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麒麟铺南朝石刻墓主新探

xx麒麟铺南朝石刻墓主初探
——以南朝石刻分期暨其特征差异为中心
位于南京市江宁区麒麟门外麒麟铺的两尊南朝石麒麟像，通常被认为现存南朝墓葬神道石刻年代最早的作品，对此处南朝石刻所处墓葬暨其墓主人的分析，方家亦多主张。

笔者拟从对南朝墓葬石刻的分期，以及不同时期南朝墓葬石刻的特征差异的分析出发，对麒麟铺南朝石刻墓主加以探析。

一、资料中对麒麟铺南朝石刻遗存的记载
二、麒麟铺南朝石刻的测绘数据
三、麒麟铺南朝石刻所属墓葬的研究状况
麒麟铺南朝陵墓石刻一般认为是宋武帝初宁陵石刻，但学术界对此结论争议尚多，目前主要的观点有宋武帝初宁陵说；宋文帝长宁陵说；梁代中后期陵墓说和南陈帝陵说等等。

1、麒麟铺石刻为宋武帝初宁陵的资料列举：
xx《xx陵墓考》
xx《六朝陵墓调查报告》
xx偰《建康xx六朝陵墓图考》
曾布川宽《六朝帝陵—以石兽和砖画为中心》
xx《南朝陵墓雕刻》
备注：
曾布川宽著作中指出，林树中《南朝陵墓雕刻》提出麒麟铺南朝石刻墓主为宋文帝刘义隆，这种提法有误。

因为林树中《南朝陵墓雕刻》中关于麒麟铺南朝石刻墓主为宋文帝义隆的观点援引于朱希祖《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中国提及的德国哲学博士梅兹纳，而林树中本人认可麒麟铺南朝石刻确属宋武帝刘裕
初宁陵，宋文帝刘义隆长宁陵石刻分藏于美国费城博物馆和法国吉美东方艺术馆。

2、麒麟铺石刻为宋文帝长宁陵的资料列举：
xx等《xxxx志》卷十《古迹志》
王志高《南京麒麟铺南朝陵墓神道石刻墓主新考》
朱希祖《六朝陵墓调查报告》援引德国哲学博士梅兹纳
3、麒麟铺石刻为xx后期的石刻：
菊地雅彦，《南朝石兽与东汉石兽比较研究》，四川文物2014年第1期
杨晓春，《南京麒麟铺石兽墓主问题研究补正》，《东南文化》2015年第3期
4、xx帝陵说：
杨晓春，《南京麒麟铺石兽墓主问题的再研究》，《考古》2008年第5期
四、南朝刘宋、萧梁、南陈三朝墓葬石刻特征考
学术界将麒麟铺南朝石刻所属墓葬的年代基本定义在刘宋、萧梁、南陈三朝，通过对三朝墓葬石兽进行对比，即可推断出麒麟铺南朝石刻大致的成作年代。

xx时期墓葬石刻特征：
南朝宋为南朝石刻艺术的萌生期，或曰早期，这时期石刻主要有如下特点：
第一，石刻体量小，但做工极巧。

南朝宋统治者自称为西汉楚元王刘交后嗣，在陵墓制度和丧葬礼制上，废黜晋制，复兴汉制，故南朝宋始置神道石仪。

关于南朝宋石仪制度，《南齐书》中曾有记载“宋长宁陵土遂道出第前路,上曰:
‘我便是入他冢墓内寻人。

’乃徙其表阙、麒麟于东岗上。

麒麟及阙,形势甚巧,宋孝武帝于襄阳致之,后诸帝陵,皆模范而莫及也。

”可知南朝宋帝陵石刻样本，取自襄阳，以巧著称。

诚然，巧与小并非孪生词，但考诸东汉南阳、襄阳等地的石兽遗存，不难发现，这些石刻在体量上，均不能与后期南齐、萧梁帝陵石刻等量齐观。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岗宗资墓前铭文中的“天禄”、“辟邪”,以及四川省芦山县樊敏墓、杨君墓和高颐墓等石兽，均体量适中，但姿态优美，可称巧秀。

且《南齐书》作者萧子显生于南齐，著说立说则成于萧梁。

这里所说的“后诸帝陵,皆模范而莫及也。

”当不经指南朝宋，当包括南齐在内，诚然这句评价为萧子显个人的标准，但至少可以说明的事实是，萧齐帝陵石兽的样式是仿南朝宋的，而萧齐诸帝陵麒麟的形制姿态与南阳宗资墓非常相近，亦说明南朝宋帝陵石兽的体例姿态当与萧齐相近。

