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90年代文学的商业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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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90年代文学的商业化倾向
以《废都》为例在90年代,也就是在改革开放16年之时(1993年)贾平凹先生发表其新作《废都》,一时高居畅销榜前列,但也就是1993年下半年,它又被主管部门列为禁书,关于此书的评论众说纷纭,这里暂且抛弃对此书的主观评价,分析以其为代表的90年代文学的发展潮流所造成的影响。
90年代的文学潮流有比较成熟的9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和处于发展状态的新写实主义、新状态、新历史主义、大众文化思潮等思潮,其中又因为大众文化思潮中的作品受众面最广而又最缺乏专业的文学性语言文字,再加上那个时代一般读者知识文化水平的限制以及文化传播事业的大力推广(如出版社骤增),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群众对文化作品的渴求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
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版商和作家都面对着一个机会,一个类似于名利双收的机会,所以当时的文化市场非常混乱,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市场化的商业社会中,文学的人文主义精神价值正在被淡化,文学日益边缘化和泛商品化。
但很不幸的是,不知道有意无意,《废都》的出现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作者贾平凹曾这样说:“《废都》出版前,我被文坛说成是最干净的人,《废都》出版后,我又被说成文坛最流氓的一个……” 那为什么有如此的反差呢,我们一起走近《废都》
《废都》的内容在这里不用太多的文字说明,因为主观感觉难免有时偏颇,暂且从当时各界的反应来分析,《废都》的出版到被禁和被禁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通过记者与田珍颖女士的采访记录来了解
“这本书刚出来的时候,社会上各种反响特别大,您作为责任编辑听到的是批评多,还是肯定多?”记者问。
“开始的时候肯定多,很多评论家都写了评论,比如雷达、白烨他们,几乎没有人回避不写。”田珍颖还清楚地记得新书出版的空前盛况:“那天平凹在王府井新华书店签名售书,很多读者早早就去了,排的队很长,我们出版社的领导分秒不离地陪同,这也是我们北京出版社历史上没有过的事情。”
但是风雨来得也很迅猛。贾平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那年上半年,全国都在说《废都》,当时针对《废都》的批评有些就超出文学的范围。《废都》出版时,大量的是正面评述,但后来风向突变,当时香港出版了一本《废都大评》,出版时压缩了一半篇目,好评文章被压缩了,批评文章占了主体。“一夜之间我成了流氓作家、反动作家、颓废作家,帽子戴得特别大。”
田珍颖记得1993年北京的那个春天还没过完,书就被禁了,“时间非常短,社会舆论一夜之间就变了,我觉得平凹还没有放下他的兴奋,就受到当头一盆冷水。”
流言四起时,贾平凹曾突然“消失”,他后来对记者称自己当年好比是“休了一个产假”,此产假专为《废都》而休。1993年9月初,贾平凹“不辞而别”悄然隐身,一时有关贾平凹“失踪”的小道消息漫天飞。
-编辑和贾平凹共同承受巨大挫折
贾平凹与文学评论家谢有顺的一次对话里,曾如此谈及《废都》对自己人生和写作的影响:“在我一生中,对人情世故了解得深刻的有两次,一次是‘文革’中我父亲被打成了反革命,其次就是关于《废都》的争论。”
贾平凹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废都》带给他个人的灾难是最多的。“《废都》留给我的阴影影响了我整个90年代,给我带来的是,‘誉满天下,毁满天下’。《废都》出版前,我被文坛说成是最干净的人,《废都》出版后,我又被说成文坛最流氓的一个,流言实在可怕……”
《废都》被禁后,出版社和贾平凹合同就没有再执行下去,“作者和编辑压力都很大,谁也不可能去坚持合同,事情就不了了之了。”田珍颖说,当时的状况对于作者只是一种舆论压力,但对她和出版社的同事们有行政压力,谢大钧同志被调离,她受到行政处分,并因此而退休。但十六年来,田珍颖始终和贾平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贾平凹不太会发短信,两人就电话联系,“他经常不接别人的电话,但是只要是我的电话,平凹随时随地都接,这一点关系,是《废都》给予我们的,是永存的。”
青年周末:《废都》被禁的挫折,是您人生中一个很大的挫折吧?
