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

论“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

摘要：中国古代传统的思想是“重农轻商”、不言利的,商人的地位也比较低下,反映在文学中商人的形象也非常不堪，但是到了明代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商人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三言”、“二拍”等白话小说为代表，塑造了一系列鲜活、复杂的商人形象，表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时代特征。他们不管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以鲜活、复杂的面貌展示在了世人面前。

关键词：“三言”“二拍”商人正面形象反面形象

1 引言

在当代商人的重要性已深入人心，不管是在文学中还是影视中商人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可是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我们却发现从秦代到元代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描述商人的画面是非常少的，虽然在当时商人的活动不一定逊色。这是由于传统文化中的重农抑商的思想浓厚，孔子少言利，孟子不言利。并且在司马迁的《史记》这一号称中国“正史”之祖中也有言“崇势利而羞贱贫”。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尤其是商人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也越加频繁，形象也更加丰富。

随着历史的发展，商人的群体发生了分化，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一是大商人，他们经营布匹、茶叶等大宗买卖，因而具有较雄厚的经济基础，较高的政治地位。他们中有许多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形象中时常带有书生气息。这些人进而为官，退而经商，在历史上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二是中等绅商，他们经营规模不大，但是都有自己的店面。他们一般较为精明，勤俭。比如在对晋商描述中“白金之家，夏无布帽；千金之家，冬无长衣；万金之家，食无兼味……”在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小富即安的思想，他们在积累一定财富，便买房置地，转为地主。

三是小商贩，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大部分是城市市民和农民组成。他们的普通文化素质不高，谈吐也比较粗俗，但也以勤俭和能吃苦著称。他们是中国商人重地位最低，生活最艰苦，实力也是最弱的群体。

由于在古时商人的出身复杂多样，也就造成了他们的形象差异万千。在古代文学中对商人刻画的增多是从明朝开始的，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市民阶层很快发展壮大，商人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状况反映在文学中就是市民文学的兴起，“三言”“二拍”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

2中国古代传统中商人的地位

中华民族传统思想以农耕文化为主，自始至终都排斥商业文化和游牧文化。即使在“百家争鸣”这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商业及商人的评价也是极低的。《韩非子·五蠹》中提出“其商工之名，修治苦之器”，“据沸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将商人视为国家的蛀虫，《管子》中“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这些思想理论的提出，为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政策和思想定下了基调，也深深地影响几千年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舆论环境。儒家思想作为古代中国封建社会统治的纲领，

“义”作为其的最高标准，这就使与其相反的“利”的思想往往被压抑。而商人作为追求“利”的重要主体，社会地位必然是极低的，这可以从商在四民“士农工商”占末位体现出来。商人形象在千百年的漫长时间里始终处在反面、弱势的地位，备受歧视和否定。在我国的文学发展史中，“除了史书当中偶尔涉及以外，在14 世纪以前，文人很少关注这个商人社会集团；见之于文字的商人形象往往是在小说和笔记当中，而当时仍被视为传统意义上庄严的文学形式——诗歌对此极少关注①”。

3 “三言”“二拍”中的商人

在宋代前，商人一直在文学作品中担当这隐身人的角色，纵然有记载要不是寥寥数笔带过，就是刻画其丑陋的一面。但是在明清时代，商人由隐身人逐渐变为明星角色，在文学作品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尤其在“三言”“二拍”这五部作品中频频出现，据不完全统计，仅作品而言，其主要表现商人生活的，或偶尔涉及商人生活的，则全部有66篇之多②。“三言”“二拍”为我们提供一个数量众多的商人形象群。从性别上看，有男女商人之别；从国籍上看，有内外商人之分；从地区看有徽商、晋商等；从行业上看，有服务餐饮、对外贸易、商品生产等不同行业；从规模上看，有小贩巨富之分；从经营范围上看，有对内对外贸易之别；从年龄上看，有年轻，也有年长的；从人性上看，有善良的，也有恶毒的；从在文章中的地位上来看有主人公，有配角，还有一笔带过连名字都没有的；从财富的来源上看，有一夜爆发的爆发户、也有点滴积累经商世家。“三言”“二拍”为读者提供了种种文学化了的异彩纷呈的历史图景和众多个性化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3.1诚实守信重义轻利

道德是长期形成的具有大众特征的行为规则，而作为道德基本规范的诚信在小说中必不可少。“诚”是儒家价值观中的一个核心范畴。在“三言”“二拍”中，但凡是诚实守信这人就得好报善终，而那些谋财刻薄之辈，或死于非命，或遭受恶报。《醒世恒言》十七卷“张孝基陈留认舅”中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许昌有一巨富之家，自己一生省俭，而儿子过迁却不学好，日夜在花街柳巷、酒馆赌坊迷恋，直至出走。老父百般教育不听，最后决定将万贯家产交与女婿张孝基，张孝基推辞不过，便精心打点钱财与米谷，几年下来，比老岳父在时家产又增几倍。且找到做乞丐的妻兄，细心调教，使浪子回头，然后促其夫妻团聚。将几年来经营之账目钱财交过迁，带着妻儿回到自家。真是“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

在儒家的思想观念中义与利对立的，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追求的义。商人是作为专门从事商品交换和买卖的人，就是以赢利为生的，商人的职业本性与中国的传统道德一开始就有了尖锐的矛盾。义利可以兼得吗？怎样将义与利统一起来呢？“三言”“二拍”中的商人用他们的实际行动给了这个问题肯定的答案，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商人生活相融的一面，塑造了不少德商、义商的形象。在“三言”《在《施润泽滩阙遇友》中，施润泽在道上捡到六两二钱银子，但是他没有据为己有，而是主动在将银钱还与施主朱恩。虽然在这过程中，主人公也有将这些钱用来为自己谋求利益，想到：“如今家中见开这张机，尽够日用了。有了这银子，再添上一张机，一月出的多少绸，有多少利息。这项银子譬如没得，再不要动他。积上一年，共该若干，到来年再添上一张。一年又有多少利息。算得十年之外，便有千金之富。那时造什么房子，买多少田产。”将商人求利的心理刻画的入木三分。在这可以看出施润泽有商人求利的本色，但在本质上倾向义。

3.2乐善好施济贫扶困

《醒世恒言》第十卷“刘小官雌雄兄弟”讲到刘德夫妇行善的事。刘德夫妇住在河西务镇，乃是各省出入京都的要路。舟揖聚泊，如蚂蚁一般。车身马迹，日夜络绎不绝。在这富饶之地，刘家自己有几间房屋，数十亩田地，门首又开一个小酒店。刘公平昔好善，极肯周济人的缓急。因他做人公平，一镇

①潘力伟《文人之书与商贾之学》北京文教出版社 2002 153—154

②邵毅平《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294—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