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今《长恨歌》的异同

论古今《长恨歌》的异同
摘要：本文从白居易《长恨歌》和王安忆《长恨歌》相同的篇名入手，从王安忆创作的时代切入，通过引用、分析、归纳、总结等方法，寻找到了两部作品的三点相似之处和三点不同之处，最后总结出这些行文方法对自己写作的启发。

关键词：长恨歌、白居易、王安忆、爱情、悲剧
“在天愿作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白居易的一首《长恨歌》让其赢得生前身后名，白居易的《长恨歌》一经问世，立即赢得了无数达官贵人及文人雅士的青睐和喜爱，甚至当时长安城的各个阶层人士均以“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自夸；无独有偶在当代文坛上又一部同名作品——王安忆的《长恨歌》。

王安忆的《长恨歌》发表后，在当时文坛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王安忆也因此作品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这两部作品都可以堪称是就有强烈的时代特色的代表性作品，创作时间也相隔数年，可是为什么用了一样的篇名呢？作为后辈的王安忆用意如何呢？有继承、戏说、颠覆的关系吗？还是在有意的叫板、比较呢？两部作品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呢？
一、两部作品的相同点：
（一）作品素材来源相似。

这两部作品的素材都是间接的、听来的，都有些道听途说的性质。

王安忆曾坦言：自己“恨不得将生活一网打尽，全部装入书写。

”故而：即使是日常生活中的王安忆，也时时刻刻是在为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而准备着，连她自己都承认①“……总之我的生活好像就是为写小说的，因为我现实能力太差，不是一个行动的人，所以写小说对我来说简直是太合适了。

”②所以，试想一个整天什么也不干，只在家里一心一意写小说的人，她能不珍惜即使是从她眼前一闪即逝的许多写作素材吗？据记载，王安忆当初写作《长恨歌》的动机，就是来自于当时某报刊上的一则新闻。

这则新闻曾让王安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后来在接受相关的采访时曾说：“我觉得有时要找故事，写小说就是写故事，那么，我觉得《长恨歌》里的故事非常好。

我是很偶然地听到这么一个故事，当然这个素材和后来的小说又有了很大的距离。

当时留在我脑中的最简单的一个印
象就是一个40 年代的上海选美小姐在80年代被一个社会流氓给杀了。

这个故事非常吸引我，吸引点就是从此岸到彼岸的距离非常遥远。

两个人是怎么走到一起的，一个上海小姐她怎么会和一个流氓混迹在一起，这就需要我做很多推理。

其实小说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的。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内容的新闻在全国哪家大报纸上登载都不可能是头版头条，也不会有多长的篇幅，它至多只是登在某娱乐报或版上的边角文章，仅供广大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如此而已。

根据常规来判断,这样的谋杀案其实多为情杀，其中也不无图财害命的因素，它也是我们今天这么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最最常见的杀人案，是各大报纸上频频报道的一些社会新闻不足为奇，可是，令人叫绝的是王安忆却在这平常里发现了诸多的不平常，比如这则新闻中所蕴含的怀旧与时尚因素：“40年代”、“40年代的上海”以及“40年代上海的上海小姐”而以此为契机并展开自由飞翔的翅膀：一旦做足了这三个要素的文章，王安忆就能顺利地把几乎是平面的故事从此岸一直风生水起地推向彼岸，洋洋洒洒30万字的《长恨歌》于是一气呵成。

而它的诞生,成了想象中的三四十年代上海的一个标本。

众所周知，创作于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被后世尊称为千古名篇的白居易的《长恨歌》，也流传着一段同样有趣的创作佳话。

据白居易的朋友陈鸿后来口述，当时35岁的白居易在陕西周至县做县尉。

元和元年十月，白居易、陈鸿、王质夫三位好友相约去仙游寺游玩。

因当地有不少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爱情故事的传说，于是他们三个人也谈到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由于非常感慨，所以颇能慧眼识英才的王质夫就提了这么一个建议，他建议“深于诗、多于情”的白居易以此为素材写一首长诗，建议爱好历史、擅长于写作传奇小说的陈鸿以此为素材写一篇传记，希望二者能相辅相承，也好共同传之后世。

