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拜物教的当代意义

谈马克思拜物教的当代意义

摘要：“拜物教”一词最早是指一种将物当作神灵而崇拜的宗教，而马克思则对这一词赋予了新的内涵：对商品的崇拜。“拜物教”在当代中国的存在及其社会影响不容忽视，体现为腐败现象和消费主义等。文章探讨“拜物教”与腐败现象和消费主义的关系，并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其意义与可能从中得到的反思，认为马克思的拜物教思想对于当代仍然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拜物教异化腐败消费主义当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a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4-037-04

一、问题的提出

“拜物教”（fetishism）一词事实上并非是马克思提出的，而是由法国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查理斯·德·布罗斯在1760年所提出的{1}。“拜物教”最初的含义并不像马克思所表述的那样，而是“拜神教”的对称，指“灵魂观念尚未明确产生之前，原始人把某些特定物体当作具有意识的物体而加以崇拜的宗教”{2}。而马克思所说的“拜物教”，指的是“对某种事物的迷信”{3}，具体来说是对商品的迷信，马克思对“拜物教”这一词赋予了新内涵，或者说马克思对这一词进行了拓展。马克思根据费尔巴哈对宗教崇拜的解释对这两种“拜物教”进行了区分，而后一种“拜物教”就是我们常说的马克思的拜物教。

马克思的拜物教思想事实上最早在他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

稿》（下文简称《手稿》）中就有所体现。马克思在其中提出了“异化劳动”的问题，并从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的自我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异化和人同人的异化这四个方面{4}进行了分析。劳动产品的异化，指的是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不归其所有却反过来与其对立并成为奴役劳动者的手段的现象，正如他所说的“异己的存在物”{5}；劳动的自我异化，则是劳动产品的异化的根源，因为劳动的自我异化使得劳动不属于劳动者自己而属于企业主，从而其劳动的产品也不再属于他自己{6}；人同自己的类本质异化，是前两种异化的必然结果，劳动作为生命的活动，变成了“维持肉体生存需要的手段”，劳动者“把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他们本来应该能够自由地生产，而异化劳动却剥夺了他们的生产对象，从而使他们的人的本质与自身异化了{7}；而最后，这三种异化又进一步导致了第四种异化，即人同人相异化，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其他人的关系才能得到实现。这四个方面实际上存在着层层递进的关系，它们并不是相互独立或者并列的，而是互为联系的。从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中不难洞见他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拜物教”的影子，“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是通过物与物的关系，即商品与商品的关系来表现的……商品成为一种独立于商品生产者之外的神秘力量，并支配着商品生产者的命运，因而商品生产者就像崇拜偶像一样崇拜商品”{8}，从中可以看出“劳动产品的异化”和“人同人相异化”的影子，而这里的劳动产品已经发展成为了商品。商

品后来则又进一步升级为货币和资本的形式{9}。

马克思对“拜物教”的分析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存在的经济关系之下进行的，但其意义远不仅仅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还在于其对商品、货币、市场经济等经济范畴的社会影响的二重性分析，或者说是辩证法分析，从而超越了意识和观念，具有普遍的意义。本文并不是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保护带”来进行分析，而是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硬核”来分析问题，因而并不局限于马克思的形式逻辑。

马克思的“拜物教”不仅在于它的理论意义，还在于它的现实意义。“拜物教”的影子在当今社会中并没有消失，在当代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商品拜物教的关系不容忽视。正如袁恩桢（2007）所说，公有制并不是商品拜物教消失的充分条件，更何况我国还有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因而“拜物教”对于当代的中国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另外，“拜物教”的含义并不局限于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分析，它根源在于一种对本质关系的“掩盖能力”{10}。

本文旨在探讨中国当代体现“拜物教”几个重要的现象，并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尝试给出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对这些现象的启示及可能的政策含义。

二、拜物教与腐败

（一）腐败现象及其与拜物教的关系

腐败，是古今中外都存在的一种现象，而对腐败这一现象的看法，

有反对也有赞成。赞成者甚至提出了“润滑剂”（grease）和“政治黏合剂”等说法，但事实上这观点都禁不起推敲，而反腐败仍然是世界潮流。wei（1999）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腐败会导致一国经济效率产生很大的损失{11}。许多国家的事实表明，腐败程度与企业管理者同政府打交道所花费的时间成正相关关系{12}。由此可见，腐败是一种不好的现象。

那么，腐败具体是怎样的现象呢。简单地说，就是以公权谋私利。如果要更具体些，可以参考张军在“委托—代理”框架下的一个定义：“如果一个第三方试图以贿赂手段来影响代理人的话，那么他可以向代理人支付一笔钱，而这笔钱并未并未上缴委托人。不论这是否违法，或是否与委托人的利益相冲突”{13}。而根据贺卫的定义，腐败指的是由于考虑私人的金钱或地位利益而偏离作为一个公共角色所具有的正式职责的行为，或是违反那些旨在反对谋求私利的规则的行为{14}。从这些定义中不难发现，腐败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或者说是对物质利益的崇拜行为。虽然腐败也存在对地位利益的追求，但这种对地位利益的追求是建立在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之上的，没有物质利益很难谈得上有地位。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腐败是官员（虽然他可能不是工人）对物质利益的盲目崇拜，而看不到自己存在的真实意义。

腐败，启示本身也是一种“拜物教”或者“异化”的现象。在当今社会中，腐败实质上是一种新形态的“异化”——“民主异化”。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引申出来，劳动者在此处变为了纳税人，

而政府则是由纳税人民主“生产”出来的机构，本来应该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政府却反过来成为了支配纳税人权利的力量，纳税人本应该是国家的主人却成为了自己所创造的政府的支配体，由纳税人民主推举出来的政府官员与纳税人发生相互“异化”，并且不断侵害纳税人的权利{15}。这种“异化”本质上就是一种“拜物教”主义，是对“政府”而不是“商品”的崇拜。

在这里，本文似乎脱离了“拜物教”的本意，但事实上这种新形态的“异化”是马克思“劳动异化”的“硬核”的在新的机制下的进一步升级，或者说是对马克思“拜物教”的继承与发展（“保护带”的拓展）{16}。马克思的“拜物教”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分析的，形式是资本家通过对资本的垄断特权实现对劳动者的控制；而这里的升级在于，分析是在有政府管理的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税款的垄断特权实现了对纳税人（劳动者和资本家）的控制。政府以某种理由通过征税来直接地笼络资金，政府和资本家一样戴着“善”的面具，他们微笑着承诺这是一场公平的交易，但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黑箱”之中到底真正发生了怎样的交易{17}。

腐败不仅仅是在今天，而是自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之日起{18}，就很大程度上是“拜物教”的结果了。虽然在奴隶和封建时代纳税人还谈不上国家的主人，在这样的社会下个人被剥削似乎是一种事实甚至是反到是一种道理，但不可否认的是纳税人事实上被剥削了，而且这里官员与纳税人的“异化”形式仍然是成立的{19}。但在旧社会，政府似乎也不需要戴上“善”的面具，也不必要在“黑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