南朝宋王侯墓的石兽的形制，亦仿汉制。

南朝宋曾经长期占据山东，而山东临沂、青州等地，亦为两汉时期墓葬石刻集中的区域。

东晋义熙五年（南燕太上五年，409）四月至翌年二月，东晋中军将军刘裕率军攻克南燕都城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擒杀南燕主慕容超，灭亡南燕，后南朝宋经略山东至宋文帝时期，凡三十余年。

南朝宋石刻亦应受此地域文化之影响较深。

鲁地东汉石刻以山东嘉祥武氏祠石刻为代表，东汉末年，嘉祥武氏世代为官。

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其后世子孙在武氏墓前建立祠堂。

历经沧桑变幻，洪水漫淤，现祠堂不在，余下石阙、石兽、墓碑、画像。

武氏祠东汉石兽，似狮似虎，形态古朴，不假纹饰，高度写实，体量适中，与侯村、麒麟山庄等地现存南朝石兽的样式极为相似。

武氏祠石刻墓阙与石兽并用的体例，亦对南朝石刻组合产生影响，南朝宋始创神道石刻石柱、石兽、石碑组合制度，当与受到山东东汉墓葬石刻群体例影响有关。

第二，石兽多以虎作为石兽造型的主要参照，石兽头颅方正，颈部相对短小，石兽整体做蹲踞或缓行，石兽健硕而不圆润，棱角分明，追求写实而非想象。

华夏民族的虎崇拜思想源远流长，早在上古时期，白虎就是我国巴族等少数民族的图腾，华夏族的祭祀和墓葬中也常以龙虎作为最高等级的丧葬装
饰。

，《太平经》“多畏之者，名之为虎”（畏同威），《风俗通·第八》“画虎于门，冀以御凶也。

虎者阳物，噬食鬼魅，亦能邪恶”。

以虎形作器，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把玉琥列为礼玉“六器”之一，《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白琥礼西方”，是古人在祭祀等礼仪场合使用的玉器。

良渚文化时期，在玉琮、玉璧、玉璜等许多玉器中都采用了虎头形图案，到了汉代，尤其是东汉时期，虎在驱邪、守葬方面的意义，不经在帝王、官吏阶层中广泛重视，在民间亦有深远的影响。

《周礼》上就有“居虎门之左，司王朝”的记载。

东汉学者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说：
“上古之时，有神荼与郁垒昆弟二人，性能执鬼。

度朔山上有桃树，二人于树下简阅百鬼，无道理，妄为人祸害。

神荼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

于是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御凶也。

”
而华夏民族对于狮子的认识和接受，则时代相对较晚，狮子本身并非古代中国原产的动物，而是由西域国家进贡而来。

狮子的形象和寓意在中国的流传，与佛教的流传有着紧密的联系。

汉朝以前的典籍，从未发现有狮子兽类的记载。

中国最早的狮在东汉时期。

东汉章帝章和元年(87年)安息国王献狮子给中国。

翌年月氏王献狮子。

相传中国最早的石狮为东汉所造，这可能与佛教传入中国较早有关。

传说释迦佛出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之吼云:
"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又认为"佛为人中狮子"。

又说"释家以狮子勇敢精进，为文殊菩萨骑者"，认为它是高贵尊严的"灵兽"，有护法辟邪的作用等等。

所以狮子被认为是一种威严吉祥的动物，民间常用石狮置于门前等处，以求平安。

南朝宋上承三国、两晋二百余年天下丧乱，礼制荡然。

作为取代东晋，又以西汉楚元王刘交后嗣自称的刘宋统治者，亟需解决的问题是以什么朝代的礼仪和典章制度作为自己立国之本的问题。

刘宋时期废黜晋制，重兴汉制，石刻制度学习汉代，而东汉时期，狮子和佛教在我国的普及程度以及统治阶级的推崇程度，尚远逊于南北朝。

因此，两汉时期的石兽，多以虎为石兽造型的主要参照。

从山东嘉祥武氏祠石兽，四川省芦山县樊敏墓、杨君墓和高颐墓等石兽的雕刻风格来看，均纹饰相对简洁，且具有鲜明的虎的特点，在这些石兽的身
上，并没有发现萧梁狮子形石兽身上具有狮子鲜明特征的肘部鬃毛、腿部凸出关节等特征，而这些特点应该也为南朝宋时期的帝王陵墓石刻所继承。

