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

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

——张中奎清代[新疆六厅]的王化进程及其社会文化变

迁

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学号：2013211685

姓名：闫广萍

授课老师：承红磊

清朝经营云贵的历史是新帝国的确立史及其内部边疆的开辟史。在此过程中，朝廷对西南“生苗”的军事征剿和政教改造伴随始终。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以苗疆再造为目的的改土归流。清帝国在西南地区施行的“改土归流”举措历来众说纷纭。有人强调“镇压”，有人看重“统一”。从清帝国治理的角度看，王朝统治者通过“改土归流”对苗疆“异族”的再造，产生了政教“大一统”后果。清代是“新疆六厅”境内的“生苗”首次纳入帝国版图的时期，经历了“开辟”苗疆和两次大的“苗乱”。清帝国在“改土归流”和“苗乱”中往往采取“先扶后剿，剿平之后，仍归于抚。”①的措施。这一历程也伴随着帝国的“苗疆再造”的情况在军事征服后，清帝国开始在苗疆设立土官和流官进行管理，开设市场，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苗疆再造”是一个长时段的过程，包括清帝国对苗疆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再造”措施，引起“新疆六厅”社会文化的深刻变迁，就前人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点：(1)对帝国“开辟”苗疆②、经济开发③以及“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原因、目的、措施、影响、历史地位的研究④。目前，研究者大多都是在肯定“改土归流”、“开辟”苗疆积极作用的前提下，对清帝国的血腥杀戮给予一定程度的批判。

(2)对雍乾“苗乱”、咸同“苗乱”爆发的原因⑤、口号⑥、性质⑦、斗争经验⑧、人物评价⑨、作用等方面的研究已有的研究围绕着引发“苗乱”的原因是“阶级矛盾”还是“民族矛盾”使然的二元论陈旧窠臼。

①（清）方显:《平苗纪略》，不分卷，同治年间武昌刻本。

②林建曾：《清朝前期完善贵州省建置、开辟“苗疆”及其影响》1992年第二期

③任均尚：《论清前期贵州苗疆的经济开发》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师范大学

《论改土归流的进步作用》，载《清史论丛》1980年第二辑。

④孙秋云：《文明传播视野下的雍乾、乾嘉苗民起义》，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三期。

⑤马少侨：《清代苗民起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⑥戴逸：《简明清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⑦张永国：《试论清代雍乾年间黔东南苗族的反抗斗争》，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

⑧王钟翰：《雍正改土归流始末》，载《文史》第10集

⑨陈元煦：《张秀眉领导的贵州苗族农民起义》（1855--1872），载《历史教学》1956年。（3）对这一时期的苗汉关系研究。笔者认为，已有的研究大多以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来反映雍乾、咸同“苗疆”的观点，实际上，仍然沿用陈旧的以意识形态领域超强政治标准来揭示和反映历史的一种现象，是一种典型的“阶级斗争历史观”。

（4）屯政研究。代表论文有潘洪钢的《清代乾隆朝贵州苗取得屯政》和《清乾湘苗区屯政之比较》等①。早在雍乾苗乱被真牙之后，张之泗就在“新疆六厅”实施屯田。后来推广到其他地域。乾隆朝在苗疆的屯政是帝国推行军事防御和文化教化的一部分，目前的研究上为深入，也是一个可以继续拓宽的领域。

（5）苗疆义学的相关研究，论述了苗疆义学的渊源、发展、作用等②。清帝国的苗疆义学，是其教化苗民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但此类多为单篇论文，且研究停留在简单的介绍上，未能进行深入的分析阐释，可拓展的空间还很大。

（6）对苗民的风俗、信仰进行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涉及清代苗民的文化、民俗、宗教信仰等③。对苗疆的巫蛊想象是一个长时期过程，但它无疑也是“客民”对苗民形象的一种妖魔化的建构。相关的研究从文献角度追溯到了其渊源、性质、原因等。

（7）对产生于清代各种版本的“百苗图”，从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音乐学等角度、进行的研究。“百苗图是源于清乾嘉初年八寨理苗同知陈浩所著《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是帝国流官用图画对苗民的一种特殊文化记载和表述。

至于其他方面的研究，笔者没有逐一的进行列举。不过除了国内的相关研究外，相关英文研究论著尚无专门研究“新疆六厅”社会文化变迁的，主要是在整个中国西南边疆的长时段历史研究重涉及苗疆研究。总而言之，国内的研究少有将事件和史实纳入清帝国对苗民的征服、苗疆“再造”的进程去进行整体考量。国外的苗学研究较少顾忌，反而走在前列。近几年史学界在苗疆领域的研究创新点有以下几点：