田珍颖:非常大的挫折,还有一些不便多说的经历。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贾平凹年长,阅历比较多的人,所以我比他承受的应该更多一些,有些经过的细节,我从来没跟贾平凹说过,他是从其他地方知道我受了处分,以及这中间的过程。”
就是这么一段采访记录,我们看到当时《废都》所涉及到的社会层面的复杂,有出版社,主管部门,作者本人和他的朋友,更多的是那些读者,据调查,93年北京出版社以及其他出版社共出版100万余册,而被列为禁书后,因为其禁书的名头和其中确实掺杂有对性描写的过多文字,盗版书商共印发出1200余万册。
接下来对《废都》专业的文学类作品的分析,这里截取两段李建军先生对《废都》的评论,虽然带有偏激的嫌疑,但其中却也暴露出这不作品本身的缺漏所在...
1,《废都》的反现代性表现在反“对话”性方面。。《废都》中的几乎所有人物,讲的都是一种半死不活的缺乏当代感和新鲜感的语言,一种缺乏心理内容和意义感的语言。
在《废都》中,“的”和“了”出现的频率高到令人无法理解的程度,仅第82页,就在句末出现了17次“了”和12次“的”,拿腔做调,令人厌烦:妇人(唐宛儿)说:“这实在过意不去了,我们巴不得去认认门的,也该是见见师母了。可请那么多人,我们是什么嘴脸,给你丢人了。”庄之蝶说:“已经是朋友了,就别说两样话。宛儿,是你托夏婕把一只玉镯儿给了我的那口子了?”妇人说:“怎么,师母不肯赏我的脸儿吗?”庄之蝶说:“她哪里是不肯收,只是觉得连面都没见的,倒白收的什么礼?!”唐宛儿说:“哟,什么值钱的东西!周敏念及孟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你,给夏姐儿送了一个镯儿,我寻思给夏姐儿了个了,也一定要送师母一个的,就托她送了去的。”庄之蝶就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儿,说:“你师母回送了件东西的,倒不知你们喜欢不喜欢的?”妇人便先拿了过去,一边绽,一边说:“师母有这般心意,送个土疙瘩我也喜欢!”绽开了,却是一枚古铜镜儿,呀地就叫了:“周敏,你快来看的!”(第82页)
2.废都》的作者喜欢用“兀自”一语,在这部小说中,据我的不完全统计,他至少用了26次,但没有一次是用对的。
据权威的《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年)的解释,“兀自”有两个义项,一是“径自、公然”,一是“还,仍然”。如朱秋娘《采桑子》词里,就有这样的句子:“梅子青青又带黄,兀自未归来。”这里的“兀自”,就是“还”或“仍然”的意思。又如《喻世明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三巧儿见不是丈夫,羞得两颊通红,忙忙把窗儿拽转,跑在楼后,靠着窗沿儿坐地,兀自心头突突地跳一个不住。”这里的“兀自”,也是“仍然”、“还在”的意思。
通过上面对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作品出炉后社会各界的反应以及作品本身相对比较客观的论证,我们不难看出,在90年代的中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大众对文化作品特别是文学作品的需求还比较盲目,国家法制的不完善以及出版行业的不稳定,导致某些文学作品受环境影响表现比较突出,由此表现出明显的商业化趋向,作者个人思想情感表露与读者乃至整个社会的理解南辕北辙,更是当时文学创作的一个很大的弊端,这个年代的这种现象已经成为历史,我们不能改变。但若作家能够以此为鉴,去掉些许浮躁,还原文学净化心灵,表露真心的初衷:出版商能够更多的承担起引导社会知识普及,促进文化事业建设的责任:政府能够更好的宣传优秀文化,加强法制建设,保护作者知识产权:盗版书商和读者能够多买一本正版书,更好的尊重作者,尊重自己便是我发表这些愚见的最大目的所在..
附:2009年7月,被禁16年的长篇小说《废都》获准再版,重出江湖。
内容没变北京出版社的旧版《废都》和解禁后的《废都》在文字内容上并没有区别,也未做文字的删减,字数和页数基本一致。
“现在能再版,首先说明了社会的进步、社会环境的宽松和文坛关系的回暖。这些年来,社会价值观已经渐渐发生了改变,人们对文学的认知度提高了,对文学的评价也不仅仅像上世纪90年代初那样,道德评价、政治评价占主流,而是回到文学本身。”贾平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