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学

程子“读论语孟子法”中的诠释学维度思考

王大庆

（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中国哲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学号：2010020023）

摘要：宋明理学家程颢、程颐在对《论语》、《孟子》的阅读中，总结出一些自己的读书方法，在这些读书方法中，蕴含着经典诠释学的方法论维度，与西方诠释学发展历程中先后提出的理解和诠释过程中的“诠释学循环”、“心理移情”、“视界融合”等理念相契合，是中国古代经典诠释学发展水平的实证和代表。

关键词：程子“读论语孟子法”诠释学维度

宋明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继承、改造并发展儒家思想，使儒学以理学的形式得到推进和复兴，在对儒家伦理纲常进行逻辑重建和哲学论证过程中，特别是对《论语》、《孟子》的阅读，总结出了自己的一些读书方法，在这些读书方法中，蕴含着经典诠释学的方法论维度。本文试图通过与西方诠释学理论的比较，对程子“读论语孟子法”中所蕴含的诠释学维度进行阐发和思考。

“诠释学循环”维度

程子曰：“凡看文字，须先晓其文义，然后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晓文义而见意者也。”

在程子这段话中，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三个词：文字、文义、意。文字，即记录经典的汉字；字义，是文字本身的独立含义；意，即文意，这是一系列文字所表达的意义在一个文句中的连缀和综合。

伟大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64）以及他的追随者们借鉴古代修辞学的观点，发展出了《圣经》诠释的“诠释学循环”（Hermeneutic circle）原则：文本的一切个别细节都应从上下文（contextus）即从前后关系以及整体所指向的统一意义即从目的（scopus）去加以理解。（1）

那么，我们不难发现，程子所讲的“文义”，即“文本的一切个别细节”；“意”，

即“从整体所指的统一意义”。读书的过程即是对文本诠释的过程，因此离不开对语言文字的字义的理解，程子在这里也强调，“凡看文字，须先晓其文义”，要读书，必须先理解字的基本意思。但是，单独的汉字或词语，特别是在汉语言文字中，往往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外延，我们没有必要去寻求这种单独的“文义”，因为重要的是，我们的目的是要“求其意”，所以，我们只需将这些字义进行连缀和综合，“从上下文即从前后关系以及从整体所指向的统一意义即从目的去加以理解”，这样，就可以使“文义”内涵和外延缩小至文本合理意义的诠释理解范围之内，从而进行正常有效的理解。很明显，我们能够看出，程子注意到了“文本”与“意”的关系，强调了“先晓其义”的前提性，同时也强调了“求其意”的目的指向性，其中蕴含着“诠释学循环”的维度。

在程子“读论语孟子法中”，又如：

程子曰：“《语》《孟》只剩读着，便自意足。学者须是玩味。若以语言解着，意便不足。”

程子在这里，又强调了对文本的“玩味”，仅仅“以语言解着，意便不足”，文字除了有其极为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外延，还受着文本整体的约束和限制，这种约束和限制究竟是处于何种范围和程度，把握得如何，便关系到我们对文本理解的如何，那么，就需要我们着实下一番功夫，即程子所讲的“玩味”，这种“玩味”也就是“诠释学循环”维度上的诠释方法。

程子对这种经典诠释方法进行了特别的强调：

或曰：“且将《论》《孟》紧要处看，如何？”程子曰：“固是好，但终是不浃恰耳”。

有人主张只对文本中的重点部分进行阅读，也就是我们讲的对文章重点的选读和跳读，程子对此进行了委婉的批评，认为“固是好”，可以省力气，可以走捷径、抓重点，但“但终是不浃恰耳”，这样进行阅读，终究不能对文本进行全面、恰当或更为贴切的理解与诠释。也就是说，程子十分重视将“文义”放置于文本中的整体理解，这也正是“诠释学循环”的要旨。

“心理移情”维度

程子曰：“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

可不治而明矣。读书者当观圣人之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圣人之所以至于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书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可见矣。”

在我国古代，文人才子们总是怀着一种“言必古”情结，皓首穷经去努力达至圣人的思想，这里我们且不谈对此种思想的批判，只从读书法的角度去看，这种“言必古”的情结追求，非常类似于施莱尔马赫时代的那种追求古典文化或作品的“原意”的热情。

程子这里指出了读书的目的是达到“圣人之意”，即“读书者当观圣人之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就是说，我们读经典的目的，就是要了解古人寄寓在经典中的“本真”的含义；同时，程子也指出了达至“圣人之意”的路径，即“句句而求之，书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也就是，在熟识经典语言及其“文义”的基础上，要仔细品味，认真思索，平心易气，努力使自己的心意达到与圣人之意的契合。这里其实就是一种“心理重建”的过程，一种“心理移情”的方法。

施莱尔马赫在其诠释学理论中，提出并强调了心理的解释在理解过程中的必要性。由于语言本身的流动性和多义性以及语言运用中的个体差异性，无论读者是从读者自身的语境出发还是从读者与作者的共同语境出发来解读文本，都有可能产生某种误读，很难准确把握作者的原意。在他看来，要把握作者的原意，关键是要重建作者的语境，只有从作者的语境出发才能真正地理解和解读文本，但对于作者语境或者说对作者历史情境的“物理重建”是不可能的，于是施莱尔马赫提出了作者历史情境的“心理情境”重建方法。也就是说，读者要把握作者在所创作的文本中表达的原意，就必须通过一种“心理移情”方法。（2）程子讲：“句句而求之，书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这里的“求”、“味”、“思”都是动词，即探求、品味、思考，以至于达到“平其心、易其气”，尽可能地将自己的个人主观性压抑到最低限度，从而通过这种“心理重建”来完成“心理移情”的目的，更好地接近对作者通过经典文本所要表达的“原意”的理解。然而，程子也注意到了这种“心理移情”的程度受到读者自身知识结构，认识水平乃至于偏见的影响，这种影响程度的不同便造成了对经典文本阅读后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