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人类学视野中的旅游业_东道主与游客_读后

旅游人类学视野中的旅游业

———《东道主与游客》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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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海荣

(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上海　201800)

摘　要:本文从欧美旅游人类学者对旅游本质和旅游业的独特视角,引申出作者多年来对旅游文化现象的研

究,提出居家和旅游作为互补的生活共同构成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图景;提出对民族特色在旅游跨文化交流中文化涵化的关注。

关键词:神圣旅程;拓展生活空间;转型;文化涵化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44(2004)05-0040-03

说到旅游,不绝于耳的是资源开发、景点推介,还有地方特色、天下一绝等。对于旅游业,已成的观念是进入门槛低,投资少,见效快。地方特色人人都有,开发出来,可作为拉动经济的先导产业。与此相适应,高校的旅游专业中,首先重视旅游经济学,然后是旅游规划与开发、饭店管理、旅行社管理、旅游营销或公关等。同时还有旅游文化、旅游地理、旅游资源、旅游民俗等等。

与上述情况不同,朋友近日寄来张晓萍译自美国著名人类学教授瓦伦・L ・史密斯的著作《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一书,道出旅游研究的另一种声音。它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窗户,那里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人类学界所讨论的旅游问题及提出的理论观点。这些观点可为我们借鉴,对人类旅游活动的共性揭示,则具有指导意义。

第一章“旅游:神圣的旅程”。从标题即可感知其对旅游本质认知的独特视角。早期的旅游与朝圣很是密切。那时,人们怀着虔诚的心情去朝圣,一路上则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如英国14世纪诗人乔叟在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描述了去坎特伯雷朝圣的香客们一路上的活动。我们可看到,在朝圣途中,纯粹宗教意义的活动无形中成了有旅游性质的“礼仪”,朝圣与旅游结合在了一起。《东道主与游客》的作者认为旅游活动与日常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旅游时人们的精神状态达到神圣的“高点”,它是一种有着丰富符号内涵的人类活动。旅游对人们的意义与以前的仪式活动很相似。

国内旅游界提出过“宗教旅游”概念,也有过旅游动

机的研究分析,但这仅仅是从行为方式的分类和心理层面的归纳。在人类学视野中,问题不在于宗教朝圣的旅程和瞻仰圣地的名胜游有怎样的相象。问题在于,旅游生活与居家生活究竟存在着怎样的不同。不是心理学范畴的旅游动机或目的的分析,而是要问为什么恰在后现代社会显露端倪之时旅游会风靡全球?可以肯定的是,在人类狩猎和游牧时代是不可能提什么旅游的,在人类定居但生存处境尚悠闲之时也无须提旅游。当人类需要旅游,当旅游成为服务经济的一部分而服务经济又占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过半之时,正是忍受居家生活的大众纷纷将他们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和金钱,投入旅游的日子。这样的举动成为时尚,成为世界性潮流,以至于旅游消费可以成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支柱产业。这时,我们不得不将旅游看作人类文化事件,看作人类发展史上具有普遍影响的一种生活方式。既然是这样,人们离家出游归根结底的动因是什么?在文化人类学视野中,旅游何为?

人类古时的迁徙、狩猎、游牧、漂泊、商贸、征伐乃至后来的地理大发现、移民等等,都不是旅游。但是,它们和旅游有一点相通,那就是人类生活空间的拓展。今天的地球人类,迁徙和游牧的步履已是十分沉重,漂泊的民族也已逐步融入当地的世居民族,等等,转换生活空间的古老方式失去了市场,代之而起的是互访交流、旅游和跨国经营等等,这些是拓展生活空间的当代形式。由此我们可以说:旅游是人类拓展生活空间的当代途径。如该书作者所言:“旅游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是“人类探索

收稿日期:2004-02-25

作者简介:章海荣(1953-),男,浙江人,上海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2004年第5期(总第87期)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G uizhou University for E thnic Minorities (Philos ophy and s ocial science )N o.5Oct.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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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它“使得生命变得有意义”,旅游“是一种再创造,这种再创造可以使我们从这个枯燥的世界中摆脱出来,以获得身心上的恢复”。[1]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说,居家生活和广义上的旅游作为人类生活互补的两极共同构成当今人类生存、发展与完善的图景。在这里如何定义旅游,旅游起始于何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旅游和定居各自在人性完善和发展中所处的位置,各自的功能,各自的价值及他们互补结构的合理存在。在这里,人类学似乎是从哲学的高度努力去探寻旅游的本质,书中这样强调“旅游本身还不仅只是体验一种地理上的变化,或某种状况象征性的改变。对西方人来说,他们更强调个人主义的价值,一种自立的价值,一种工作的道德伦理问题。对于他们来说,旅游是一种最好的生活,因为它有一种神圣的意义,使人激动,使人更新,使人自我完善。旅游者的旅程是人生的一部分。”[2]

