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立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的思考

关于建立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的思考法官的职业保障既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考量法官职业化的重要指标。是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根基。笔者结合基层法院和当前法官待遇的实际，就加强法官的职业保障，谈几点看法和建议。

一、法官职业保障之基本内涵和相关规定

(一)法官职业保障之基本内涵

法官职业化是指“法官以行驶国家审判权为专门职业，并具备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和职业地位。”如何理解和提高法官职业保障，我国《法官法》和《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规定，所谓法官职业保障，是指法院通过法官职业化建设，建立和完善法官的职业保障体系和运行机制，全面落实法律赋予法官的职业权力和职业地位，从制度上确保法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同时依法保障法官的职业收入，保护法官的人身安全和合法利益，增强法官职业的尊荣，维护国家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法官职业保障的内涵较为丰富，它包括法官的职业权力保障、职业地位保障、职业收入保障、职业安全保障、职业教育保障和职业监督保障等内容。

职业权力保障是指保障法官应当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坚决排除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任何个人的干预，坚决排除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职业地位保障是指法官一经任用，除正常工作变动外，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职业收入保障是指法官应拥有相对丰厚的经济收入和稳定可靠的物质生活保障，以免后顾之忧，防止钱物的诱惑;职业安全保障是指法官不因履行职责而受到任何打击、报复、诬告、伤害等安全威胁;职业教育保障是指国家和法院应为法官提供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机会以及完善和教育培训设施相应的教育培训经费;职业监督保障是指法院通过建立健全符合法官职业特点的监督制约机制，强化法官的自律与他律，完善既能严肃查处法官违法违纪行为，又能充分保障法官申诉、控告权利的程序，以确保法官依法履行职能，公正司法。

(二)法官职业保障的有关规定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法官职业保障的规定主要有以下一些：我国《法官法》在总则第4条中明确规定：“法官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并从以下几个方面规定了法官享有的职业保障权利，即：一是法官在依法履行职责时应当具有法定的职权和工作条件;二是法官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三是法官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四是获得劳动报酬、享受保险、福利待遇的权利;五是法官的人身、财产和住所安全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六是参加培训的权利;七是提出申诉和控告的权利。法官的职业收入保障见于《法官法》第34条至第36条规定，具体内容为：法官的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根据审判工作特点，由国家规定。法官实行定期增资制度，经考核确定为优秀、称职的，可以按照规定晋升工资，有特殊贡献的，可以按照规定提前晋升工资。法官享受国家规定的审判津贴，地区津贴，其他津贴以及保险和福利待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法官法》赋予法官的职业权利，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至今有些职业权利尚未落实或没有完全落实。因此，亟待通过法官职业化建设，建立和完善法官的职业保障机制，全面落实法律赋予法官的职业权利和应享受的职业待遇，维护法官职业应有的尊荣，确保法官依法履行职权。

二、法官职业保障的现状

长期以来，由于没有意识到法官职业的特殊性，把法官看成了大众化的职业，国家干部成为所有包括法官在内公职人员的统一称谓。所以法官的职业保障等同于一般公务员，甚至在一些贫困地区还赶不上一般行政部门。《法官法》颁布以后，法官的任职、惩戒、待遇、身份保障等方面的问题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从全国来看，法官的职业保障有了明显的进步。但各地发展并不平衡。在经济发达地区，《法官法》的各项法官职业保障制度贯彻的比较好，但在经济贫困地区，仍然没有得到要本性改善。他们仍屈服于各种地方势力之下，在生计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谈司法公正、独立审判等问题显得言不由衷、勉为其难。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笔者从事基层审判工作多年，认为法官职业保障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障碍。

(一)司法权地方化的障碍

受司法与行政合一的中国传统诉讼体制的影响，我国的司法机关在设置上按行政区域化分逐级设立，且各级法院的人事权现阶段主控于地方组织人事部门，经费保障依赖于地方政府，依照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人权与财权的失缺在逻辑上就必然导致司法权的非独立性——即“司法权地方化”，这与

司法权作为一种国家公权力应具的统一性相悖，也与必须以司法部门为主体支撑的法官职业化建设模式相离。在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历程中，没有司法部门相对独立的人事管理机制与经费保障机制，保障法官实质性上的职业独立性便仅具有了法律概念上的意义，这种与法官职业化理念相悖的职业保障机制将从根本上制约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与未来，不得不令人担忧。据笔者了解到实际情况，基层法院的经费保障、人事任免、职级评定、人才选拔与交流等都受到地方相关部门不同程度的制约，甚至基本上由地方党政部门全盘掌握，法院作为具体的用人部门却实际上没有用人的选择权，或者说法院系统至上而下并不注重人事权力的把握，仅把自己放在一个被动接受的位置。仅就这一点，我们可从近10年人民法院不开展人材招录工作而由地方组织人事部门随意调入的实际情况中可见一斑，体制上的受控或者人为的放弃决定了法院法官职业保障在现阶段只是一种理想的期待，在基层法院谈法官职业化建设更是任重道远。

(二)司法权行政化的障碍

法官职业化是指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专门职业，并具备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和职业地位。这种职业的特定性要求职权的行使也必须具有特定的职业保障机制，即符合司法审判工作运行规律的司法独立机制。但受现行司法体制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司法权在法院内部也被高度行政化。从法官职业保障的角度分析，司法权行政化的体制因素需要重点从二个方面加以研究：其一，对法官人事的行政化管理。法官是一种很独立性和专业性的职业，是司法权的法定载体，具有主体地位。因此，对法官的人事管理必须不同与对行政人员的管理，但从司法实践来看，对法官的业绩考核、选拔任免、交流调整等全部移置了行政机关对行政干部的管理模式，法官被客体化成了行政化管理的对象，这种管理体制并不符合法官职业特点，不利于法官职业化建设发展。其二，对法官职权的行政化运作。法官依法办案是法官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核心，但从基层法院的实际看，多数法院在审判权的行使上采取了一种“折衷”手段，即法官依法审判与领导审核把关相结合，这表面上看是对审判权的慎重行使，但实质上却是对法官依法办案的一种行政限制，裁判文书的逐级签发既是对法官职权的一种行政化剥夺，也潜在地降低了法官的司法责任心，影响法官对审判权行使的严谨性。即使在实行审判长选任制后，这种司法权的行政化行使在基层法院仍没有根本改变。

(三)法官职业社会化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