第三、石兽花纹简朴，不假丰富的雕琢。

第四，石兽伸出向外的前肢，而向里的前肢则向后。

即左石兽伸出左腿，而右石兽伸出右腿。

石兽爪部为四趾。

根据日本学者曾布川宽考证，迈腿的区别集中表现出不同时期不同的审美倾向。

石兽伸出向外的前肢，当参拜者沿神道前行时,会有一种被面前伸出的前肢阻挡的感觉。

石兽伸出像里面的前肢,好像对参拜者表示一种欢迎的态度。

这正是不同时代墓葬形式的表现,应该是陵墓比定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这种区别有可能与刘宋和萧齐时期天师道信仰过渡到萧梁时期的佛教、祆教信仰的流变有关。

第五，石柱相对萧梁时期较为矮小，绔纹的数量少。

南朝宋石刻法度源自东汉，从现存的东汉石柱或云墓阙，如秦君神道柱；以及与南朝时代更为接近的西晋韩寿墓表、杨阳墓神道柱等，其样式与南朝萧梁时期的石柱总体来看，风格相似。

但东汉、西晋墓表的体量和高度明显小于萧梁石柱，绔纹的条数较少，且没有覆莲宝顶、力士像、礼佛图以及忍冬纹等明显带有外来宗教色彩的组件和纹饰，墓表的风格亦更多的以传达墓表的现实用途为主，而并非传达墓主人的信仰和思想倾向。

这无疑也是佛教、祆教等外来宗教影响甚鲜的时期，我国汉晋时期陵墓制度和丧葬礼制重实用、重原始功用倾向的体现。

xx时期墓葬石刻特征：
南梁帝陵石刻的三个分期，完全体现了狮子已经完全取代虎，成为墓葬石兽的型的主要参照这一趋势的流变过程。

南梁初期，帝陵石刻仍取法南齐，或者索性因袭南齐时期成作。

梁文帝萧顺之建陵石兽，仍然采取南齐时期帝陵石兽的造型风格。

石兽通体浑圆，头、颈、身的雕刻都在极力避免棱角的出现。

石兽的步伐较大，石兽的整个身体的弯曲幅度亦大。

南梁天监七年即公元508年，梁武帝崇建修陵，
为修陵增建石兽，开启了有梁一代石兽艺术的新风气，梁武帝修陵麒麟，体态健硕，头部尤其硕大，昂首挺胸，其内中威风，不许赘言。

石刻头部之角，为南朝石刻中罕见之保存完好的作品。

双角镂空，雕于头顶，与后颈相连。

此镂空之技法，为南齐，刘宋所罕见，亦不见于后世，石兽双眼凸起，为典型南梁风格。

眼睛硕大，且炯炯熠熠。

杀气顿显。

身体弯曲很小，步伐亦不大，写实感绝强，保存完好程度亦高于其他诸陵，于三城巷五陵里可谓最佳之作。

此石刻一改南齐多重想象，重技法，重绘画与雕塑一体的风格，更重写实，重精神，重表现力。

修陵麒麟，在不脱离狮子本身之威武，俊逸特征的基础上，对翅膀，尾巴的处理，亦相对简洁。

这种对技不压神，技不赛意的重本性之美的追求，影响了中国后代陵墓石刻艺术，此后唐宋明清诸墓石仪，均鲜见似后汉南朝初期极度夸张以至略有失真之作，而均类南梁时期，以自然本体之气质为尊，而以技法仅作表现烘托之艺术主张。

相对而言，更为成熟的作品为推定为营建于南梁中大通三年即公元531年的梁昭明皇帝萧统安陵石兽，此两只石兽不仅是南梁时期最为完美的石兽作品，亦为中国古代陵墓艺术史之珍品。

