正式组织，其中有500个旨在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的政党。这些政党无道德底线地诋毁苏共的公众形象，并且提出要修改宪法，取消苏共领导权。在1989年5月前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激进派代表萨哈罗夫正式提出取消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前苏联宪法第六条。同年12月，在前苏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萨哈罗夫再次提出修宪，要求“反对共产党垄断政权”。在强大的压力下，1990年3月前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关于设立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