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娃传》大团圆结局的形成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李娃传》大团圆结局的形成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深刻地触及知识分子个人、家族乃至整个社会，影响到人们的思想行为、社会伦理规范、价值观念与习俗制度等各个方面，无数士人在为其左右的时代艰难跋涉，演绎着人生百态，也借笔端述说着一己悲欢。

在此背景中，因进士与狭邪间密切而广泛的交往所导致的政治前途、社会伦理与私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是掩盖在凄美哀婉的才子佳人故事表层下的政治、文化本质，也是当时传奇创作的重要文化情境。

《李娃传》通篇浸透着科举制度影响下的社会风尚的灵魂，是唐代科举与文学紧密结合的范本。

它述说了一个由妓女把沦落市井的衣冠士子打捞起来，重新送入政治社会的主流，在社会认可的伦理、价值层面上重塑自我的时代传奇。

一个因女色而沉沦，并获得重生的回头浪子故事，在以政治生活为核心的中国社会有着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与现实需求，曾引起绵延不绝的传播与接受热情。

《李娃传》以其所开创的才子佳人故事的新模式，不但成为唐传奇同类作品之翘楚，且将社会风尚与科举密切关系的主题引向深化。

作品先以公子金尽、娼家绝情反转了情节方向，继而以李娃脱离娼门、孜孜劝学使叙事再度逆转，于极尽跌宕之中两度把个人从群体中区分出来。

前次反转是合逻辑的情节发展，目的在使荥阳生与原属社会阶层的分离；而极具迷离之感的“娃情弥笃”一语作为挽回叙事方向的依据，又使李娃与其所属阶层、环境自觉分离，独立面对荥阳生及其所属的阶层。

这两度分离既是荥阳生重生的希望，也是李娃重塑自我的途径，最终体现的是科举的价值。

科举与助学的成功是浪子与妓女回归与进入主流社会阶层的唯一条件，“文战累胜”自属必然，乌鸡也因之变成了凤凰，成为两全其美的时代传奇。

这哪里是对士族婚姻制度的背叛，对自由婚姻的颂歌？这是一对本非佳偶的青年男女在符合社会风尚的条件下侥幸的意外收获，高居个人情感与意愿之上的仍是家世利益与世俗荣辱。

在此意义上，冯梦龙《警世通言》卷三一《赵春儿重旺曹家庄》是对《李娃传》精神与主题的回应；而卷三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则深刻揭示了此类情爱在现实生活中不可逆转的悲惨结局。

“三言”惯以主题的对偶关系为排列文本之例，作为题材与
主题虚实相间、相反相成的一组文本，正反映出文化情境的历史延续性在文学与现实中的反映。

应予指出，喜剧性的《李娃传》与悲剧性的《莺莺传》、钟情的荥阳生与“善忍情”的张生并不冲突，一个是为社会伦理认可的情爱模式，一个则对此种危险关系的警诫：除非遇到扭转乾坤的李娃、否则仍只能游戏风月、负心忍情。

士子的人生目标如一，行为自难例外。

无论作品结局如何变化，其本质均当于此求之。

《李娃传》故事与社会现实事实上是扞格不入的，历史事实与文本描述的矛盾常常使囿于历史真实的艺术观为之困惑，个中缘由即在其解决矛盾冲突手法是得力于对艺术逻辑的遵循。

唐传奇是具有独立品格的文本样式，叙述方法与结构的发展使其得以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使离奇怪诞的情节想象在特定语境中取得艺术的理性，得以文本自足的事实斩断了与历史的联系，代之以纯粹的艺术原则，《李娃传》正具这种特征。

《李娃传》的笔法在荥阳生中第后与李娃受封之间，充斥着大幅度地时空转换、情节的急速跳跃和人物扑朔迷离的活动，一扫前此的写实之风。

虽使小说情节得以衔接，但这种变化本身就显示出叙述者规避现实矛盾的动机，虚构色彩在此表现得尤为突出。

因而对信从历史事实的接受观而言，则造成了接受障碍，导致人们对故事结局的普遍怀疑。

并使研究者在复原故事过程的设想中往往脱离文本现实及叙述者的目的，或陷入“过度诠释”的泥淖，刻意抬高文本的思想性；或陷入艺术与历史的矛盾难以自解。

我认为，解决这一矛盾本是小说的目的，如何消除矛盾，使李娃跨越身份差别更是小说叙述的重心所在。

易言之，正是因为欲求改变李娃命运的强烈愿望，迫使叙述者加强了控制文本的力度，直接造成小说后半段的叙事特征。

叙述者确是费尽心机，从设置李娃因情助学的伏笔始，借助简洁、跳跃的笔法刻意使情节发展超脱于历史之上，以此寻求对现实矛盾的规避，故后半段的叙述运行于艺术的虚空之中，是诉诸于虚构世界的愿望表达，全不能以事实衡之。

对于具有强烈历史感的读者而言自不免生硬之感，但对化解制度、伦理与人的愿望之间的矛盾仍不无助益。

所以，宋元以后的《李娃传》诸剧将情节集中于主人公的感情纠葛，则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作的精神。

《李娃传》后半段的主角是荥阳公，文本在深层叙述中潜藏的是这个娴于世故的官僚施展移花接木、瞒天过海伎俩，以使李娃进入士族阶层的叙述目的。

为了规避此一目的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叙述者运用其无边的权力，实际上把自己放到了这一中心位置。

