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突破苏联模式的探索中出现的失误

浅谈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突破苏联模式的探索中出现的失误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一段很长的及其曲折的摸索，这还要从中国借用苏联模式说起。

首先要明确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苏联模式？

苏联经济模式是指斯大林时代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创立的经济模式。苏联经济模式的主要特征有三点：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二是统一的中央管理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三十商品生产只限于消费领域，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生产中不起调节作用。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曾经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迅速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和经济恢复起了重要作用，使苏联从1924年到1941年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内，完成了三个五年计划，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电气化，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国民经济公有化和计划化，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路。第一次把科学社会主义初步变成现实，在世界上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而引来社会主义在多国的大发展。就连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向社会主义这种新体制学习。战后新建立的人民民主的国家，特别是东欧地区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

当时的中国也是如此，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摆脱的，人口众多，社会主义制度赖以存在和巩固的工业化基础尚不完备，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很低，没有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农业相当落后。因此，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一个全新的课题。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苏联则对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使我们感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和友谊。而且，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显示出了强大的威力，成为同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相抗衡的重要力量。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苏联模式就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唯一效仿的典范。但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生活多样性的发展，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诸如产业结构、生产力布局不合理和经济体制、管理体制存在问题等弊端逐渐暴露出来：一是所有制方面纯而又纯，普遍实行高度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缺乏活力。二是实行高度集中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

制。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由国家计划定价，严重背离价值规律，影响生产的发展。三是片面强调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轻视农业和轻工业，造成产业结构比例严重失调。

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了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陆续发现苏联的一些经验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国情。他在党内率先提出了如何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问题，也正是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深入思考，毛泽东才进一步开始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艰难的探索。1956年4月毛泽东指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又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的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周恩来又在1956年9月八大提出了明确提出要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作为今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在这一正确方针的指导下，中共八大前后的反冒进，使党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保证了1957年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但是。这个正确方针没有能够坚持下去,由于“一五”计划提前完成，在胜利面前，中央及地方不少干部滋长了骄傲情绪，毛泽东主席于1958年发出了反对右倾保守，大干快上的号召，在宣传与实际工作中都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片面地突出“快”字，产生了消极效果，使整个国民经济都失调了。后来河南省出现了人民公社化的经验，有的声称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浮夸风逐步露头，亩产几千斤甚至万斤的消息在报上出现。不久毛泽东就发现了问题，并批评了共产风和浮夸风，但是要刹住这种向前跑的极大惯性是需要时间的。等到全国清醒时，后果已经出现，造成了农业的全面崩盘，再加上自然灾害和外国逼债，1960年底出现了大饥荒的严重后果。实际上局部天灾几乎年年都有，而那一次却是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全面崩盘。作为主要掌舵人的毛泽东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他在1960年6月撰写《十年总结》中，都提到了自己所犯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中共中央继续纠正“左”的错误，国民经济转入到了三年调整时期。

继而在1966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的支配下，毛泽东对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和国家的政治状况做出了严重错误的估计，发动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并被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利用，在这场政治动乱中多名老革命家，以及知识分子被打击迫害，国家经济遭受严重损失，民主法制遭到践踏，学术文化事业在许多方面遭到摧残，科技水平在一些领域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党风和社会风气遭到严重破坏，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又，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是我还是反对因为这场内乱全盘否定，毛泽东，我们应客观地来评价毛泽东，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他的历史功绩永远是第一位的。毛泽东同志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所犯的一些错误在主观上是时代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当时的新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不长，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研究，实践经验不足，思想准备也不足。在发展阶段问题上，毛泽东有过正确判断，提出过我国正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并说从“不发达”到“比较发达”要相当长时期。但由于实践经验不足，感性认识尚未充分，就不具备上升到成熟理性认识的条件，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原理作了教条化的理解。比如，对“社会主义是全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这一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我们当年只看重了结论——建立单一全民所有制，却忽视了前提——必须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作基础，于是在生产力较落后的情况下希望建立起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就不能不对生产力发展造成消极影响。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只是一味地求快速增长，而不遵循客观规律而导致了“大跃进”极为“人民公社”运动。同时，因为，当时国际环境的恶化，毛泽东从正确认识社会矛顿滑向“以阶级斗争为纲”；另外，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很长，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没有完全肃清加上种种其他原因，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制度化、法制化方面存在一定缺陷，也为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提供了一定条件；并且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点，在新社会中容易把已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看作阶级斗争理论认识上的错误，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我党的理论准备不够，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不可能始终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