因为白居易的长诗最后两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尤其深受这两位朋友的喜爱和赞赏，所以他们就称白居易的这首诗叫《长恨歌》，称陈鸿的那篇传叫《长恨歌传》③。

《长恨歌》一经问世，立即赢得了无数达官贵人及文人雅士的青睐和喜爱，相传连当时长安城里的妓女都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自夸，并因此身价倍增。

而陈鸿的《长恨歌传》也不负众望，果然像他们的朋友王质夫所期望的。

此后与《长恨歌》相辅而行，流传颇广。

由于这两位作家的出色表现，李、杨的爱情故事几乎成了后世许多文学样式的创作母题了。

（二）题材性质相似。

两者女主人公经历的爱情几乎都有畸形恋的味道。

杨玉环本来是唐明皇的儿媳妇，因这皇帝觊觎媳妇的千娇百媚，于是便不顾父子情深以及臣民的眼目与看法，一味仗着自己是当朝皇帝权倾一时，硬是将杨玉环从自己敢怒不敢言的儿子手里明火执仗地抢了过来。

白居易的《长恨歌》尽管把他们的历史做了虚化处理，而把他们的爱情悲剧却渲染得凄美绝伦，但无论如何，也难掩这人物原型的扭曲。

而王安忆《长恨歌》里的女主角王琦瑶，还是个花容月貌的少女时，就主动把自己交给了一个40 多岁的军政界要人李主任，当自己好不容易熬到40 多岁，风韵犹存的她又整天跟和自己女儿一般大小的男男女女厮混在一起，尤其是他们还都是一些社会青年，其中也不乏不良青年。

难怪邻居们看她都是“那种人”，而甘愿做花花世界里的“那种人”的女人能不惹出一些事端来吗？实际上，王琦瑶一生所遇六个男人( 程先生、李主任、阿二、毛毛娘舅、萨莎、老克腊)与其中五个的所谓的恋爱关系也属于畸形恋。

④（三）女主人公的命运相似。

不管是杨玉环还是王琦瑶，她们都是女性中的传奇人物，都经历过一场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人生遭际。

她们俩虽然一个在千年以前的唐都长安、在富丽显赫的皇家后宫做着贵妃，另一个则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大都会上海、在一栋小别墅里当着她的上海小姐，但从她们在人世间划过的有限的生命轨迹来看，她们却都是沿着这么一条相似的抛物线而展开的。

即开始都沉寂、埋没于民间，后因当权者对其姿色的青睐和眷顾而鸿运当头，以此拉开了她们辉煌灿烂的人生大幕，然后，都是在美梦正酣之时，突然一场大祸从天而降，最终,她们都不约而同地死于非命。

（四）在处理“现实与审美”的关系上的相似。

两者都比较轻现实而重审美。

李、杨的故事中，其中隐含了许多。

比如，作为盛唐时期的一代皇帝，爱美人胜过爱江山；公公抢占了儿媳妇等等，然而在白居易的诗篇里均不存在，都被一场唯美的情怀覆盖了。

男的，生在皇宫拥有帝王的无尚权力，但是，他却没有滥杀无辜的凶残、喜怒无常的怪癖、粗鲁低俗的行为、见异思迁的恶习，“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这说明的是他的重情重义。

女的，也不再是人妇的角色，更不能是相熟的关系，白居易把她重塑成了一个完美的一尘不染，单纯的不谙世事的人。

文学艺术不但要来源于生活，同时还要高于生活。

如果把“来源于生活”理
解为是在强调作家一定要尊重“现实”的话，那么“高于生活”就指的是作家在作品里一定要让自己的“审美理想”不断介入。

也可以这样说，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它既不能完全游离于现实，也不能完全依赖于现实，否则，文学就不能称其为文学，而作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那么，由此看来，白居易在创作《长恨歌》时，时将自己的审美表达、审美理想添加了进去。

