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外交

一、李鸿章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活动
（一）“以夷制夷”思想
鉴于远交近攻的合纵连横之术，李鸿章为了维持中外相安的局面，以致力于对内自强的洋务运动，他采用了林则徐、魏源早已提出的“以夷制夷”思想。

这一外交策略日后则成为李鸿章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

“以夷制夷”作为一种处理对外关系的策略，起源于春秋时代。

鸦片战争期间，这一策略又被重新提了出来。

李鸿章在同光年间根据列强虽有联合但也有竞争这一复杂的国际形势，也积极采取“以夷制夷”思想。

他深知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要想在国际社会中站稳脚跟，就必须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战略，因此他鉴于此种情况，就竭力想利用各国矛盾，来达到“以夷制夷”进而以求自存的目的。

李鸿章运用这个方法最得意的一招就是处理与英国有关云南马嘉理案的交涉。

由于英国侵略缅甸，法国侵略越南，中国西南边疆出现严重危机，云南直接受到威胁。

英法两国力图分别从缅甸、越南开辟一条经云南至我国内地的捷径。

1874年，英国派军官柏郎率领近200人的武装“远征队”从缅甸出发，到我国云南探测路线，英国驻北京使馆派翻译官玛嘉理从北京经云南入缅接应。

1875年2月，马嘉理带领探路队擅自入境。

因于当地曼允山寨景颇族群众发生冲突，马嘉理被打死，此即“嘉理案”。

英国政府利用此案向清政府提出了广泛的侵略要求。

在谈判中，英国公使威妥玛以绝交、战争相恐吓。

李鸿章故意将谈判与修改《天津条约》中的通商条款问题结合起来，用来吸引各国政府对中英谈判的注意。

当时俄、德、美、法、日、奥六国公使都在烟台观看海军操练。

李鸿章通过赫德的调停，把威妥玛接到烟台会晤，并对此次会谈“故示整暇，往来谈宴”，[1]315表示不急于商谈此事。

在清皇帝万寿节那天，请各国公使及提督等赴宴庆贺。

各国公使议论纷纷，觉得马嘉理一案中，滇抚岑毓英下令杀人一事并没有确凿证据，不应该提岑来京问罪。

次日，李鸿章与威妥玛会谈时，威妥玛取消了这一要求。

李鸿章通过此次谈判的胜利，被外国人视为外交能手，他本人亦对此次谈判之结果甚为满意，也对“以夷制夷”的效果感到很高兴。

李鸿章还积极向朝鲜输出他“以夷制夷”的高见。

1876年初，日本以武力迫使朝鲜签订《日韩江华条约》，为其吞并朝鲜奠定了基础。

1879年8月26日，身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在致朝鲜原任太师李裕元书中说：“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亦与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然日本之所畏服者泰西也，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统与泰西通商制日本，则绰乎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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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把遏制日本侵略野心的希望寄托在列强身上。

尤其是后来发生的还辽事件使他对俄国政府的“诚意”深信不疑。

就连西太后也主张“一意联络俄人”，以牵制其他列强。

于是，李鸿章前期“以夷制夷”的联英策略转变为一意联俄。

1896年6月，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将举行加冕典礼，于是事前通知清政府派专使参加。

最终李鸿章被任命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赴俄。

在清政府的授意下，5月3日李鸿章与俄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开始秘密谈判。

并于6月3日签订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

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认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以使其牵制日本。

至此，他以为找到了一个真心帮助中国，又足以牵制日本侵略野心的盟友。

在他回国途中，对自己“联俄制日”的成果沾沾自喜，并在上海时对黄遵宪说：“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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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须和戎”思想
在四面环敌，且国力无以对抗的情况下，运用外交手段，努力争取和平局面，并利用中外相安的局面加紧变法自强，以图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这种“外须和戎”的思想成为李鸿章外交思想中又一个重要的策略方针。

在李鸿章看来，弱国与列强打交道应尽力避免战争，即使暂时承认他们的既得利益，或者扩大部分利益，只要能够保全和局，也应该忍痛为之，并相信中国总会有强盛的一天。

因此，李鸿章在遇到中外冲突时，总是尽量避免战争，主张“衅非自我开”，力求“息事宁人”。

但是，李鸿章为达到“外须和戎”的目的，可以不问是非曲直，甚至可以置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于不顾。