《东道主与游客》的第二部分是通过一系列案例探讨了旅游业给东道国地区带来的社会及文化的影响。与前一问题相比,这部分的问题显得重要和复杂得多。这种东道主/游客之间的双向关系长期以来已成为人类学家研究的主要课题。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注意到,旅游业不仅给东道国带来经济上的收益,而且也出现了许多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旅游目的地文化的内涵发生变迁和转型,是好事还是坏事?文化商品化是好事还是坏事?旅游发展对传统文化是破坏还是挽救?对于这些问题,都不能简单地用“是”或“不是”来回答,这些问题涉及到了文化认同、文化整合、文化涵化和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的关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既复杂,又重要,必须加以深入研究,如果忽视问题或采取不正确的态度来对待,不仅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将面临极大的挑战,而且旅游业最终带给人类文化的将是灾难性的破坏以至毁灭。

因旅游业的发展而使东道国地区民俗转型的事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该著第八章介绍了一则发生在西班牙的案例。富恩特拉比亚(Fuenterrbia)是位于西班牙北部巴斯克省的小镇,镇上的所有居民每年一次汇聚到一起来,上演一部精心准备的露天表演。这是用来纪念他们的祖先在1638年抵抗法国人的胜利,那时在经历了长达69天的围困之后,侵略者最终被征服了。到这一天,作一番精心准备而盛装打扮的人们游行向小镇的广场进发。人们要么与临时配备着滑膛枪的人一齐开枪或者仅仅作为观众而欢呼。这种阅兵仪式的意义是重新上演获得胜利的场景,使全镇人民团结一致的精神得到进一步的发扬。这就是F镇的“阿拉德”(Alarde)仪式。当初,这种露天表演全由本地人参与,是本地人共同享受欢乐的节日。它提供了一场有关F镇“神圣历史”的演出场景。

随着大批游客的到来,在1969年,市政当局决定让游客观看这种露天演出,因而坚持认为,这一演出应该是

每年要举行两次。由此这种曾是“充满生命力和令人兴奋不已的事情已变成一种无法回避的义务”。这种由市政当局作出的给外来者演出的决定,消弥了该仪式活动本身的文化上的意义。这个案例说明了当旅游业成为“文化开发”的一种形式后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对此,作者说:“虽然这是一个发生在许多人不曾听说过的小地方的活动,但它包含有深刻的含义。对F人来说用来吸引游客的‘地方色彩’,实际上包括了这一本来是为当地人自己演出的重要仪式。他们通过激情表演和评论的形式来重新加强自己对这一仪式的深刻理解和认识,这是其价值所在。他们认为,他们不是为钱而演出的,而是为了加强对自己的文化信仰而演出的。F人自己的评价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但市政府却决定把这种仪式当作一种大众化的活动,以此来吸引外来游客,让他们到这里花钱。在旅游市场的竞争当中,政府把F的财富当作了竞争的财产,但这一做法却直接亵渎了这一仪式的内涵,完全破坏了其真实性和对人民群众的权威性。对此群众的反应一开始时惊慌,然后就是冷漠。他们现在虽然为钱还在表演,但却对这样的做法不赞同,因为他们认为这一仪式已不再是为他们自己表演了。”[3]

这种为迎合旅游者的需要而使传统民族习俗转型,进而是区域文化的转型,最后或许是整个经济基础和社会的转型,类似的事例在我国西南诸省并不少见。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古称九龙神山,当地百姓自古有朝山习俗,据印江县政府宗教办的研究人员说,朝山作为一项群众性宗教活动,其时间是每年农历的六月初一开始,历经三个月,至农历九月渐渐稀少而结束。在朝山之前即五月三十日,山民要举行开山仪式。所谓开山,从实用眼光看,是上山必经之道村寨的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出钱、出粮、出物资、出劳力,自带工具,将上山之路检修一番。在当地村民和信奉山神的民众观念中,作为大山子民和主人,开山是为朝山活动作个先导,作一禀告山神的礼仪。主人先走一遭,让大山,即山上的树、草、石、泉、水、动物、庙、菩萨……大山上的一切生灵、神灵都知道:今年的朝山开始了。上山的路不检修,并非就不能行走,但大山子民不开山有负主人责任,有负大山神灵,万万不可。事实上开山队伍的领头人一路上都向着大山轻声地、絮絮叨叨地喊着话,似乎是在告知山上的各种野兽虫豸,朝山开始了,你们无故不要到路边来,以免人兽误伤。上述民俗事象由笔者1995年、1997年两次上山考察确认。1998年春笔者受贵州电视台之邀,担任“名岳之宗梵净山”专题片嘉宾主持,通知赶在“开山”之日前往梵净山。我心想开山之日何故提前?待一切准备就绪,当地又来电话“开山之日推迟”。我心中更是疑惑。最后成行,摄制组赶到江口县城,了解到这里正召开盛大的旅游推介会,迎接外地游客。在山门架机拍摄时又得知,“开山”已变成由当地政府组织的一台少数民族歌舞表演。自梵净山的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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