王安忆在频繁的答记者问中，也多次提到过她在创作中对“审美”成分的越来越倚重。

她说：“我的小说创造是不太现实的，我对现实很不关心，我关心的是审美，什么样的生活值得我写？就是有审美性，而现实太没有审美性了。

”当有记者问，走上文坛这么多年，她是否更擅长于写女性时，她的回答是：“我觉得女性更为情感化、更为人性化，比男性更有审美价值。

我写小说很少考虑社会意义，而是从审美的角度考虑，看它们有没有审美价值，能不能够进入小说，并非所有的东西都能够进入小说。

”再回过头来看看其小说《长恨歌》，里面的故事是从报刊上找来的，而这部基本属于杜撰的作品之所以能获得茅盾文学奖也说明了，王安忆的确把这个故事渲染、点缀的柔美而华丽；小说中的人物无一例外全是虚构的，但上海小姐王琦瑶还是以她的柔韧妩媚打动了很多人；小说的情节显然也是作家想象和推理的，但蕴含在其中的情趣、韵味、人生经验、生活美学，同样迷倒了众多的读者。

总之，这两部作品的审美性已远远超过了它的现实性。

（五）在处理“材料与想象”的关系上的相似。

两者都是以丰沛的想象见长，至于他们在创作前听来的或者看来得原材料，就像是引爆他们无穷想象的一条导火索。

白居易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他是绝对没有可能去经历或者体验帝王的日常生活的，而对于宫廷享乐场面的细致临摹以及对帝妃缠绵爱情的心里描述，无疑都要借助于诗人个人的想象来完成。

王安忆也一样，她写的人不是自己同时代的人，描摹的上海也不是自己走过的那个新上海，而是来自于许多历史书籍、文学著作中先辈们怀旧的碎片与印象。

对于材料和想象二者之间孰重孰轻的问题，王安忆在进入21世纪以后，也曾发表过多种言论，她说：“生活当然是重要的，那些经验性的材料都来自于生活，它不只是构成写作的情节，还是情感的发生。

对于我这么一个生活经验单薄的写作者，故事和情节常会使我感到匮乏的困难。

但是，决定是不是小说家并不
是有没有生活，而是如何认识生活，认识生活的能力与方式各人都有所不同，可说千种万种，其中有一种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小说家的特质。

”由此可见，作家之所以为作家，那是因为他们还有一个更加神圣的使命，那就是能否再创造出一个世界来！毫无疑问，“创造”是王安忆个人对生活的处理态度，而要有所创造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想象力便显得尤其重要。

也可能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王安忆借一段旧闻才尽情渲染了自己对一座城市的想象。

并在无形中起到了重塑上海这座现代大都市的作用。

（六）在处理“抒情与叙事”的关系上的相似。

白居易的《长恨歌》是一首诗，想当然“抒情”自然是最主要的一种表达方式；王安忆的《长恨歌》是一部长篇小说，想当然“叙事”是其最主要的表达方式。

但实际上，这两位文艺大家在各自不同的文体创作过程中，却不同程度的使用了一些让读者出乎意料的表现方法。

白居易的《长恨歌》以“抒情成分很浓的叙事诗”著称，但是，这首诗里叙事的成分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是借事抒情，也是寓情于事。

另外，它还是古体诗里的“歌行体”，是融抒情、叙述、对话、一轮等手法为一体的诗歌样式。

所以，白居易的《长恨歌》中有感人至深的人物、完整曲折的事件、凄美悲切的场景，还有吟咏千古的喟叹。

因此，我们不能错误的以为白居易的《长恨歌》倚重的是抒情，其实它也有叙述、有描写、有议论、有对话。

同理，品王安忆的《长恨歌》，洋洋洒洒30多万字，优雅的叙述固然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但浓郁的诗情也无不以奔涌之势流淌在字里行间的缝隙里。

王安忆的《长恨歌》在选材上的非现实性与处理故事时所依赖的虚构性，小说里密集的意象堆积，贯穿始终的华丽典雅的叙述语，以及结构安排上所体现的一张一弛、疏密有致的节奏美、韵律美，都让我们不得不感叹。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王安忆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大诗人。