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人被杀而侵犯台湾。

当时日军在台湾受到台湾人民的顽强抵抗，损兵折将，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依照两国的实际情况，中国不但处于有理的一方，而且有力量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台湾。

当时清政府已派船政大臣沈葆桢为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同福建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等筹划设防事宜。

而李鸿章却惧怕开衅，他认为在福建设防并不是要用武力，而是“统筹大局，不能不姑示羁縻。

”[3]就连总理衙门也惧怕日本铤而走险。

日本方面摸透了李鸿章和总理衙门的心思，就此要挟中国。

李鸿章的目的只是日本撤军，保全和局，为此甚至不问是非曲直，竟然承认日本所为是“保民义举”，并接受日本提出的赔偿50万两军费这一荒唐要求。

中法战争中，李鸿章“息事宁人”、“外须和戎”的思想暴露得更为彻底。

他在1883年奉命督办越南事宜，统率两广云南军队时，既不去前线布置防务，又不赞成抵抗法军的挑衅。

他说：“若与法人开衅，彼必分遣兵船扰我海口，顾彼失此，尤与根本大局有防”。

[4]21在中国军队在北越战场上溃败后，法国提出让中国放弃越南，并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等四项条款，并委托前天津税务司德璀琳带至天津交于李鸿章。

李鸿章接信后认为机会难得，遂于1884年4月20日将信报送总理衙门，“似将来此事收束，亦只能办到如此地步……与其兵连祸结，日久不解，待至中国饷源匮绝，兵心民心动摇，或更生他变，似不若随机因应，早图收束之有裨全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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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还在增派援兵问题上从中作梗，以致清军遗失战机。

法国舰队侵犯基隆失败后，清政府命南北洋大臣拨调兵舰增援福建水师，而北洋大臣李鸿章却拒绝派援，并且自弃信心道：“开衅即不可收拾，与之战，法始必负，继必胜，终必款。

”[5]89就连其亲信刘铭传在台湾被法舰封锁而向李鸿章电请派援时，李鸿章仍然按兵不动，回电：“毁闽船不过数刻，难与之敌。

”[4]24最终在李鸿章“力保和局”这一大局的目标之下，中国不败而败，与法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

二、对李鸿章外交思想及其活动的评析
（一）二重性
过去史学界认为李鸿章办外交是一贯地妥协投降，其实他在对外交涉中也进行过努力的抗争，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和迅雷论文发表最好的最值得信赖的论文发表网请联系客服民族的利益。

这种既妥协投降又积极抗争的特点就是其外交思想的二重性。

妥协投降的一面，前文已有叙述，积极抗争的一面在他几次主要的对外交涉中也都有具体体现。

在中日马关谈判中，张荫恒、邵友镰被日本赶回国后，李鸿章被清政府授予和谈全权大臣。

在赴日谈判前夕，李鸿章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企图凭借“以夷制夷，联夷制日”的外交手段阻止日本割地、赔款的要求。

李鸿章请求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调停，田贝却说：“他的行动是应当背向欧洲列强面向日本……完全放弃企图获得干涉的想法。

”[6]李鸿章又请求俄、英、德等国公使调停，均遭拒绝。

李鸿章煞费苦心地寻求列强出面干涉日本的目的是为阻止日本索地赔款，尽管目的未能实现，但他的这些活动，却给日本造成了威协。

致使日本也积极开展外交活动，特别是获得英、俄两国好感，从而加紧了与列强之间的勾结。

当时日本提出了非割地赔款即不能罢休的要求，李鸿章对此极其愤怒，他说：“割地之说，不敢担承，假如占地索银，亦殊难揩，户部恐无此款……窃以为中国壤地固难轻以与人……但能争回一分，即少一分之害，伏念之行，本系万不得已之举”。

[1]220李鸿章到日本后，在与伊滕博文等人谈判时，其态度也是“敌所已据处，争回一分是一分，其所未据处，丝毫断不放松也。

”
[1]231 他被日本浪人刺伤后，愤然地说:“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廷宕误国乎?……我宁可无割，此血以报国也……舍予命而有盖于国亦有所不辞!”[1]240这至少可以说明李鸿章并非把主权、赔款随意送给日本。

