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形成原因探析

我国二元结构现状及其消除对策

李景霞 20105573 经管学院财管专业1007班

摘要：中国是一个具有典型二元结构特征的发展中国家。分析中国二元结构转换的趋势或路径,探寻中国二元结构转换的思路与对策,已成为目前理论界的重大课题。党和政府也在新世纪及时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构建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这一重大战略方针。从经济体制变迁的角度,构建一个将结构转换和体制变迁结合起来的分析框架,并借此对中国二元结构的内涵、中国二元结构的转换趋势和特征等做较全面、深刻的分析。

关键词：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原因对策建议

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长期存在，形态完善，很有典型性。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开始着手调整严重扭曲的城乡关系。新农村建设、全面取消农业税、建设现代农业等重大战略决策相继出台；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新的农村合作医疗、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服务建设等具体措施相继铺开。但这些仍然不能减缓我国日益加剧的城乡差距，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在城乡二元格局下运行，并有加大的趋势。本文通过对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形成的原因分析，理清我国城乡差距产生的脉络，并期望为我国制定与完善消除城乡差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提供相应的理论参考。

一、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形成的原因

中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城乡关系的形成，既有自然历史原因，也有社会现实原因；既有建国初工业化权宜的因素，也有计划经济时代“抽农补工”、“以城补乡”制度安排的结果，还有改革开放以来继续实行城乡差别性政策的原因。

（一）农业自身的弱质性、农民自身的分散性，导致在与现代工业、现代城市的博弈中很容易处于劣势，这是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产生的共同原因。

1、农业的弱质性。首先，农业生产是光、热、土、气等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产业的自然性状明显，这就决定了农业具有自然风险大的天然弱质性。据有关的回归分析，我国自然灾害变量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已大于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变量。同时，农业受市场变动的影响很大，往往导致农业生产效益不能变成现实的经济效益。受恩格尔定律的作用，农产品具有很强的市场需求刚性，当农产品供过于求时，会出现增产不增收现象，即萨缪尔森所说的“丰收悖论”（李德锋，2004）。所以，即使发达国家的农业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农业仍然作为弱势产业，受到政府保护，享受高额补贴的，更何况我国仍然是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大国呢。

2、农民的自身分散性。按照楚成亚（2003）的“城市压力-农村精英转移”理论，在中国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城市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户籍、就业歧视、有差别福利制度等方式将城市积聚的压力转移至乡村；另一方面，通过农转非、进城创业、农村官僚化等方式将农村的党政、经济、知识、社会精英转移至城市，保持了中国政治的大体稳定。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受“年龄、性别、知识选择”规律的支配，农村中大批学历层次高的青壮年男性又优先转移至城市。这样农村中剩下的农民呈现出了泛“老、少、妇、愚”化的趋势。这么一群低素质、低组织化的乡村主体，在面对来自国家行政强势，在来自城市政治经济的压顶之势下根本没有竞争与谈判能力。Olson（1965）用“数量博弈”的理论来解释农民这种弱势现象，即农民人数众多，而政治影响力微弱。农民的分散性、自身素质及农村社区的回归“原子化”趋势，使中国农民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人群却成为一个大的弱势集合体。

（二）小农经济的长期性，是中国分立型城乡关系形成的基础性根源。

“两千余年来，中国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影响下出现的以血缘亲情为纽带、自给自足经济为基础的小农经济、专制宗法社会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稳定性”（韩芸，2007）。小农经济的自给性、封闭性与稳定性，使得农业生产方式与农村生活方式能够长时期自我复制，缺乏空间形态上向外扩散的机制。近代之前的中国除了极少数大城市与农村存在较密切的经济联系外，其它本来就不多的城市都淹没在乡村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中央集权下的城乡关系是靠赋税等强制制度，而很少有商业交换关系来维持的，形成了中国古代的“皇权不下县”。“皇权”统治的基础是“县”及以上的“城市”，而“县”以下则是中国乡村经济、社会、文化、伦理的自我循环圈。

（三）建国初期的快速工业化过程中，抽取农业剩余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安排，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形成的决策性原因。

建国伊始，迫于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快速工业化建设的现代化方式。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工业化建设，资源、资金的获取只能由同样孱弱的农业来提供。通过合作化和后来的集体化，国家对农副产品统购统销的方法，控制了农业的一切产出与交换。这样我国农业不仅为几亿人提供粮食，为轻工业提供原料，而且要为工业化提供积累，具体方法主要：通过对农副产品的统购供销直接抽取农村的物资资源、通过农业税征收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划拨农村的财富等等。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以农养工”、“以乡养城”的方式，是在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是不得以而为之，没有别的选择，要害的是在于持续的时间太长。

（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国家将"以农养工"、"以乡养城"的政策长期化、制度化，强化了业已存在的城乡分立的政策，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产生的制度性原因。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家继续采取“城乡分割、一国两策”的体制，进一步强化统购统销制度，逐步完善了城乡分立的户籍制度，实行跨越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城乡的产品交换、公共产品供给、人员流动、社会福利等诸方面继续背向农村，向城市倾斜，造成农民利益的巨大损失，制度性地强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1、“剪刀差”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最为严重的国家不等价交换现象。从1953年我国开始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一直到1985年结束，共实行了32年。根据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所综合课题组推算，统购统销政策实行的30年（1954－1984）期间，我国大陆农民经此剪刀差而向国家和城市居民的总贡献在6000亿元以上。城市居民享受的平价粮、肉蛋禽乃至服装等日用品都得益于农民的贡献。

2、差别性的城乡公共品提供政策，削弱了农村发展的物资基础。解放后，我国农村对道路、供水、供电、基本农田建设、科技等农村公共物品的需求是趋之若骛的。但我国的财政支出大部分都用于工业建设与向城市市民提供公共物品上。土改结束后到改革开放的近25年期间，我国财政投资70％以上都是投向工业和城市，而同期财政支农资金一般都在国家预算资金的15％以内，到了1980年，已经降到10％以下，只有1960-1962三年期间达到25％以上。这样就导致城乡基础设施状况的天壤之别。

3、严重的向城市居民倾斜的收入与福利政策，是造成农民集体贫困的重要原因。计划经济年代，城乡居民的显性收入本来就有很大的差别，国有企业职工的收入一般是农民收入的3.4－8倍（陈伯庚，1992）。城市居民还有名目繁多的隐性福利与补贴，例如副食补贴、房补、公费医疗、离退休金、劳保等等。“而农民除纯收入之外，没有任何额外的经济来源。中国的福利制度只是‘城里人’的福利制度，这是‘体制上和战略上的城乡差别’之突出表现”（程贵铭，2006）。这样，通过两种不同的社会福利待遇，就足以在城乡之间形成两大利益集团，使城市与乡村、市民与农民成为几乎相互分割的两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