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戴遂良的汉学研究

不仅耶稣会如此，当时有条件的西方传教团体都设有自己的印书房。在印制传教所需要的各类宣传品的同时，这些印书房也鼓励有能力的传教士出版自己的文集。此不失为一石两鸟之举：既向传教士们提供了立身扬名的便利条件，又可以用销售书籍的收入来承担印书工房部分，甚至是全部的开销。
具体到戴遂良所在的直隶东南教区，它历年的账目记录显示，印书房不仅没有成为教区的负担，恰恰相反，正是由于顾赛芬、戴遂良等人的书籍，使它成为教会收入的一个来源。以1912年为例，书籍的销售额为5606.15两白银，印书房的全年支出为3563.32两白银。印书房当时的账面价值被定为36000两白银：其中，机器设备折价10000两白银，纸张1000两白银，已印书籍的库存为25000两白银，印制书籍数量之巨可见一斑！法国耶稣会档案室中藏有四册献县印书房出版物的目录与价格表。以1911年的为例，在售书籍、刊物122种，宗教类作品除外，最多的就是顾赛芬、戴遂良的文著。这些作品的价格要远高于传教类的。例如，顾赛芬的《汉外字典》每部售价20美元，戴遂良的《历史文献》每部10美元，而普通的传教书籍，价格通常都不超过1美元。资料显示，在华的传教团体与个人是这些书籍的主要购买者，戴遂良的作品经常脱销。重版、重印的作品不在少数。
以笔者之见，除去上述的宗教思想以及性格特点，戴遂良的成文习惯或是导致其作品缺陷的原因之一。戴遂良写作的一个主要方法是抄录中文原著，同时对它们进行翻译和评论。较之于一部完全己出的作品，这种做法会相对容易，成书更快，也易于产生大部头的著作。戴遂良的作品中，500页以上的比比皆是，其中还不乏《民间传说》（Narrations Populaires）（785页）、《历史文献》（三卷，共2173页）这样的超厚著作。因此，大而不精，在所难免。
中国文化是否像戴遂良说பைடு நூலகம்如此骇人听闻？毋庸多言，历史已经给出了最好的判定。
成文习惯和便利的出版条件带来的影响
涉及范围“过于广泛”，成书“过于迅速”，无疑是戴遂良研究中的一大诟病。
1911年，他的《道藏》出版后，伯希和随即发表长篇书评，认为此著写得太快而且过于粗糙，并指出了其中大量的错误。同样，他的《哲学文集》和《道教宗师：老子、列子、庄子》也被戴密微认为是“草率的”和“走形的”。
但是，在最初的好奇与新鲜过后，戴遂良这种因为传教意识而特有的片面、自以为是的研究方法逐步引起学界的质疑（见后文）。当学术研究沦为某种思想的附庸工具后，它自然无法经受历史和时间的考验。
武断与自负的个性
几十年如一日的中国生活，使戴遂良对中国社会和民众的了解，对中国文化的实际感触，要胜当时远在西方的汉学家们一筹——虽然沙畹、考狄、伯希和、古兰等人都有过在中国的生活经验。
例如，戴遂良对清末民初的中国读书人有过入木三分的评价，认为这些人身上有四大特点：其一是墨守陈规，顽固保守，对新鲜事物的态度是“谁知道”，进而“远之”；崇尚空谈，最后不过是“瞎叹息”一番罢了。其二是中庸之道，凡事都“差不多”，遇到问题只会在嘴上说说“想法子”，完全没有“理想”、“祖国”等崇高思想，各人自扫门前雪。其三是听天由命，没有改变命运的想法和意愿。最后是贪图享受，对别人的钱财经常是“眼红”，而柳下惠一类遵守道德操守的人更是少得可怜。
浅析戴遂良的汉学研究
法国耶稣会士戴遂良（Léon Wieger,1856-1933）是上世纪前叶在西方学界享有盛誉的汉学家。他一生勤于笔耕，撰写过60多部著作（该统计结束于1932年，收录了戴遂良的62种著作。其后，戴遂良还有两部关于宗教的作品问世），总计4万余页，涉及中国的语言文字、民俗、历史、宗教、哲学等诸多方面。1905年，根据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的提名，戴遂良的《汉语入门》（Rudiments de Parler Chinois）获得法国对汉学研究的最高奖项——儒莲奖。1919年，他被巴黎国际历史学协会评为“最有影响的汉学家”之一。
被戴密微视为“不到位”的《自古及今中国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史》是西方人第一部对于中国思想、哲学、信仰史的专著。这部700余页的著作成于1917年，跨越了从尧舜禹到清末4000余年的时间长度。该著仅晚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一年，而早于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年）。除去戴著的一贯问题，从其内容上看，宋代以后的部分显得简单潦草，有明显的头重脚轻之感。