在谈判中，李鸿章还抓住日本库存银以及日本报界所揭露的此次军费只花八千万两的情况，极力与日本交涉，要求日方减少赔款数目。

日方开始提出赔款三万万两，后经李鸿章力争减至二万万两。

此后，他仍数次请求日本再减少五千万或二千万两，然而日方却仍“一毛不拔”。

关于割让台湾。

三月十七日，李鸿章致总理衙门电说：“惟台湾倭兵未到，即欲相让，无理已极，断难轻允。

”[7]17次日，总理衙门复电说：“为今之计，或允其割台之半，以近澎台南之地与之。

”[1] 241十九日，李鸿章回电说：“即使会晤，再行磋磨，割台之半，亦不必允。

”[7]22二十日，总理衡门复电“即遵前旨与之订约”。

[1]245由此可见，李鸿章在赔款、割地问题上，在赴日前后都进行过抗争，最后同意割让辽东、台、澎，也是遵循清廷的旨意办事的。

1873-1875年中国同秘鲁订约时关于华工问题的谈判也显示了李鸿章的这一面。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许多华工被骗往秘鲁做苦力，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又备受虐待直至大量死亡。

1873年秘鲁遣使来华谈判通商条约，李鸿章对秘鲁虐待华工情况表示强烈抗议,并说如这个问题未能得到正当解决,就不与之立约。

1874年中秘再次谈判后签订了商约,作了禁止拐骗掠卖华工的规定，同时订立调查华工境况的专条。

当时驻美副公使容闳奉李鸿章所派前往秘鲁进行了3个月的调查，取得华工仍然遭受迫害的证据。

1875年秘鲁遣使换约时，李鸿章即以这些证据使对方无法狡辩,不得不通过照会的形式再次作出维护华工权益的保证。

虽然腐朽的晚清并不能使保护海外华工的问题得到真正解决,但总使秘鲁华工情况有所改善。

总之，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确实取得了一定效果，使贫弱的中国在夹缝之中能有一个立足之地而不至于亡国灭种，并且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国所遭受的损失。

“外须和戎”的方法也使中国能有一个较为缓和的外部环境来进行洋务运动，增强国力。

他的这种既抗争又妥协的外交手段对当时内政外交困窘的清政府来说，无异于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这就是李鸿章对近代外交和中华民族做出的贡献。

（二）李鸿章外交失败的原因
李鸿章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值得浓墨重笔的人物，与他主持的洋务运动和外交是分不开的，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他政治生涯中的全部内容。

然而他的外交也像洋务运动一样归于失败。

其原因固然众多，根本的还是清政府的腐朽落后。

一个封建专制帝国绝不可能战胜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历史大势所趋。

单从个人方面讲，当时朝廷中能够对国际局势认识较为深刻的，李鸿章算一个，他认识到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在此种情况下，中国必须要变。

但是，李鸿章的国际意识和知识相对于当时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政治家来说则是明显地稍逊一筹。

这主要体现在他把“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奉为不二法门。

虽然，他曾经利用这个策略，成功地解决了“滇案”。

但是，这只是个例，在很多情况下，这个策略是起不到什么效果的，他在所有的对外交涉中都对某几个或某一个列强抱有很大的希望，则明显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在中国都有共同的利益，这个共同的利益能够使列强之间暂时把矛盾搁置起来。

正是由于李鸿章没有认识到这个根本的问题，以至于他在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中是步步失误，最后导致了难以挽回的局面。

从当时的国际局势来看，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只有靠自己的真正强大，才能在世界中争得一席之地。

而当时的中国恰好与此相反，整个国家积贫积弱，在对外交往中根本就不被看重。

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掀起了新一轮的瓜分狂潮，列强们随时都准备独霸中国，中国面临着亡国之危。

这些是当时国际形势的显著特点，而中国的外交正是处于这种恶劣的环境之中，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有说，李鸿章的外交，有可取之处，也对近代中国做出过一定的贡献，但最终还是归于失败，固然有个人因素，但是最大的原因还是由于当时腐朽没落的清政府没有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

参考文献：
[1]复旦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2]转引自蔡尔康.李鸿章历聘欧美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5：第11页.
[3]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M].北京：三联书店，1980：第1卷第78页.
[4]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电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卷3.
[5]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奏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卷3.
[6]蒋世弟等编.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M].北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第238页.
[7]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电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卷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