狮子冲石兽相对修陵石兽，姿态更为优美，腿部肌肉更为雄峻。

而且，狮子的特征也更为清晰肘部鬃毛、腿部凸出关节等特征尤为突出。

此外，狮子冲石兽的脚趾不再如刘宋、萧齐时期石兽一样，平踩在地面，而是脚趾部位上翘，有浓重的腾云驾雾、飞升之意。

营建于南梁大同十二年即公元546年的梁武帝祖父萧道赐建宁陵和陵口两处石兽，为萧梁时期石刻艺术风格的成熟期作品，可以称之为萧梁帝陵石兽的代表作。

两处石兽头部已不采用齐代之圆雕技法为主之技艺，而多采用透雕之法。

尽管神兽的角的镂空程度远没有梁武帝修陵之彻底，但角部亦大于齐代诸墓，而更具肉感。

余感觉梁陵石兽之绝美着，莫过于双眼。

麒麟眼睛很大，且略有前凸，亦与齐陵不同。

头部的纹饰亦较前代增加。

梁代对于石兽头部的细腻，多体现在鬃毛，角与眼睛的连接处，以及胡须上。

尤其是对胡须的刻画，自此陵起，别具一格。

胡须于今日尚可数出根数。

足见功夫。

石兽身体十分硕大，傲然挺立。

弯曲程度虽远逊齐陵，但自远观之，则雄伟傲然之感颇具，如果说齐陵之美美于俊秀清风，梁陵石刻之美，则多于雄壮
威武。

胸部，臀部的刻画亦多辛苦，这两个部位支撑起石刻的整体风格。

南齐修安，永安诸陵。

胸部与其修长的颈部比，并不突出，臀部亦不壮硕，更多的是一种灵动的美。

因其重视弯曲和乘云入仙的步姿，故对此二部位并不重视。

而梁陵则更为写实，给人以呼啸成风之感，似有一兽站立于原野之上，昂首咆哮，气势夺人。

石刻之花纹，较齐代更加粗犷豪放。

与壮硕之体魄相得益彰，颇具视觉美。

石刻所呈现的立狮状，亦对后代陵寝造像产生重大之影响。

故后世多蹲狮而少行狮，恐皆察静态美更易于表现。

麒麟的嘴部张力十足，亦与齐陵有别，足见此时期石兽艺术风格的成熟。

梁简文帝陵石刻，唯成于南梁战乱频仍、国势颓唐时期，但除纹饰雕琢不及前期秀美外，石兽的体态和造型，仍沿袭中期，且狮子的特征更加突出。

其三，萧梁时期，墓葬石刻的功用性特征已经基本消失，已成为墓主人思想信仰及艺术审美的集中表现物。

南梁时期，是我国思想史和艺术史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随着江左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以及南北朝军事、经济实力的日趋均衡，双方的往来、交流取代了刘宋、萧齐时期的相互对抗和相互闭塞。

南梁时期，不经是南朝思想文化蓬勃发展的繁荣时期，亦是思想及艺术观念北学南渐，南风北纳的的重要时期。

而南朝思想上的包容、北方艺术和思想观念的流入，也体现在墓葬石刻上，墓葬石刻的功用性特征已经基本消失，已成为墓主人思想信仰及艺术审美的集中表现物。

南梁王朝思想潮流及社会风气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北方宗教在南方的蓬勃发展和广泛传播。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种宗教即佛教和祆教。

众所周知，梁武帝萧衍是历史上著名的崇尚佛教的皇帝，对佛教在南方的传播以及汉地佛教的教义形成、清规戒律的规约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梁武帝的祖父萧道赐和父亲萧顺之，与兰陵萧氏的其他宗亲一样，也是虔诚的天师道徒，但梁武帝在即位后不久，即开始推崇佛教，史料记载：
“维天监三年四月八日，梁国皇帝兰陵萧衍稽首和南十方诸佛法僧，伏见经云发菩提心者，即是佛心……若不逢值大圣法王，谁能救接。

……弟子痴迷，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

今愿发菩提心，弃迷归正；愿未来世中，童男出
家，广弘圣教，化度含识，同成正觉。

宁在正法之中长沦恶道；不乐依老子教暂得生天。

涉大乘心、离二乘念，祈愿诸佛证明，菩萨摄受。

弟子萧衍和南。

”“宁在正法之中长沦恶道，不乐依老子教暂得生天。

”而到了普通年间，梁武帝对佛教的痴迷达到了极深的地步，普通元年，梁武帝在宫中筑坛，欲禀受菩萨戒。

朝廷大臣们一致推荐德高望重的惠约禅师，因此武帝下诏道：
“道资人弘，理无虚授，事藉躬亲，民信乃立。

惠约禅师，德重人世，道被幽冥，四月八日，延师于等觉殿，受菩萨戒法。

”当佛事行羯磨忏法时，甘露天降，有两只孔雀鸟，历阶驯伏不去，武帝大悦，复设无遮大会。

武帝自从受戒以后，日唯一食，食只素菜，寝居殿所，净如沙门。

在梁武帝的影响下，其弟萧宏等，亦崇信佛教，南朝著名的佛教石窟栖霞山千佛岩石窟，就是在这一时期迎来了开窟造像的最鼎盛时期的。

从普通年间营建的帝后陵寝及王侯墓葬前的石像来看，这种崇信佛教的信仰特征，表现的非常明显。

狮子本身并非古代中国原产的动物，而是由西域国家进贡而来。

狮子的形象和寓意在中国的流传，与佛教的流传有着紧密的联系。

汉朝以前的典籍，从未发现有狮子兽类的记载。

中国最早的狮在东汉时期。

东汉章帝章和元年(87年)安息国王献狮子给中国。

翌年月氏王献狮子。

相传中国最早的石狮为东汉所造，这可能与佛教传入中国较早有关。

传说释迦佛出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之吼云:
"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又认为"佛为人中狮子"。

