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邪学说的现状分析与展望

【关键词】三因学说中医病因和病机

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方式的改变，现代医学的干预，当代疾病谱发生了极大变化，新的、错综复杂难以治愈的疾病日益增加，为中医药学认识、治疗疾病不断提出挑战。近20年来毒邪学说作为中医病因学说的一种，受到广泛关注，但其发展应用中也存在诸多不足，现分析如下。

1 毒邪学说的发展概况毒邪作为中医病因学说之一，从《内经》时代开始，即已奠定了其理论基础，后世医家多有充实与发展。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临床实践的发展和现代病理机制研究的深入，对传统毒邪的认识得以深化和拓展，大量的研究成果面世，内容包括毒邪的界定、历史沿革、病邪性质、致病特点、相关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等方面。近3年来，有关文献主要集中在毒邪致病的机制探讨方面。毒邪学说已成为现代病因学与治疗学研究中新的视点与热点。但经过20多年的发展，毒邪学说经历了兴起、昌盛，但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甚至有悄然沉寂之势。究其原因，涉及了从中医疾病观到当代疾病谱变化的方方面面。

2 毒邪学说的困境与分析

2.1 与疾病可知、可治理论的矛盾《内经》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也缔造了中医学的疾病观。目前大家所公认的“疾病可知、可治观”，即由《灵枢》的“拔刺雪污论”发展而来。《灵枢·九针十二原》曰：“今夫五脏之有疾也，譬犹刺也，犹污也，犹结也，犹闭也。刺虽久，犹可拔也；污虽久，犹可雪也；结虽久，犹可解也；闭虽久，犹可决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说也。夫善用针者，取其疾也，犹拔刺也，犹雪污也，犹解结也，犹决闭也。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由“拔刺雪污解结决闭论”奠定的“疾病可治、可知观”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历史观的，在2 0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有效地指导着医疗实践，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累累硕果。但疾病的可知是有限制的，受限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技术水平。疾病的可治性是有条件的，要受到患者机体的承受能力、依从性、疾病的发展阶段、医者的专业水平、医疗技术的现状等各种条件的影响。《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曰：“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蚤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即全面地论述了影响疾病可治性的诸多因素。清·程钟龄《医学心悟·医中百误歌》更是从医家、病家、旁人、药中、煎药5个方面总结了100种影响疾病治疗的不当言行。随着时代的发展，诊断技术的进步，人类寿命的延长，疾病谱的改变，新的疾病、新的医学难题不断涌现。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特定疾病的不可知、不可治，成为无法回避的事实。如果忽略了这些因素，来考察毒邪学说的作用，会发现毒邪学说对临床缺乏有效指导，一种对实践没有有效指导作用的理论，当然不会被看作好的理论。

2.2 辨证论治体系的缺失纵观中医学2 000余年发展史，一种学说的确立，均以相对完善的理法方药体系，亦即辨证论治体系的形成为标志。以温病学为例，其学说萌芽于《内经》、《难经》、《伤寒论》，发展于唐宋元明，形成于清。其形成即以叶天士《外感温热病篇》确定卫气营血的辨证论治体系为标志。而《中医脑病学》不能脱离《中医内科学》独立，正是因为其辨证论治体系还是以五脏为中心的脏腑辨证体系。一种产生于临床实践的中医学说，只有当其可以据之以立法、组方、遣药，即指导实践时，才可称作完善。毒邪学说在理论上已基本完备，毒邪的内涵与外延、历史沿革、病因病机演变、临床特征、涵盖的疾病种类与预后等已阐明。但确定为毒邪致病后，应采用何种治则治法，选用何方，或如何组方，方中如何加减用药，基本上是空白。这也是导致毒邪学说逐渐没落的重要原因。

2.3 涵盖疾病谱的难治性毒邪学说涉及的疾病范围广，种类多，涵盖了内外妇儿各科，

有广义疾病范畴如心系疾病、恶性肿瘤，常见病、多发病如急性脑血管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高血压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少见病、疑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肝豆状核变性、成人斯蒂尔病，危重急症如急性心肌梗死、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还包括放射性肺炎、化疗毒副作用、运动性疲劳等难以归类的疾病，总数超过100种。上述疾病，或多或少的具备迁延性、复杂性、难治性、致残性、致死性等特征，无论现代医学还是中医学，在治疗这些疾病时都有束手无策的无奈感，其中很多疾病根本不存在治愈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