如此的差异引起笔者的好奇。纵览近代汉学史，像戴遂良这样在中国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法国汉学家甚是罕见，勤奋如斯者亦为九牛一毛。戴遂良1887年抵达中国，1933年在献县逝世。在华46年间，仅1911年离开中国，出行日本和欧洲。笔者以为，可以与戴遂良相比的法国汉学家只有同是直隶东南教区的耶稣会士、在中国生活了49年的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1835-1919）。带着对戴密微批评的怀疑，笔者阅读了戴遂良的主要著作，并且在复旦大学客座教授魏明德先生和法国耶稣会档案室管理员Robert Bonfils神父帮助下，在法国耶稣会档案室中查看到一批与其相关的资料。最后，只能不无遗憾地认同了戴密微的观点。
最终，如同戴密微所言，戴遂良作品中真正对后人有启示的只有那些涉及民俗和汉语汉字的部分。
生活在北方农村，和普通民众朝夕相处，使戴遂良意识到真正左右广大中国百姓思维和行为的，并非是孔孟之道一类的高深学问，而是《圣谕广训》、民间故事和传说等通俗易懂、可以口耳相传的东西，以及在节庆、婚丧、科举、诉讼等日常生活中的传统处理方式和风俗习惯。将这些内容介绍给西方世界，让西方人了解中国民众的真正习俗，无疑是戴遂良的一大贡献。1905年，法兰西学会在介绍《汉语入门》的民俗与传说部分时说：“它们是一套非常奇特的书籍，囊括了中国人待人处事时所秉持的道德原则。”
耶稣会所提供的便利出版条件是另一个可能的因素。
早已淡出人们视线的献县印书房，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和上海的土山湾印书馆齐名。根据档案记录，该印书房建于1876年。1894年的一份报告提到，当时印书房有四台印刷机，三套汉字铅字，包括中、小号字16000个，大号字30000个，外加一套用以铸字的模具和一架能够复印手迹的机器。八国联军时代，法军曾将从欧洲带来的印刷机赠予该工房，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它的印制水平。1945年抗战胜利后，它的全套设备，包括300令印刷纸张，10000斤汉字铅字、一套用以铸字的铜模（含50000个字模）以及所有的印刷机被八路军悉数充公。
戴遂良的《汉字》一书，最早成于1900年，原定为《汉语入门》的第十二卷。1905年、1916年曾经有过两次增修。在该著的引言部分，戴遂良对汉字发展的历史进行了回顾，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对汉字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事件、人物与书籍等等。随后的四个章节分别是对214部首的字源研究、对汉字金文的介绍、按照858个声符（即形声字中的“声”）归纳的汉字集成、最后是按照声韵排序的汉字汇集。戴遂良对汉字字源的讨论是西方学者首次对这个问题的全面研究，它不仅给出《说文解字》、《康熙字典》中相关的内容，而且在可能的情况下，还附有金文字样。在汉字声符方面，戴遂良是继意大利汉学家加略利（Joseph Marie Callery,1810-1862）之后，另一位深入研究过汉字指音功能的西方人，并认为“研究声符是学习汉字的最佳方法”。加略利于1841年在澳门出版的《字声纲目》是西方学界第一部研究汉字声符的专著。戴密微曾经错误地认为，戴遂良在《汉字》中首次使用声符作为汉字的排列、归纳标准。其实不然，加略利《字声纲目》的第二卷就是一部以声符为排序标准的汉、拉丁、法文字典，它共收录了12753个汉字。总之，戴遂良这部近千页的《汉字》迄今仍然是西方学界关于汉字的集大成者。
然而，这种优势助长了戴遂良的自大。1906年戴遂良在一封致布鲁克尔（Joseph Brucker,1845-1926）神父的信中，提及对中国的研究时说：“所有其他的人不过是在些小洞里抠来抠去，只有我才做出了总结。”1907年10月6日，他又宣称:“所有在欧洲发表的关于中国的文著，或多或少都是些败笔。”1929年2月3日，在致直隶东南教区会长的信中，戴遂良认为在中国古代问题的研究方面，自己是“无可争议的、永远的、独一无二的权威”。此类思想不仅经常出现于戴遂良的信件之中，也使他的作品充满了不容他人置疑的观点和把话说绝的评论。戴遂良在《自古及今中国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史》的附录中，给出了中国主要典籍的清单。这无疑对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让我们来看看他所写的引言：“据说下面这句话出于伏尔泰，‘在所有的民族中，中国人是著书最多但实际内容最少的民族’。我不知道伏尔泰是否这样说过，但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对，中国人自身的文著——曾被庄子戏称为‘历史的垃圾’——是一堆杂乱无章，缺乏思想的废品。我这份清单涵盖了这个民族所有的思想，而这些思想三分之二的源头在于外来文化。剩下的都是些废话，经过百遍模仿，千遍抄袭而成。迄今为止，外国人过于天真地崇拜这些难以理解的中国典籍，以为通过对它们的梳理就可以得到惊人的发现。我将以下面这个粗略的梗概来结束本文——我试图用它来告诉读者，自己研究汉学三十年间所得到的感受——就是中国的文著‘远眺似有物，近看几为空’。”