二、两部作品的不同之处
由于时代的不同，作者写作动机和对人生的感悟不同，两篇作品展示了各自不同的精神特质。

（一）浪漫与现实的手法不同。

白居易《长恨歌》在取材现实的基础上往浪
漫的方向倾斜，而王安忆的《长恨歌》用熨帖的温婉之笔艺术地摹写王琦瑶的一生，尤其是其细致的心理，王安忆对上海弄堂、流言、闺阁等浓墨重彩的描写，是塑造典型人物的典型生活环境。

总体上看，王安忆还是在沿着求本质、找规律的主流文学的路子前行，她归属的是现实主义，或者说在其《长恨歌》中她有意树立起一座攻击的标牌——浪漫主义，准确地说，王安忆在《长恨歌》中是以反浪漫的姿态出现的。

白居易是“伟大现实主义作家”，但是这个桂冠也遮掩不住诗歌《长恨歌》的浪漫气息，而王安忆的深情体贴之笔虽使小说《长恨歌》充满古典情愫，洋溢着诗情画意，却没有对王琦瑶的故事作浪漫的处理。

白居易《长恨歌》在取材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借助主观想象，对唐明皇和杨贵妃作了一番艺术上的再创造，使之成为作者心中理想的艺术形象。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开篇几句，既含有对唐明皇统治天下只为求美色的讽喻之意，又可看出《诗经关雎》中，以雎鸠关关和鸣求偶引出男女相恋的故事的民歌影响。

这种影响在白居易《长恨歌》中表现为唐明皇多年从普天之下寻求、杨玉环待字闺中的两情相悦。

这种浪漫开头为下文演绎二人故事形成浓郁的情感铺垫，使白居易为铺展开自己的故事不顾《新唐书杨贵妃传》中的历史事实：“幼孤，养叔父家。

或言妃资质天挺，宜充掖庭，遂召内禁中，异之，即为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号太真。

更为寿王聘韦昭训女，而太真得幸。

”在民歌影响下提炼的开头也使得白居易在塑造唐明皇形象时，可以将笔端在天子与平民之间无距离地自由游走。

天子之便利、天子之声威使李、杨故事有了富丽堂皇的展开空间和浩大歌舞声势的衬托。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民间私誓的运用，还唐明皇一颗平民百姓之心。

天子与平民的交融一体，使白居易可以根据情况所需随时调转笔头，或写天子政变中无法摆正自身位置和兼顾爱情的痛苦与无奈，或用笔探入唐明皇平民一样的情感肌理去奏一曲爱情颂歌。

杨贵妃的形象首先被处理成专为唐明皇而生的杨家痴情女，接着作者不避贵妃之尊，写出“温泉水滑洗凝脂”的俗美，还杨贵妃一个民间美妇形象。

在贵妃被赐死，唐明皇行宫见月，夜雨闻铃的伤感中，白居易运用大胆的浪漫想象，继续通过上天入地演绎李、杨的故事，杨贵妃最终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虚无缥缈的蓬莱仙境。

这种处理剥除了“女色祸国”的封建史家观念的影响，为杨贵
妃免除了应承担的政治或道德责任，这种大胆的创造，也是后世浪漫主义文论所极力倡导的。

与此相比，王安忆在撷取上海生活场景时，首先避免了黄浦江、外滩、洋场等上海的标志物，而从弄堂、闺阁写起，选择王琦瑶这个小人物及她与几个男人之间的小故事作为叙述的要点，展现在其小说《长恨歌》中的也就是一幕幕平淡无奇的私人生活场景，回避了极有可能通往浪漫、伤感的传奇式的叙事路径。

