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社会的性质

熟人社会的性质

宋丽娜

摘要：从村庄经验层面来考察熟人社会的性质，熟人社会的基础是“自己人认同”，其现实表现是人情、面子、信任与规则。与费孝通先生关于“地缘”的论述不同，笔者认为地缘关系也可以通过“自己人认同”形成熟人社会的性质，其中发挥作用的就是“内部化机制”。由此，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可以形成不同的熟人社会组织形态，但是两者发生作用的机制重点却不同。在河南董北村，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己人认同”非常强烈，所以影响农民生活的重要机制并非内部化机制，而是“内部人行为机制”，这是因为农民要面对家族大小和姓氏区分的问题，在熟人社会圈和“自己人认同”的框架中如何行为就是农民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而在贵州聚合村，熟人社会形成的基础就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人情往来的进行，这种低成本普遍性的人情往来强化了农民的“自己人认同”，这是对于农民日常生活相当重要的“内部化机制”。地缘关系不注重家族的大小和姓氏的区分，重要的是如何把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转化为自己人，当“内部化机制”完善以后，农民可以按照熟人社会的统一规则来行为。如此，熟人社会的二维框架就可以作为分析众多村庄政治社会现象的基础。

关键词：熟人社会内部化机制内部人行为机制血缘地缘

人情

2009年元月，笔者在贵州省北部的聚合村调查，深感于当地农民频繁的人情往来。

聚合村人“做事务”的种类繁多：结婚喜酒、丧事酒、生孩子酒、寿酒、建房酒、考大学摆酒等。而笔者调查期间正临近春节，有大量农民工返乡，农民几乎每天都有几家酒要吃。就人情本身来说，聚合村一带呈现出了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在一个寨子的范围内，人情交往是普遍性的。除了亲属和朋友之间的交往，聚合村农民在谈到自己的人际交往时候经常说的一个词叫做“近邻团转”，这形象的表达了聚合村的互助和人情都是以近邻为基础进行的。一个寨子中有某户人家办事，整个寨子的人都会来帮忙，寨子是一个天然的“互助圈”。在办事的时候，整个寨子中的人家都来主家吃饭1~2天。来送人情的除了寨子内的人还包括与本寨子临近的“近邻团转”，以及各家的亲戚朋友，这些人只吃一顿饭。目前，近邻送人情的标准是10~30元，而亲戚朋友的标准则较高。聚合村人认为，近邻“整酒”的时候自己一定要去，因为“不去，下次见面就不好意思”。这个“不好意思”的作用很大，它使得一个寨子里的人结成了一个基本的交往团体，每个人都不能逃脱这个圈子，否则就可能因此失去在当地生活的合法性。

其次，人情的普遍存在延续并维持了一个特定社区基本的人际交往规则和道德底线。聚合村有个寨子叫老樱树，其中有个低保户赵某，他眼睛瞎了，孤身一人，生活非常困难。近邻都觉得自身有帮助他的义务，经常有人帮他挑水，或者帮其他的忙，而此人也有编篮子的手艺，也乐意帮助近邻编些篮子。各家办事的时候都会喊他来吃饭，当然他是不拿礼金的。像这样的事情在聚合村并不少见。几个村干部也向我们讲述了参与人情往来的重要性。黄支书认为这是“和谐社会”的表征，大家都来吃酒就是彼此的面子与人情，就算是平时的生活中有一些小摩擦，“大家一起把饭一吃，把话一说，矛盾就自然化解了，这样在寨子中谁也拉不开脸面做过分的事情。”村主任刘某认为，自己当干部之后的人情圈扩大了，因为哪家办酒自己都要去，这样别人才会觉得有面子，是自己人，那么以后干部上门做工作的时候就好做多了。总之，寨子范围内人情关系的普遍存在，保证了具有熟人社会特征的社区生活的完整和延续，人情在社区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功能。

第三，人情异化现象严重。聚合村一带的人情关系是分为两个层次的，除了以上所讲以近邻为基础的人情关系，另外一个层次的人情是亲属和朋友关系。当地人有句话叫做“整酒

就是整亲戚”。与“近邻团转”给10~30元的礼金相比，亲戚的人情费用近年来屡屡上涨，现在一个亲戚家里办事所给礼金的一般标准是1000~2000元，当然多则几千甚至上万，要根据家庭条件的不同而定。这个费用对于低收入的农民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支出，有不少农民给笔者算计近两个月已经支出人情费用好几千元，相当部分的农民为高额的人情费用所累。人情出现异化还有许多方面。比如，整酒的名目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以经济算计为标准。不断有人抱怨说某家“借故”整酒，有人孩子考上个职业技校整酒，有人建房时候盖好一层的时候整酒，盖好第二层又整酒，也有人整“上大门酒”等等。整酒有“赚头”，因为当地酒席的标准较差，一桌酒席的成本是20~50元，这样整酒是可以收到大量礼金。这样，农民家中急需钱的时候就想个名目整酒。整酒的频繁发生使得事务的置办周期变短，农民越来越想在短期内收回给别人已经支出的人情礼金。从这个意义上说，“整酒就是整亲戚”包含了两个层面，一个是在礼金的数目上，另外一个是在事务频繁的程度上。人情的异化发展销蚀了农民人情关系本身的价值意涵，农民对此的抱怨越来越多，但是又不得不参与其中。

在功能上，人情的频繁往来维持了一个农村社区——“寨子”的基本生活秩序。它使得寨子中的所有人都参与其中，化解寨子内部可能的纠纷与矛盾，并且对于弱者有救济作用。人情异化是近几年发生的事情。2008年底的金融危机使得大量农民工提前返乡，这加剧了人情异化现象。虽然人情异化可能销蚀人情的价值意涵，但是人情交往在功能上依然根基牢固。

熟人社会

笔者认为，在聚合村，以人情往来的功能为基础，寨子是一个熟人社会的单位。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本色”中对熟人社会进行了论述，首先是关于熟人社会的定位：“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费老的言下之意即为，乡土社会就是一个熟人社会，与熟人社会相对应的是“陌生人社会”。然后是关于熟人社会的信用和规则：“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费老还列举了一句话用于证明熟人社会信用的有效性：“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社会中的信用体系和规则是一个社会能否良性运转的核心。费老认为“从熟悉到信任”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即“从俗即从心”，规矩形成了，并且“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

费老对于乡土社会的经典论述成为了我们对于熟人社会的基本认识。关于熟人社会有两个层面可与费老商榷。

首先，费老把“熟悉”当做了熟人社会的基础，认为“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与其相对应的就是“陌生人的社会”，这对于中国农村是一个误会。笔者认为，把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对应是传统与现代的思维模式。如果在中国农村社会内部思考问题，熟人社会的基础和边界都相当复杂。在聚合村的经验中，人情交往使得一个寨子的生活秩序有了自我的保障，也就是具有了熟人社会的性质。这说明，仅仅“熟悉”是不够的，还要有更深层次的交往——人情。在这个基础上，人情、面子、信任、规则作为熟人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原则发挥作用。所以，熟人社会的基础和边界并不是“熟悉”，而是一个特定生活圈子的原则和发挥作用的机制，在圈子之内是熟人，之外是外人和陌生人。

其次，费老认为熟人社会运行的基础是信用和规则，笔者深以为然。但是，并不一定是从“熟悉得到信任”，真正能够让人产生信任感并且促使规则形成的是“自己人认同”。聚合村是以“内部化机制”来完成“自己人认同”的。在聚合村，人情往来使得面子、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