又说"释家以狮子勇敢精进，为文殊菩萨骑者"，认为它是高贵尊严的"灵兽"，有护法辟邪的作用等等。

所以狮子被认为是一种威严吉祥的动物，民间常用石狮置于门前等处，以求平安。

普通年间，帝后陵寝石兽的狮子特征愈发明显，而王侯墓前索性就以双翼狮子作为石兽。

普通年间成作的萧秀、萧景、萧映等王侯墓石柱上，也有着非常明显的佛教信仰的符号。

萧秀墓石柱柱额两侧下方圆雕的驮碑力士，萧景墓石柱柱额两侧的礼佛图均为明显例子。

此外，南梁石柱开始在柱额之上修建覆莲宝顶，莲花是佛教的圣物。

佛教有“花开见佛性”之说，这里的花即指莲花，也就是莲的智慧和境界。

人有了莲的心境，就出现了佛性。

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圣洁性，象征佛与
菩萨超脱红尘，四大皆空；莲花的花死根不死，来年又发生，象征人死魂不灭，不断轮回中。

佛教把莲花看成圣洁之花，以莲喻佛，象征菩萨在生死烦恼中出生，而不为生死烦恼所干扰。

佛教有宝伞、双鱼、宝瓶、莲花、白螺、如意、宝幢、金轮八种吉祥宝物，释迦牟尼把莲花放在最崇高的位置。

由于莲花在佛教上的神圣意义，佛经中把佛教圣花称为“莲花”，把佛国称为“莲界”，把袈裟称为“莲服”，把和尚行法手印称为“莲蕖华合掌”，甚至把佛祖释迦牟尼称为“莲花王子”。

莲是百花中唯一能花、果（藕）、种子（莲子）并存的。

象征佛“法身、报身、应身”“三身”同驻。

此外，华表柱额下方经常出现的所谓绳辫纹图案，极有可能表现的是佛教的另一种圣物菩提叶。

到梁武帝晚期，梁武帝曾经先后三次舍身同泰寺，南梁时期的佞佛风气达到了鼎盛时期。

刘宋、萧齐时期，自以为正统，以南朝为华夏衣冠、诗礼继承自居，蔑视北朝为夷狄、蛮荒之地。

刘宋、萧齐两朝信奉天师道，道家信仰中的传统型和封闭性，也导致这一时期，南北思想和艺术的交流很少。

梁武帝普通年后，随着江左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以及南北朝军事、经济实力的日趋均衡，双方的往来、交流取代了刘宋、萧齐时期的相互对抗和相互闭塞。

南朝开始接纳和吸收北方宗教，以及北方艺术中先进性元素。

如北方的石刻均体量巨大，以雄健高耸为尊等。

同时，南朝艺术理论中气韵生动、秀骨清像的主张，传入北朝，对北方佛教石窟和陵墓壁画、雕塑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北学南渐，北方宗教在南方盛行对南朝陵墓石刻影响较深的另一实证为祆教。

琐罗亚斯德教（英文：
Zoroastrianism）是在基督教诞生之前中东最有影响的宗教，是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也是中亚等地的宗教。

是摩尼教之源，在中国称为“祆教”。

琐罗亚斯德教是流行于古代波斯（今伊朗）及中亚等地的宗教，中国史称祆教、火祆教、拜火教。

琐罗亚斯德教是基督教诞生之前西亚最有影响的宗教，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曾被伊斯兰教徒称为“拜火教”。

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一般认为是神学上的一神论和哲学上的二元论。

琐罗亚斯德教的经典主要是《阿维斯塔》，意为知识、谕令、或经典，通称《波斯古经》。

从现有的南朝石刻遗存看，梁武帝之爱弟临川靖惠王宏，就是一位祆教信徒，萧宏墓石柱柱额上方，雕刻有两尊祭司鸟神像，即为祆教的典型形象，在萧宏墓墓碑的碑首，则雕刻有类似圣火坛的图案。