（1）从苗族学到苗民学的苗学研究。

（2）苗疆总体是研究。

（3）“新疆六厅”社会文化变迁史研究。

清朝经营云贵的历史是新帝国的确立史及其内部边疆的开辟史。在此过程里朝廷对西南“生苗”的军事征剿和政教改造伴随始终。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以苗疆再造为目的的改土归流。需要说明的是，明清以降，“苗疆”的提法主要是中原文献对西南族群的一种泛指和他，不但涉及的地域具有伸缩性，所指的族群也涵盖甚多，并非仅为今日的“苗族”。与此相关，在“改土归流”的实施里，又包含着帝国征服者对“苗疆”境内不同区域与人群的类别分。以当时的官方用语来说，就是“蛮悉改流，苗亦归化”④。

①潘洪钢：《清乾湘苗区屯政之比较》，载《贵州社会科学》1985年第二期；潘洪钢：《清代乾隆朝贵州苗取得屯政》，载《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四期。

②顾龙先：《”苗疆义学“历史考察》，载《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③[日]铃木正崇。金丸良子：《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贵州省苗族民俗志》，古今书院1985年版。

④高岚：《从民族记忆到国家叙事：明清之际(1644 —1683)江南汉族文士的文学书写》，四川出版集团， 2010 年版。

其中的苗和蛮代表着帝国眼中苗疆的两类族群。前者是业已被历代王朝征服且有土官、土司作为朝廷代理的“熟苗”后者则是未经改造、不服统领的“生苗”。对此，帝国的苗疆再造便同时包含了对熟苗当中土司、土官的去除和对剩余在生苗境内所有“化外之民”的收编和驯服。顺治十四年(1657 年) ，清廷令吴三桂、赵布泰等由中原分头西进和南下，大军攻打云贵，继而灭除南明王朝，宣告统一天下。随后又在云贵设“经略”，置“总督”，留兵镇守，恩威并用，使其与直隶、两江等各处总督、巡抚一道，内外呼应，拓建大清帝国。可见，对云贵的攻占和剿抚，是清帝国赖以创建的转折和基础之一。基础一旦奠定,“开辟”即成为统治者花大力步步推进的艰难要务.开辟就是开疆辟土.对新帝国而言，其含义有二，一是对前明政权的推翻和替代，其中有沿有革；一是在拓占版图内对历朝影响均未抵达的“生苗”之地进行新的征服,其中剿抚并用.此二意合为一体,相应的举措便是:弃明朝,兴大清;废土司，派流官 (及移民)；剿土著，兴教化.清代有专论黔省“开辟”者，日:“黔处万山中,土不厚于西北，财不富于东南，而其地则在所必开,”此论首先即指出了高原山地的区位落差，然又为何强调“在所必开”呢?理由是历代的过失与本朝的扬弃，“历代所为，羁縻蓄之。前明百战辟之，我朝礼乐征伐，多方定之。”意思是说，由于历朝放任或有武无文，导致四处不宁，直到大清礼乐并用，才使天下安定。

以此观照,1657 年之后清朝在云贵逐步实施的“改土归流”, 实质即是新帝国承前启后的又一轮开疆辟土,夺取天下.新王者实施的所谓“改土归流”既是在政治和军事上除掉土官制、服土民，更是在社会和文化上令朝廷命官对苗民实施教化，强行一律：破除传承久远的本土传统，荡除民族文化的自主性，中断内涵丰富的地方性知识⋯⋯一句话，令苗民追随王者，化土人流。这一点与前朝王者的所作所为一脉相承，别无二致。对此，前人的研究已有不少，只是角度不同，观点各异。张中奎的论著有所推进。他把清帝国的“苗疆再造”简化为彼此关联的双层模式，即：

A ：“生苗”一“熟苗”一“，民人”

B ：“新疆”一“旧疆”一“腹地”

张著总结说：清帝国“开辟”苗疆，用武力把苗民征服，在苗疆设厅置县，安屯设堡，建立新的社会统治秩序。清帝国的目标是使“新疆六厅”的“生苗”化为“熟苗”“熟苗”化为“民人”；“新疆”变为“旧疆”，“旧疆”变为“腹地”①

结合夷夏交错的多元历史，张中奎指出，清帝国在苗疆实施的这一改造模式不是孤立个案，而是普遍存在于历代帝国的拓疆史。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清帝国对苗疆的开辟是承继而非起始。其中欲使苗疆“由生变熟”的举措，应该说至少自先秦文献对“莫非王土”及“五方之民”的王制式表述起便已萌生。在笔者看来，以帝国统治为核心，把秦以来的王朝史连接对照，并由此考察包括云贵在内的区域演变，是重现本土话语和剖析王朝叙事的关键。遗憾的是这本应得到加倍重视的问题，却被不少后世史家在所谓的正史书写中不是以“地方行省”的人为区划加以遮掩，就是完全站在王者立场上“抑土扬流”，对帝国征服者破坏夷夏多元领域内文化多样性及地方自主权的举措和后果熟视无睹，毫无反省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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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中奎．王化进程下的“苗疆再造”思考 [D ]．成都：四川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