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霸权

文化霸权

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的世界上，时时感受着并亲身参与着某种“文化力”的相互作用。这个文化的世界是历史地形成的多样性的存在，是多种文化共存的世界。不同的历史发展造成了各种文化之间现实的差别，每种文化都整合为一定的实力并表现出这种力的强度。因此，在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中，势均力敌极为罕见，更常见的则是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区分。从理论上讲，我们可能更倾向于认为各种文化都有平等存在和发展的权利。但理论上的平等不能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文化世界中领导权或霸权的存在与作用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

既然是现实，首先就必须认真面对，进而才能积极应对。这种面对和应对不能仅仅停留在事实层面上，就事论事，穷于应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于文化领导权或文化霸权的理论研究，是文化研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西方学者，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期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理论观点。中国学术界需要在充分借鉴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自己对当代世界文化领导权或文化霸权的理论认识。只有这样，才能更自觉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持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在世界性的文化交流中使中华文化现代化。

对于文化霸权，本文主要从以下四点展开：

1.葛兰西及其文化霸权理论

2.宏观视角：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

3.微观视角：文化研究中的理论与范式

4.问题讨论

在文化霸权一章中本章共有七篇文章，这七篇文章的共同点是：试图解释通过媒介实现的文化统治过程应该怎样加以概念化和理解的问题。在本章的讲解中我们会从宏观层面对文化研究中的文化霸权和研究方法、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民粹主义与普通文化这三篇文章进行分析；在微观方面对文化分析、文化研究：两种范式、通俗文化与“葛兰西转向”、“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媒介研究中被压抑者的回归这四篇文章进行分析。

首先，对这七篇文章进行简单的梳理：

第一篇对本章进行了总体的介绍，并详细讲解了什么是文化研究。

第二篇文章选自雷蒙德·威廉斯的《漫长的革命》，是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对文化作了三个相互联系的定义，其中之一预见了斯图亚特·霍尔的立场，并一致认为，媒介不应该被作为“产生效果的文化"来研究，而应该作为社会价值观和意义的指示物、作为解释和评价文化意义的文本来研究。

第三篇霍尔研究了文化研究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个范例所继承的不同理论遗产。他研究了社会中代表意识形态的文化的渗透本质。第四篇中贝内特发展了这一观点，通过使用葛兰西的霸权观点讨论了关于亚文化与丛书文化的文化研究与结构主义文本分析之间的关系。这两篇文章都不可避免的指出了“意义斗争”的方式、信息的多义性本质以及文化研究的方向或“转向”问题。

第五篇（霍尔的第二篇）文章把对意识形态的关注看作是大众传播研究发展的关键步骤。按照他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观点，霍尔研究了媒介研究中的范式变化---从广泛的多元主义模式向一种新的模式转变。

第六篇凯里研究了大众传播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讨论了大众传播研究的行为科学模式与文化研究的人类经验方法之间的本质区别。凯里强调了人类学家的克利福德·格尔兹的著作的重要性，认为对于传播文化学来说，理解和阐释当代文化使用的符号。

1．葛兰西及其文化霸权理论

1.1安东尼奥·葛兰西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是意大利共产党领袖。他的文艺理论著作大

多写于狱中，战后得到广泛的传播和研究。他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观和克

罗齐的“艺术即直觉”的观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提出创

立“民族－人民的文学”的口号，对文学与社会生活，作家与时代、人民，作品

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艺批评的任务，作了精辟的论述；同时对许多古典作家

和20世纪重要的文学现象作了分析和论述。葛兰西奠定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的基础。

葛兰西的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

1.早年革命活动（1891—1919）在都灵大学受到克罗齐思想的影响；1913

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1919年，创办《新秩序》周刊

2．作为意大利共产党领袖活动时期（1920—1926）担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与法西斯的议会斗争

3.狱中生活和写作阶段（1926—1937）1926年被捕入狱写作《狱中札记》1.2文化霸权

文化霸权最初由普列汉诺夫在1883年-1884年间作为推翻沙皇的策略之一提出的。其后，列宁使用这个概念，指出无产阶级不要躲避资产阶级的革命，而要领导社会各阶级去争取推翻沙皇的胜利，同时不能放弃对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之后，

经过葛兰西的完善，才成为了一个概念。

葛兰西在二十世纪初期，见到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未发生如马克斯所预期的发生革命，因此提出了文化霸权的概念来作进一步的探讨，希望能够对资本主义社会作更深入的了解，并依此来订立更有效的革命方针。

根据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理论，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导向无产阶级革命，而且必然先在工业化的欧洲爆发；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在这过程中将产生与革命运动相应的文化与政治上层建筑。虽然马克思早在1848年就如此预言，百年后的工业化国家工人仍然没能达成这个任务。

葛兰西针对马克思主要强调社会经济结构，而对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的影响以及个人的主动性较不重视的情形加以修正。他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指出了一个政权的维持，是需要政治的强制力加上霸权文化的力量配合，而后者来自于在市民社会的配合之下，以包括如教育、大众传播媒体等对于大众的潜移默化，造成了工人阶级的虚假意识，使此一霸权得以维持。在所谓先进工业化国家中，文化霸权的力量尤其隐密而强大。

因此，要霸权有所转变，必须由知识分子先以所谓的“阵地战”进行长期准备，与社会上的许多集团合作以及并逐渐促使其意识形态的转化，取得了此一基础之后，方能进一步使霸权转移。

尽管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论起源于对阶级斗争状况的分析，这套理论可以应用得更广。根据葛兰西的理论，当前盛行的文化范式既非自然的，也非必然的；相反地，我们必须从包括机构、实践及信念等等的文化范式中分析其支配结构。

葛兰西的这种理论能更进一步解释社会文化与政权变迁的过程，并且更强调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主动性作用，可以弥补马克思过于重视社会经济结构的不足之处。

2.宏观视角：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

2.1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诞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从诞生之时起，它就将其研究视角从媒介效果、受众态度和行为变化的主流大众传播研究转移到更加广阔的环境上。

文化研究结合了社会学、文学理论、媒体研究与文化人类学来研究工业社会中的文化现象。文化研究者时常关注某个现象是如何与意识形态、种族、社会阶级或性别等议题产生关连。“文化研究”和“文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人们一般认定，“文化研究”源于20世纪60、70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的研究方向和学术成果（此即“伯明翰学派”），其代表人物有理查德·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