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经》的表现手法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论《诗经》的表现手法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赋、比、兴是《诗经》独特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在《诗经》的许多篇章中都能够灵活自如地运用，同时赋、比、兴也体现了《诗经》的诗歌艺术，对创造诗歌意境、表达诗人情感起到很大作用，也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

“赋”按朱熹《诗集传》中的说法，“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说，赋是直铺陈叙述。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其中《国风》中的《七月》就是典型的代表，是一篇叙事性较强的作品。讲述了古时候的农业生产生活和当时奴隶们一年到头的繁重劳动和无衣无食的悲惨境遇。开头先总体概括了全年的生活，接着叙述了每个月的不同农活：采桑活动、纺织染色、狩猎、收拾居处、收获储藏、杂役等，从各个方面展示了当时社会的风俗画。全诗中有中间有诰诫，有问答，有民情，有闺思，它以月令为兴，颠倒错综，亦实亦虚，串连全篇，使得诗既有序而又无序，既散漫而又整齐，仿佛在讲述一年中的故事，又仿佛这故事原本属于周而复始的一年又一年。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七月》亦有着突出的特点，这一手法不仅为后代许多类似题材的诗歌创作所继承，并对我国叙事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赋体文学是由它直接发展而来的。此外，诗歌、词、戏曲、小说中亦有很多作品糅进了赋的手法。

“比“就是以更具体的形象而又比较熟悉、易于理解的事物来打比喻。如《硕鼠》就是以贪婪的田鼠来比喻剥削者统治阶级。全诗揭露了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反映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三段都以“硕鼠硕鼠”开端，“硕”是大、肥的意思，直呼奴隶主剥削阶级为贪婪可憎的大老鼠、肥老鼠，不但形象地刻划了剥削者的丑恶面目，而且让人联想到“老鼠”之所以“硕”大的原因，正是贪婪、剥削的程度太大了，从而激起对剥削者的憎恨。从“无食我黍”“我麦”到“我苗”，反映了奴隶们捍卫劳动成果的正义要求，同时也说明了奴隶主的贪得无厌，奴隶们被剥削的深重，举凡一切劳动果实，都被奴隶主所吞没。从“三岁贯汝，莫我肯顾”、“肯德”到“肯劳”，揭露了奴隶主忘恩负义的本性。奴隶们长年的劳动，用自己的血汗养活了奴隶主，而奴隶主却没有丝毫的同情和怜悯，残忍无情，得寸进尺，剥削的程度愈来愈强。“

《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对于诗歌中渲染气氛、创造意境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桃夭》，这是一首写一个待嫁女子，对婚姻怀有特别的渴望，全诗构思工巧，层层递进。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给读者带来一片生机勃勃、春光明媚的自然景色，又象征正是青年男女嫁娶的大好时光，并烘托着容貌如花的美丽的待嫁女子的青春气息，预示着婚姻的美满幸福。。《桃夭》所创造的比兴，以及已经成为后世文学作品中的成语“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也被后世奉为结婚的楹联，可见其影响深远。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诗经》中的比、兴常常是单独使用的。后来到了屈原，比兴有了新的发展。屈原把比和兴联系起来，使比兴不止是单独的“比”和“兴”的表现手法，而是指因物喻人、托物喻志，寄托深远的艺术手法。如汉乐府民歌中的寓言拟物诗，李白的《古风》，李商隐的《锦瑟》，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以及元曲清戏中的美刺讽喻作品，无不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发展，以至形成了我国文学韵味悠长、含蓄蕴藉的民族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