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给权力寻租以空间

不给权力寻租以空间

不给权力寻租以空间

杭州市大贪官“许三多”的丑恶嘴脸尚未褪出人们的记忆，长沙市又曝出“六多局长”顾湘陵。这名长沙市规划局原副局长兼市政局局长因钱多、房子多、情人多、行贿人多、受贿次数多、受贿方式多而被称为“六多局长”。10年间，他悄无声息地敛财6388万元，平均日进近2万元，坐拥上亿家财，在长沙和北京共有16套房产。顾湘陵案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湖南检方已以“量刑畸轻”为由提出抗诉，终审如何，拭目以待。总之，“六多局长”将被钉入历史的耻辱柱！

说实在的，顾湘陵的干部级别并不算太高，但犯罪金额却特别大，这是因为规划局副局长兼市政局局长的职位替他实现权力寻租铺设

了一条“绿色通道”。且看其权力寻租的路径――

顾湘陵任职期间一直主管着最核心的工程审批和项目报建工作，这些权力是开发商最为垂青的。顾湘陵最大化地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开发商在加快报建进度、容积率调整、局部规划调整、土地置换、劝退竞拍等方面提供方便、鼎力相助，使之牟取暴利。仅以容积率来说，长沙市有86个楼盘的容积率从3.0调高到4.15，这对开发商而言，其间蕴藏着上千万的利润。“投桃报李”――为感谢顾湘陵之恩赐，开发商自然也予以回报。据衡阳检方给媒体提供的《顾湘陵受贿一览表》上，各开发商以现金、干股、手表、金条、购房折扣等多种方式向顾湘陵行贿300多次，有开发商行贿金额一次性就高达数百万元。显而易见，权力寻租极大地贬损了国家声誉、侵害了公众利益，而顾湘陵和开发商却得了个“双赢”。

现代行政学常识告诉人们：权力（或曰公权力）是相对于权利（或曰私权利）而设置的。为社会有序运作、有效管理计，公众让渡一部分权利，交由国家组织一些机构加以集中施政，这就形成了权力阶层。鉴于公共场域的广泛性，权力的载体也是多元化的。虽说每个权力部门对公共事务而言都是必需的，但根据不同的管辖对象、不同的管制

性质、不同的管理内容设置的权力部门，其“权”有轻重，“力”有大小。像信访、民政等部门以服务公众为主，决策性、主导型自是远逊于交通、规划等部门，况且它们也基本上不涉及钱物，与商界少有关涉，从权力寻租的概率来说，可能性甚微。类乎“清水衙门”的权力机构极少有巨贪，而交通、规划等权力部门的把手们“前‘腐’后继”且多有“硕鼠”就是一个佐证。自不待言，反腐败首先必须剑指那些“权”重“力”大的权力部门。

中国传统的动员式政治制度的特点是公权力全部掌握公共资源。在这种制度下，每一个占有公权力的人――不论这种权力是来自公众的委托，还是来自权力部门的安排，他们在争取占为己有的机会方面，都处于优势地位。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滥用权力”的结果便是演化为权力寻租――公权力兑换成贪官的私权利，亦即是“以权谋私”。那么，倘要遏制权力寻租现象，就得想方设法限制权力，使得占有公权力的人不能、不敢、不会“以权谋私”。这个约束不仅仅是诸如诸葛亮对付魏延的锦囊妙计，而是一套成熟且行之有效的制度。如果没有成熟而行之有效的制度，好人也会变坏，更甭提那些本身就是“身不正影子歪”的坯子！

据悉，侦办顾湘陵案的衡阳市检察院还专门为其写了一份《检察建议书》，称：规划局一方面要从减少审批环节、规范审批条件入手，最大限度地实现行政许可审批条件、依据的标准化和法定化，明确权限、期限、责任、规范职权运作；另一方面，则要强化监督，加强对权力运作的有效制约，尤其是对一些权力集中敏感的重要业务环节，按照“事权分离、权力分解、相互制约、规范程序、公开透明”的原则，对现有的作业流程、作业方式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并加强项目审批后的管理监督，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那些“权力集中敏感”的部门套上制度的“紧箍咒”，将权力统统“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那么，权力寻租的空间便会大大压缩。不给权力寻租以空间，像“三多市长”、“六多局长”之类的巨贪还会有潜滋暗长的土壤么？

图：季平编辑：郑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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