该碑刻之花纹为中央一花盘，圆穿即为花心，两旁刻有双龙拱卫；下部莲花座上面还有摩尼宝珠，左右又各有一尊屈腿伸臂、瞠目张口、肩生火焰的胡人天神。

在祆教信仰中，火焰是最为神圣的。

教徒和教士们往往在仪式中戴上口罩，以防说话时唾液溅出污染火焰。

但是也有例外。

比如在最重要的祭祀典礼上，就要用混合了麻醉物的圣水淋洒在圣火上，作为净化纯洁。

而祆教信仰在南朝的传播，则也许是与北魏中后期祆教的流行有关，而祆教信仰在墓葬遗存上的体现，北朝亦有元昭、元叉、冯邕妻元氏、元谧等贵族墓葬墓志纹饰，沁阳等地出土的墓葬石棺床纹饰等为例证。

说明了祆教在当时南北两地的风靡以及受到高级贵族的推崇。

其四，萧梁时期，南朝陵墓石刻体例中出现了的新制度和新风尚。

至迟在南梁初期，开始在墓葬石刻组合中，增建一组称为“闼”的木构建筑，史料记载，武帝即大位后，大同十年，亦朝于建陵，有紫云荫覆陵上，食顷方灭。

梁主著单衣介帻，设次而拜，望陵流哭，泪之所沾，草皆变色。

陵傍有枯泉，至时而水流香洁。

因谓侍臣曰，陵阴石虎，与陵俱创五十余年，恨小，可更造碑、石柱、麟，并二陵中道门为三闼。

园陵职司，并赐一级。

奉辞诸陵，哭踊而拜。

而这组称为闼的建筑，在梁文帝萧顺之建陵和北家边南朝失考墓石刻均有遗迹，可见为当时帝后陵寝以及王侯墓葬普遍使用。

此外，至迟在南梁初期，有些陵墓增加了石碑的数量，改双碑为四碑，不经体现了墓主人社会交往的频繁以及在上流社会的声望，亦为一时文学之佳话。

梁武帝之弟始兴忠武王萧憺和安成康王萧秀，墓葬均采用四碑之制。

史料记载，安成康王秀薨，佐史夏侯亶等表立墓碑志，诏许焉，当世高才游王门者，东海王僧孺，吴郡陆倕，彭城刘孝绰，河东裴子野，各制其文，欲择用之，而咸称实录，遂四碑并建。

宋王厚之复斋碑录，梁散骑常侍司空安成王碑，故州民前廷尉卿彭城刘孝绰撰，奉朝请吴兴贝义渊正书。

后莫友芝金石笔识，梁安成康王萧秀东碑（案此系墓前左上之碑）条云，宋张敦颐六朝事迹，谓秀墓碑二，其一已磨灭，即此碑也。

今审其额，犹可识。

另外，在南梁时期的墓葬中，出现了“反左书”的书法体例，这种书法在中国艺术史上风靡时间极短，即消声觅迹。

而在两处南朝墓葬石柱上留有真迹，弥足珍贵。

反体字是一种特殊书体，史称“反左书”。

此字体在现今发现的南朝陵墓神道石柱上仅有二例：
一是丹阳梁文帝萧顺之陵墓神道东侧石柱；另一就是萧景墓神道西侧石柱。

南朝梁庾元威《论书》：
“反左书者，大同中东宫学士孔敬通所创，余见而达之；於是座上酬答，诸君无有识者，遂呼为众中清闲法。

”正因为是游戏笔墨，众中清闲法，因此风靡不久即消失。

然南朝书法实作，今基本无存，能留存至今只有碑刻、石柱。

反左书是六朝时期书法艺术百花齐放中的一朵奇葩。

萧景墓神道石柱题字书法整齐严谨、笔画匀称和谐。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揖》中称赞它是“平整匀净之宗”。

xx时期墓葬石刻特点：
刘宋、南齐、南梁三朝，均于帝王陵及高级贵族墓前铺陈神道，在神道上雕置石兽、碑表等石刻，就目前发掘的相对断代明确的两座南陈墓葬，即南陈义阳郡公黄法氍墓及观子山南朝大墓均没有发现石像生，南陈可能废弃了盛行刘宋、南齐、南梁三朝的帝王墓葬石刻制度。

旧说南京市江宁区上坊镇陈陵路（旧名石马冲）的两尊麒麟为陈武帝陈霸先万安陵石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