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明朝中后期的人文主义思潮及其影响

攻读博士、硕士学位研究生试卷（作业）封面（2010 至2011 学年度第 1 学期）

题目浅论明朝中后期的人文主义思潮及其影响

科目明清史专题研究

姓名贾永恒

专业中国古代史

入学年月2010年9月

学号2010210186

浅论明朝中后期的人文主义思潮及其影响

在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是时代精神的直接承担者，文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态度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的风尚，所以知识分子总是走在时尚的前沿，他们一般充当时尚潮流的倡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明代中后期，在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一种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想倾向，并逐渐发展成为一股冲击传统文化和解放思想的“人文主义文化思潮”（陈宝良《悄悄散去的幕纱——明代文化历程新说》）。这一思潮经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倡导和推动，对晚明文化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大多数学者都把明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两个时期。以正德年间（1506—1521）为界，前期在封建思想专制极度发展的情况下，主要是沿袭宋元文化，思想文化上“非朱氏之言不尊”，文学艺术上也萎靡不振。后期由于专制制度本身的腐败和新经济因素的产生和发展，思想文化界极为活跃，文学艺术也蓬勃兴盛。郭英德先生的《明人奇情》一书曾简练地概述了明中后期社会文化的三个显著的特征，即追求个性自由的人格特征，追求世俗享乐的市民情趣及慕奇好异、独抒性灵的审美精神。毫无疑问，这三个特征都是在明中后期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社会文化领域产生的一些现象。其产生的理论基础是思想文化领域的解放，即阳明心学及其左派对作为专制主义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的沉重打击和突破。

其实早在弘治、正德年间，程朱理学盛行，士尚质行，学无异瑞，一切都在理学这面大旗的笼罩之下。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在江南却形成了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文化氛围，他们互相交游、互为影响，在人格上开始摆脱传统，趋向独立。这样，行事“狂简”就成了他们共同的个性特质。这一时期“狂简”之士的代表人物是桑悦、徐威、唐寅、祝允明、张灵等。他们不迷信圣人，口吐狂言，有时以孟子自况，有时更自认超越了孔子。同时他们也胸怀远大抱负，愿意在事业上一展宏图。弘、正年间江南才士的个性解放，只是整个思想解放的先兆。由于理学势力的强大，这股追求独立人格的风潮仅限于江南一隅，且很快快就趋于沉寂了。只有王学崛起，在理论上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圣人和个人的关系，才使思想解放成为客观的现实。继而随着以泰州学派为代表的王学左派激进思想的兴起和发展，王艮、何心隐、李贽等人相续鼓吹“良知”、“童心”、“私欲”、“愚夫愚妇”等诸多惊人之论，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逐渐被推翻了，人们开始重新去思考和探讨“人”、“情”、“理”等思想命题的内涵和意义。在此过程中，思想家从理论上进行引导，文学家在创作上充分弘扬，艺术家也在各自的领域里突破创新，从而在晚明社会掀起了一场追求人格独立，个性解放，肯定私欲，肯定世俗享乐的人文主义思潮运动。

这种思潮首先在思想上是发其端。当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时候，他不曾也不可能对“存天理、去人欲”有所触动。他希求从中使个人自由，但是决无对抗传统的意识。但是王阳明“致良知”这种主观的方法，却为个人的发展与自我表现开拓了无限的可能性。后代学者泰州学派和李贽正是从这种主观的方法上进行一步步的突破和发展。王守仁认为平民通过致良知就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因此，圣人和愚夫愚妇一样，“人人皆可为尧舜”。到了王艮那里，进一步指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是异端。……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他把理论立足点从圣人转移

到百姓，认为“百姓日用即是道”。而李贽则进一步阐述“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无矣”（《焚书》，卷一，《答邓石阳书》），更直截了当简单明白。他摘去了罩在人伦物理之上的神圣光环，把心学彻底世俗化了。这种离经叛道的思想超越了统治阶级的思想藩篱，悖于传统的观念，不免被当时称为“异端”之尤。

同时，他们的行为也时刻实践着自己“叛逆”的思想。王艮初去见王守仁，就戴着自己用纸糊的“五常冠”，穿着稀奇古怪的深衣，手执笏板，阔步进城，这架势轰动了整个南昌城，一路上观者如堵，议论纷纷。唐伯虎风流荒诞，虽屡招打击而不改其本性，与妓女周旋，和僧徒结对，自修桃花庵别墅，每天读书灌园，自得其乐，表现出一种疏狂玩世、狷介自处的生活态度。徐渭则在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潮中，无疑更是走在时代的前列。他生性放任不羁，自称“半儒半释还半侠”，常常不修边幅、喝酒酣醉，放声叫嚷于上司堂前，曾为自己写过墓志铭，曾用铁钉击入自己的耳窍，后又用椎击肾囊，反复自杀九次竟而未死，后因狂病发作糊里糊涂杀妻获罪而入狱，最终晚年身患多种疾病，凄凉离世。继徐渭之后，晚明形成一大批各具特色的人物：“王艮之怪，何心隐之侠，李贽之狂，袁宏道之放，钟惺之僻”（陈宝良《悄悄散去的幕纱——明代文化历程新说》），这些都是晚明人性复苏过程中所涌现出来的代表人物。他们分别以各自不同的叛逆行为竭力地反抗着世俗的压迫。

文学创作是时代思潮的一面明镜，社会思潮的任何一次波动都会给这面明镜带来一圈圈涟漪。人文主义思潮在文学艺术领域同样掀起了不小的波动。万历之前，以“前七子”和“后七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掀起的文学“复古运动”成为明朝文坛创作的主流，但这个运动却把文学创作推上了死气沉沉、以模拟剽窃为能事的悬崖之上。至李贽而标举“童心说”，主张为诗为文要以童心为源泉，书写“真性情、真思想”。汤显祖则以“情”为文，提倡真气，“自然灵气，发而为文”，在此思想指导下他大胆地写出了至情至圣的《牡丹亭》。汤显祖等人标榜的性情之学，很明显根基于人的自然本性，和程朱理学所倡导的性理之学是根本相对立、相悖逆的。在此基础上，以袁宏道为代表的晚明性灵诗人力挽颓波，给文坛吹来了一股清新之气。袁宏道论诗，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叙小修诗》），以作者的心灵为诗歌的唯一标准。以性灵论诗，正是反前后七子“拟古”之道而行的。从三袁至后来的陶望龄、王思任，直至明末的张岱等，他们以自己的理论，结束了复古的潮流，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开创了人欲和个性在文学创作中的新领域。

在社会风俗方面，明后期市民阶层的崛起和商业贸易的繁荣，要求文艺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市民阶层的趣味和心理需求，“世俗以纵欲为尚，人情以放荡为快”，整个社会风尚在金钱势力和王学左派两股劲风的鼓荡之下，日趋淫靡奢侈。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金钱的魔力使他们蔑视一切社会礼法和道德。小说《金瓶梅》中西门庆的所作所为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世俗思想和行为。“纵欲跋扈，崇尚奢侈，追逐华服大厦、山珍海味、歌舞鼓吹，互相攀比”（《明人奇情》）。过犹不及，解除了程朱理学对人们道德规范的束缚后，享乐和情欲泛滥的一发不可收拾，个性欲望无限膨胀是人文主义思潮在社会风俗领域产生的严重不良后果。

南炳文先生在《明代文化特色浅论》一文中概括总结了明代文化特色的七个方面，其中第四条就是明代文化带有浓厚的反传统、冲击封建网罗的近代启蒙色彩。其实这种启蒙和西方的启蒙思想在内容上基本是一样的，都是追求人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