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主义乌托邦角度浅析吉尔曼的《她乡》

从女性主义乌托邦角度浅析吉尔曼的《她乡》

作者：王颖

来源：《科技视界》2014年第11期

【摘要】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借其独特的视角和写法，代表了每个时代女性的愿望，表达了对父权社会二元对立说的批判和否定，也为女性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吉尔曼的《她乡》是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的代表作，解构了“女性气质”，消解了男性角色的强势地位，消除了等级特权，构建起一个在平等、关爱等女性价值基础之上的美好世界。

【关键词】女性主义乌托邦；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她乡

“乌托邦”（Utopia）源自于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著名人文主义学者托马斯·莫尔的小说《乌托邦》，本意为“没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一般用来描写任何想像的、理想的社会。乌托邦是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憧憬，“对现实不完满的超度”，从对现实的超越进而升华成为一种理想。乌托邦精神即立足于现实又超越现实，不断追求理想的开拓精神。而乌托邦精神又被认为是女性主义写作的灵魂。《妇女与乌托邦》中曾指出“重构人类文化是乌托邦主义和女性主义写作的共同目标。”弗朗西斯·巴特库斯基认为“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促使人们审视当前现状，并超越二元对立思想的约束。”

女性乌托邦主义小说是女性文学下的一种亚小说文类，其以小说为载体反映女性主义思想，展现乌托邦精神，关注女性和人类的未来。女性乌托邦主义的价值取向概括来说为：消灭社会性别差异；消除统治和压迫；“超越人类中心意识，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

美国女性主义作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1860—1935）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主义作者之一，也是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家、理论家、社会家。吉尔曼以其著名短篇小说《黄色墙纸》为中国读者所熟悉，而《她乡》是吉尔曼在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创作繁荣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标志着吉尔曼从现实主义走向乌托邦主义—从早期《黄色墙纸》对男权社会的批判和解构转变为对女性主义理想社会的规划和构建。《她乡》讲述了三名男性—社会学家范、地理学家泰利和医生兼植物学家杰夫三人参加丛林探险之际误入一个完全由女性组成的神秘国度，在这个“女儿国”三人分别与当地女性产生了感情并缔结了婚姻，最后由于泰利意欲对妻子施暴三人被永远驱逐出境。透过三名男性闯入者的视角，吉尔曼展示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女性世界：男性失去了独享的尊崇地位，没有国家、种族、阶级和职业的差异，女性拥有才情和智慧，以学习为终身生活目标，对于男性她们不取悦不畏惧。吉尔曼生活在20世纪初的美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里，男性是一家之主，是家庭经济的来源，女性则是柔弱者，是由男性羽翼庇护的。因此《她乡》借助“女儿国”这个想像的乌托邦，颠覆了男尊女卑的社会等级制度，“揭露了父权社会推崇备至的…女性气质‟背后所隐藏的男性中心主义意识形态”。

西蒙娜·波伏娃曾在其著作《第二性》中指出，母性（女性的温柔、顺从等一系列与此有关的观念）并不是由女性自身的生理特征决定的，而是一种父权社会的文化构成。《她乡》中的女儿国是女性的天地，女性个个受过良好的教育，自尊自重，在智力和体力上都胜过来自父权社会的三名外来男子。当这三名外来男子认为自身的父权尊严受到挑战，他们使用各种手段企图“征服”“她乡”中的女性，却处处落败。因此，在“她乡”女性并没有像在父权社会低人一等，并且摆脱了父权社会所倡导的女性气质——与父权社会中女性被紧胸衣、裙子和高跟鞋束缚的形象不同，她们穿上便于运动的裤装，留利落短发，身体充满力量——范通过观察这些女性逐渐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所谓的…女性特质‟匮乏得惊人。这立刻叫我想到我们坚信深爱的…女性魅力‟根本不女性，而只是反映男性特质——为了取悦我们而发展的，因为他们不得不取悦我们……”。吉尔曼通过《她乡》反对柔弱温顺的女性形象，鼓励女性尊重爱护自己的身体，对抗男性欲望，捍卫自己的主体权利。

在《她乡》中，孩子是全社会的中心，但不是每个女性都能成为生理上的母亲，只有最具天赋的女人才能承担抚养和教育孩子的任务，因为孩子关系着整个社会日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女性如果想成为母亲，必须对身体智力等方面的集体核准，从而得到去宗庙冥想的资格，获得后代。而不能或者不想生育的女性可以通过照顾她人的孩子成为co-mother来表达母爱。这些全部建立在爱、关怀和平等的女性价值之上。单性生殖的方式剥离了男性对于生育的作用，同时将父权社会中女性被只限于生育哺乳养育孩子的角色消解——按照父权社会的逻辑，男性从事的工作往往被认为是重要的，在文化和经济上的价值不可否认，而女性的工作则被认为是次要的，无足轻重的。摆脱性别差异的“她乡”也摆脱了父权社会中二元对立思想的束缚。在“她乡”中没有了男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定位，吉尔曼从人的角度考虑了女性的价值和生存状态，“以女性主义观点为核心，以人文主义视角结构了适宜于女性和全人类居住的家园乌托邦”。

与其他乌托邦小说相同，《她乡》也消除了等级和特权，建立了平等公正的社会关系模式。权力在“她乡”中被视作一种集体的公共的经验，而并非是一些人凌驾于另一些人之上的工具，个人利益永远与集体利益相联。而取名制更表现出对个体的尊重。在父权社会，妻冠夫姓、子随父姓这个看似天经地义的准则实质反映出男女之间、父子之间的关系是被附属和附属的关系——命名者对被命名者享有控制和统治权，“她乡”的取名制打破了这种关系，并且蕴含着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这种革新是消除统治、尊重个体的一种尝试。同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她乡》中不存在二元对立，而是表现为相互依存的关系。女性将自己看作自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自然尊重并且用科技手段使其变得更洁净、更有效。

吉尔曼的《她乡》解构了女性气质，消解了父权社会中的男性角色，建立了在平等关爱等价值观基础上的女性至上的乌托邦。通过自觉的虚构，吉尔曼借助这个乌托邦世界表达对现实父权社会的强烈不满和批判以及对超越现实的美好世界的追求。“只有当男人与女人在社会角色、经济、政治、责任、自由呵自尊等方面完全的、真正的实现了平等，才能彻底解决人类社会的痼疾、即剥削问题——对女人的剥削、对弱者的剥削和对地球的剥削。”因此，可见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中的思想虽然不成熟，但其中的生态关怀超越以人为绝对中心的人文视野，表现了对世界多层面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