王安忆以高高在上的全知视角，以略带讽刺意味的反浪漫叙述笔调，解构了王琦瑶与几个男人的恋爱经历。

敞开爱的心扉的程先生被王琦瑶闪开；在虚荣心的支配下，在政界要人李主任多年来练就的对女人心思的经验的揣摩中，王琦瑶轻易地把自己交付了出去，而李主任却反复叮嘱王琦瑶不要泄露二人之间的真实关系，王琦瑶的所需和李主任的所求就这样错位地拼贴在一起，随着飞机的失事，二人的故事也画上了句号。

带着旧时代的烙印，王琦瑶走进解放了的新上海。

资本家的遗少康明逊从王琦瑶身上看到了旧时光的影子，他的绅士风度、细腻与体贴也吸引了同样有着怀旧之心的王琦瑶，但他只能与王琦瑶划地为界，做起露水夫妻，因为他知道“王琦瑶再美丽，再迎合他的旧情，再拾回他遗落的心，到头来，终究是个泡影”，面对他“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交底之话，王琦瑶只冷笑地回以“你放心”。

所以，王琦瑶与康明逊的无望恋情是一种“向后看”的爱情，在新时代之风尚未吹刮尽净的旧环境里，两个旧人权且做着情爱的挣扎，最终以怯弱收场。

20 世纪80 年代，王琦瑶与老克腊的“忘年恋”更是一次错位爱恋。

酷爱旧货的老克腊以欣赏古董的眼光看待满载40 年前上海风情的王琦瑶，王琦瑶也因新时期心境的落寞和无所依傍而借老克腊的幻想来自我慰藉。

但“老克腊再是崇尚四十年前，心还是一颗现在的心”，在王琦瑶“你可不可以为了我不要走，再停留几年”的祈求声中，老克腊匆匆地逃掉了，王琦瑶只做了一回老克腊怀旧的道具。

怀旧支撑起王琦瑶与康明逊、老克腊的恋情，这本身就是对浪漫爱情的有力拆解。

⑤白居易诗歌篇末的绝对浪漫主义的爱情观念，在王安忆小说中是不存在的，浪漫爱情在王安忆小说中只是空洞地存在着，不具有精神内涵。

因为小说从题目到结尾，都笼罩在小说叙述者清醒的反浪漫的反讽视角之下，叙述者通过对恋爱者复杂特性的深刻理解和别致表述，促成了王安忆小说《长恨歌》对一般浪漫传奇爱情故事的超越，获得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二）为情伤与为利终的不同。

白居易的诗歌和王安忆的小说都在歌“长恨”，但白居易的“长恨”是萦绕在诗中牵动着人心的饱满的种子，随着诗化故事的层层展开以及读者的揣摩、回味和感受，“长恨”的种子似乎要在人心中生根发芽，把人心冲胀，以至结尾发出“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对爱情的叹惋，对爱情遭受命运拨弄和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

李、杨的爱情是在至深至浓时被突然腰斩的，自然“长恨绵绵”。

王安忆是在小说之外，以一种清醒的眼光，找到正在发生故事所缺少的因素，引入人生“长恨”，这种“长恨”是品评出来外加于小说之上的。

王琦瑶的人生里尽是苟且偷生、片刻即逝的走了样的欢乐，她的实利观使她确实过上了与别人不一样的人生，但是以一生的不幸为惨痛代价的；她的成长见证了上海的变迁，她是以昔日上海风情的残存者走进新时期的；她的死是真正的碧落黄泉，而不是白居易笔下的“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对爱情的苦心寻觅。

王琦瑶的碧落黄泉是悲剧的谢幕，而白居易笔下的“碧落黄泉”是爱情高潮的迭起。

王琦瑶的人生残缺得太多，难怪王安忆要歌“长恨”。

另外，白居易有感作诗之时，正是与青梅竹马的初恋情人湘灵的婚事被德高望重的母亲“利剑春断连理枝”扼杀后心情极其痛苦的时候，把对自我爱情的感伤投注到了李、杨故事中，诗歌中李、杨之间的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感情渲染、生离死别的悲痛、绵绵长恨的情思、婉转动人的传说、虚无缥缈的仙境，最终把读者带进了去除政治羁绊、抛却道德束缚、远离尘世间喧嚣与龌龊的透明的纯情世界。