此段情节疑点颇多。

首先，以“生亲戚满朝”的根基，“授成都府参军”不合唐代及唐传奇中文人入仕的最佳途径与通例。

成都府蜀郡在至德二载(757)定为南京、置府(按：天宝中尚为郡治，属上州)，佐吏带参军衔共十四员，最低品级为从八品下，已不算低，但这是外官。

唐人起家以校书郎及正字为公认最优的位置，虽止正九品上下，却非擢上第不轻授。

或是畿县尉，虽止正九品下，却是由地方转入中央的捷径。

此两途也可合并，以校书郎等入仕，转为畿尉，复入即拾遗或监察御史。

与由普通县尉入仕，需历多任才得为畿尉出入甚大。

而由校书、正字转畿尉品级下降，再转拾遗等职也未见提高，唐人却均视为升职，可知荥阳生起家大有问题。

最可疑的是荥阳公迁成都府尹，致父子任职一府犹不可信。

这都暗示了叙述者对文本的控制，荥阳公是幕后操纵者，其任职成都与荥阳生携李娃至剑门守候，是两条线索既定的交汇，其化解矛盾的手法可称老到。

“生因投刺，谒于邮亭。

父不敢认，见其祖父官讳，方大惊，命登阶。

抚背痛哭移时，曰：‘吾与尔父子如初。

’”此段刻画令人感叹，既是一种真情流露，也是化解矛盾的本质所在。

然后，“命驾与生先之成都。

”是在表面上与李娃脱离关系；“留娃于剑门，筑别馆以处之。

”旨在改头换面以树立新的形象。

“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备六礼以迎之，遂如秦晋之偶。

”被正式礼聘的李娃应该有一个清白出身了。

至李娃受封时，生“累迁清显之任，十年间，至数郡。

”十几年光阴已逝，时空的延宕与转换无形中减轻了旧闻的压力，是满足世俗伦理规范所必须的行为方式。

解释这一奥妙颇嫌辞费，叙述者的运笔却很轻灵，关键即在叙述者对语境的依赖。

于此，文学作品表现出是艺术而非历史文献的性质。

在此，论者往往举出唐贞元十五年德宗封李师古、杜佑、李栾妾媵为国夫人的史实作为《李娃传》结局的历史依据，以寻求与历史的平衡。

但是，这仍是一种视小说为历史再现的陈旧文学观在作祟。

首先，小说与历史在当时以至后世所引起的接受反应并不相同，人们视李娃受封为对其节烈行为的回报，而将德宗之封视对国家制度的破坏，是在藩镇割据的历史
条件下，中央政权对军阀胁迫的屈服。

其次，既使此事对叙述者有所影响，也只是在情节设计上受到了启发，两者内涵大异其趣，因而叙述者的情节安排仍着眼在艺术表现，而非历史再现。

最终本文认为，是创作观念的更新使作品回避了与现实的矛盾，而读者则多在接受了作品之后，才会考虑情节的合理性，这时叙述目的已经达成，阅读快感已经发生，这正是叙述者追求的目标。

一个深受科举与仕宦诱惑的时代本身就易于产生强烈的荒诞色彩，荥阳生的复活居然与一种“幸运的”堕落有关，而悔过的妓女则不期然地赢得飞来之福，狭邪之恋在科举杠杆的调节下取得微妙的平衡，展现出作为矛盾统一体的现实世界的真实面貌，使作品在主题层面形成强烈的反讽意味。

在整个中唐爱情传奇中，李娃的形象是卓然独立的。

在《莺莺传》、《霍小玉传》等作中，女主角完全是被动的、情感化的，从未真正介入科举过程。

也许正因其深陷于情感世界，而促使男主角的行为更受制于科举，对失范情感的逃避与对功利的强烈追求适足以构成因果关系。

而在白行简笔下，李娃主动跳出了不切实际的个人情感天地，转移到社会伦理与政治所要求的轨道上来，与士族的政治利益保持一致，是其不俗，亦是其入俗之处。

清焦循在《剧说》卷四中说：“乃余览白行简所述李娃始末，颇多微词者，何与？归自竹林，憩于姨宅，目笑手挥，以他语对。

蝉蜕之局，娃与闻之矣。

迨夫雪中抱颈，拥入西厢，惧祸及身，非得已也。

”正此谓也。

以李娃这样在生存方式、思想倾向、情感追求等方面都远离主流社会的个体能够自觉地使自己的思想与之趋同，实见社会风尚之力的强大与影响之深远。

明清《李娃传》剧目中的“剔目”与“剪花容”等血腥场面更把伦理宣教的功利内涵推向极致，也基于其行为的合规范性与合逻辑性，叙述者丰富的人生体验使对人情的摹写与社会心态紧密吻合。

总而言之，白行简对李娃命运的安排绝非出于一厢情愿，而是出于对社会风尚与现实的深刻理解，并使作品蕴藏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极为深入。

《李娃传》虽以喜剧收结，但“与生三任为代，故谙详其事”一语仍警告读者：如果其事为真，因旧事已被成功掩盖；如果为假，则不过是一故事而已。

清狭邪小说《花月痕》写韩桥与伎人采秋相恋，韩累官至封侯，采秋则得一品夫人封典，在清代亦属难能，但旨在同韦痴珠与秋痕的困顿对比，说明人生的虚无与偶然。

谢肇淛说：“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
昧之笔。

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

”(《五杂俎》卷十五)想像与虚构的世界本于现实，又游离于现实，是作家表达特定情感与思想的理想环境。

小说家池莉说：“不虚构就没办法说实话。

实话就像攀援植物，只有在别人的大树上，才能够开放自己的花朵。

”虚构与想像创造了不尽真有的东西，是为了却一个在现实中无法圆满的梦，这是《李娃传》主题的最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