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寻租

寻租理论”（Rent-seeking theory）最早始自亚当?斯密。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一向是以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上的自由竞争为增进社会经济效益的最佳机制。然而，现代经济学界越来越多地关注到，在现实社会中，由于某种经济体制的制约和引导，个人趋利避害的竞争行为有可能导致经济资源的非生产性耗费。寻租理论就是以研究非生产性竞争活动为主的经济理论。寻租理论的着眼点，并非这类活动的道德范畴，而是其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

“寻租”这上概念由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安?克鲁格于1974年正式提出，她在《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中说：“在多数市场导向的经济中，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比比皆是。这些管制导致各种形式的租金，以及人们经常为这些租金而展开竞争。在某些场合，这种竞争是完全合法的。在另一些场合，寻租采取其他形式，如贿赂、腐败、走私和黑市。”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布坎南则把寻租定义为：“指那些本可以用于价值生产的资源被用于只不过是为了决定分配结果的竞争…寻租从总体上看没有配置价值，是一种纯粹的社会浪费。”

“权力寻租”一般指政府的各级官员或企业的高层领导利用手中的权力，避开各种控制、法规、审查，从而达到寻求或维护既得利益的一种活动。一方面，政府官员行使各种政府行为，对资源进行调控，此为权力；另一方面，政府官员本身又是经济角度的人，如果有客观上缺乏对政府官员的有效监督和管理，而在主观上政府官员缺乏职业道德和崇高的社会不胜任心，此时，缺乏约束的政府官员就渐渐丧失理性，利用政府赋予的权力换取金钱以满足个人私利，这就是所谓的“权力寻租”。

寻租活动被称为人类社会的"负和博奕"，即一场就社会整体而言损失大于利得的竞赛，它不但造成寻租行为本身的资源非生产性消耗，而且通过引起经济扭曲而导致效率损失。这种效率损失被称为是"看不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权力寻租"具有必然性，只要有权力的存在，只要这种权力一旦失去制衡或制约，它必然会有寻租的要求。目前，寻租理论在中国又有了更广泛的应用：权力寻租，管理者寻租，“商品寻租”、“要素寻租”乃至“乌纱寻租”等。以下我们看看权利寻租的几种形式：

一．对自然垄断的管制构成政府管制下的权力寻租。

政府管制是政府干预市场运行的重要形式之一，它是“政府为控制企业的价格、销售和生产决策而采取的各种行动，政府公开宣布这些行动是要努力制止不充分重视社会利益的私人决策”。①的基本内容。实际上长期的“管制与放松管制”的争论，正是围绕着自然垄断展开的。对自然垄断的管制作为政治分配介入市场的渠道之一，必然在市场运行中人为地造成各种新的垄断权力，从而产生围绕垄断权力寻求额外收益的寻租活动。

二、国有企业改制引起的权力寻租。

国有企业通过改制、重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合资、转让产权和股份制实行转轨，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抑止权力寻租的作用。股份制改造自然涉及到产权，而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与某些官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拥有政治便意味着拥有与之相随的一种“产权”，这种产权不仅可用来产法创租，还可用来增加他人成本。一种不可忽视的现象是，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一些官僚正在打着改革的旗号，与一些的民间经济利益集团正在策划着更大行为的寻租。一方面，他们是政府决策的执行者，是寻租行为的抑制者，另一方面，在“执行者”与“抑制者”的掩护下，他们密谋着新一轮寻租行为。笔者称这种行为为权力寻租的“伪抑制”。

三、开发区经济的权力寻租。

最近，打着政策的旗号，动辄以发展区域经济圈为幌子，实际想加速制造市场经济的体制泡沫以便圈得未来利益，甚至疯狂“创租”的力量。义乌，一个弹丸大小的县级市下的13个乡镇，无一不例外都拥有自己的工业园区，2003年8月，人们才突然“发现”：14个工业园区中只有义乌经济开发区一个是经过省里批准的；按有关政策规定，只有省一级政府才有审批工业园区的权限。即义乌其它13个工业园区全是“黑户”!显然易见，城市建设用

地计划指标1000市而实际用地量20000亩（大部分闲置），近20倍的超标背后是有关政府官僚在“招商引资”口号下权力寻租的疯狂进行。“义乌现象”惊动了中央并被最终被叫停，但并没有从权力寻租角度深层次看到相关方面及类似想象的隐患。笔者认为，现在的区域经济圈热潮一样含有几份非理性的行为，不排除某些官僚为其权力寻租障目的初衷。

此外：1由于金融体制原因以及社会资金缺口较大，使得银行贷款均衡利率趋高，与官方利率相差甚远，形成大量租金。2．由于国家对出口商品实行许可证管理的种类增多，而对进口许可证管理的进口商品种类减少，使得进出口许可证管制带来一定租金。3．由于各种税收的税差以及地方政府违反国家政策擅自制定各种优惠减免办法，加上走私、放私现象猖撅，使得我国存在大量税差租金。4、房地产市场中由于土地出让方式缺乏公开透明度，存在大量租金，导致房地产开发中的营私舞弊和黑幕交易，造成国有资源的大量流失等。

针对如何有效的防止可约束权利的寻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防止权力执掌者利用权力寻租，进行权钱交易，发生权力腐败：

一．削弱租金产生的基础。深化国有企业内部经营体制的改革，建立完善的现代化企业制度，明确界定产权关系，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济主体，真正摆脱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和束缚，成为经济生活中的独立法人。对于非公有制的经济成分，强化法律约束。对经济生活中的中介行为予以法律上的确认和制约。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坚决打击各种形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市场垄断行为，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辅以适度的宏观调控。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些供给完全无弹性的商品，可实行限价制度。稀缺要素的供求活动尽可能通过市场进行，严格控制市场上非均衡状态下的排他与独占行为。

二。提高权力执掌者的工资，使其工资高于其他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这里说的工资是名义工资，不是包括隐形收入的实际工资，目前一些权力执掌者的实际工资早已远远高于平均工资)。就是说，工资收入的提高增大了权力执掌者寻租的成本，也就增大了权力腐败的机会成本，利用权力进行寻租，发生权力腐败的机会就会减少。新加坡等国家实行“高薪养廉”政策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三．增强对权力寻租的约束作用，这可以通过两个方面实现：其一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干部的思想修养，增强道德规范的约束。培养干部的“知耻之心”，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风气和氛围。在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中，权力执掌者就会觉得运用手中的权力设租和寻租是一件可耻的事，促使他自觉地廉洁奉公。当然，仍可能会有一部分权力执掌者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设租和寻租，贪污受贿，但只要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氛围，这种权力腐败现象就会大大地减少。其二是增强社会舆论的约束，强化外部监督。要把各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置于党组织的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的监督和舆论的监督之下。同时要加强宣传教育，让群众分辨是非，使以权谋私者成为过街之鼠。

四．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若权力执掌者的寻租活动被发现后受到严厉的惩罚，即使被发现的概率很小，他也将不去冒险。因此，严格内部约束机制，改善和健全管理制度，把各种权力的行使，置于法规、制度的规范和约束之下，发现违规，严加制裁，建立像新加坡的“反贪污调查局”和香港的“廉政公署”那样强有力的监督机构实属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