毋庸受制于书商，同时得到教会的鼓励，这些优越条件自然会刺激写作者的创作欲望，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尤其是那些已成名者——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总之，非常遗憾。凭借其46年在中国的生活经验、他的天分和努力，戴遂良原本应该留下更多的传世作品。
举例来说，他的《历史文献》是继冯秉正（deMoyriacdeMailla,1669-1748）的《中国通史》之后，第一部用西方语言编写的系统性中国历史。和《中国通史》一样，此书的底本是朱熹的《通鉴纲目》，加之以《纲鉴易知录》。以笔者之见，《历史文献》通俗易懂，较沙畹的《史记》译本更适合于大众阅读。然而其中大量主观、生硬的注解使这部著作失去了它大部分的学术价值（戴密微批评说：“《历史文献》是对朱熹的《通鉴纲目》随意翻译，并加入了诸多解释和作者自己的个人见解。”）。
然而，后世学者对戴遂良的评价却不高。
近代法国汉学界的权威人物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曾经对戴遂良有诸多批评，说后者不仅“思想狭隘，不放过任何机会来贬低、嘲讽不信教的中国人”，而且他的汉学研究是“无所不包又浅尝辄止”（原话直译为“什么都触及一点儿”。胡书经先生（笔名秦时月）曾经将此语译为“无所不包又浅尝辄止”，笔者借之）。
由于戴遂良的传教士身份，法国汉学界理解他对“‘学术研究和那些模糊推论’的厌恶”（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语），其早期汉学作品——尤其是《汉语入门》——是被他那个时代所接受和赞赏的。考狄（HenriCordier,1849-1925）认为它们“让欧洲民众受益巨大——虽然这些著作并非是写给他们的”。古兰（Maurice Courant,1865-1935）也称赞《汉语入门》是“一套实用的，关于中国流行语言、文学、文字、风俗、信仰、哲学和历史的百科全书”。沙畹对《历史文献》的评论，在指出戴著存在问题的同时，也向我们揭示了它们之所以受欧洲读者欢迎的原因，“尽管这部著作缺少其所依赖的权威性资料的出处，也未曾提供支持自己观点的论据；尽管它通过一系列的轶事，从微观的角度来观察历史；尽管作者在对史实的描述中添加了大量的个人见解，但是对它的阅读是件颇有价值的事情。因为，一方面，这部著作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到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的历史观——他们抵触大道理，而只是通过传记来了解历史并且从中寻找借鉴。另一方面，戴遂良神甫努力地让我们认识中国人的真实面貌。通过对书中内容的选择，这一目标得以实现：他将活生生的中国人，连同他们的思想与行为展现在我们面前。”
为传教服务始终是主线
“神甫，而非汉学家”是戴遂良对自己的一贯定义。戴遂良始终把传教作为自己的惟一使命。他曾经反复强调，自己涉足汉学的目的，既不是为了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也无意在学界立身扬名，而是要当好一名“军械师”——如同耶稣总会会长温兹 （FranzXavier Wernz,1842-1914）曾经要求的那样——为传教士们提供在中国推广天主教所必需的武器。这种强烈的传教意识导致主观性和片面性凸现于戴遂良的汉学研究之中。反映在资料的选取上，戴遂良宣称自己“特意剔除了所有涉及学术研究性质的内容和那些模糊的推论，只从中国古籍中挑选我认为有用的资料”。为上帝开拓地盘，为上帝争取信徒的思想在其作品中处处可见。同样，戴遂良从不放弃任何可以贬低中国文化的机会，旨在证明中国落后的原因乃是“缺少上帝光芒的照耀”，因此“只有天主教才能拯救中国”（这些是戴遂良经常使用的理论，屡见于他的书信和著作，可参见戴遂良的《历史文献》、《哲学文集》等著作的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