这既是诗人理念的凝聚，也是历代读者爱情理想的积淀，对真情向往的共鸣使这白居易的《长恨歌》获得了永恒的艺术魅力，绵绵的“长恨”也从唐帝国特定的时空中走出，绵亘在每一位有情人心中，昭示人们奋力去填补情感的空缺。

与白居易的倾情写作不同，王安忆是在多年写作的基础上，汇集自己对上海全部的认识和想象，以不动声色的冷静叙述演绎了以王琦瑶连缀起来的上海的历史。

因为王安忆关注的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平民精神，所以她选择能代表上海平民精神的王琦瑶进行形象的摹写，在王琦瑶身上，这种精神表现为她在走一条实利的人生之路。

漂亮的外表、聪敏的天资和弄堂中小户人家的出身，在王琦瑶身上构成一对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

现实的压迫使得她不得不时时泼自己的冷水以灭掉心中的不满与不甘，而抓牢可能属于自己的东西。

本是天真烂漫的少女时代，王琦瑶却已学会了冷静而现实的处世策略，养成了工于心计、欲擒故纵、迂回曲折
的性格。

在男权主导的社会中，王琦瑶准备选择嫁人来抓住自己的前程，但她嫁人的幻想是笼罩在早已没有了纯粹爱情的交易的阴影之下，她的心计很早就派上了用场，所以李主任感叹“看她是个孩子，可女人会的她都会”。

她以表面的静伏不动强抑着自己躁动不平的内心，是为等待机遇的到来。

她所谓的随遇而安并非指她被动地适应，而是她聪敏的审时度势、察言观色与适时引导之下而走向的水到渠成。

与李主任的接近,有她用心迎合所起的作用，对阿二这样的少年郎，王琦瑶也曾动了逗引之念，对康明逊，王琦瑶是不嫌麻烦，几次使用了诱导术，给他的向往之心逐渐加温，使之越来越靠近自己。

在怀旧心的牵引下，老克腊走进王琦瑶。

当老克腊用欣赏奇美古董的眼光欣赏王琦瑶时，如果没有王琦瑶本人基于人生经验和精神需求的风情展示和言语暗示，老克腊与王琦瑶也许就只停留在欣赏与被欣赏的关系层面，而不会引发畸形的“忘年恋”。

痴情的程先生成了王琦瑶一生的陪衬，从拍照到参加选美准备到后来的怀孕生育，可以说王琦瑶是以实利和精明害惨了程先生。

还有王琦瑶生命中的几个女伴，也都因王琦瑶女性的小手腕、小伎俩而拜倒在她跟前，成为她的陪衬，或心甘情愿地为她铺路。

王琦瑶外婆的论断：“这孩子头没开好，想要扭过来，可难了……头没开好不是因为别的，正是因为长得忒好了……”这是对读者的一种误导。

事实上，是实利人生夺去了王琦瑶的爱情、婚姻乃至生命，长脚感到的王琦瑶脖颈之细、身体之轻，实则是作者对王琦瑶生命之轻的象征性总结——走过了一生，却没有一点情感的分量，这才是人生的“长恨”。

⑥与此相比，白居易诗作中的情感分量却沉重得让当世人无力承载，爱情从李、杨身上生成后引起人们普遍的情感共鸣，李、杨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逐渐被淡化，爱情的光芒则越来越强烈，一曲“长恨”被人品评，情爱无期引人神往。

（三）爱情悲剧与命运悲剧的不同。

白居易《长恨歌》中李、杨之爱从人伦的视角进行考察，乃属于夫妻之间正常的爱。

然而这种爱情却以一种始料未及的方式最终被毁灭。

不可否认，这种人伦、人性中最美好情感的毁灭，实际上代表了生活中美好事物的毁灭。

于是，当我们观照李、杨的爱情悲剧时，往往会超出悲剧本身的复杂感，把审美视线推向对美、对生命、对人类整体爱情的理性反思中。

封建婚姻是以宗法制为基础的，个人的情爱是要服从于家世的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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