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外交方针

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外交方针
一、新中国建国初期外交方针的内容
建国初期的“一边倒”外交战略主要包括“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等三大外交政策。

这种“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实施时间大体上是从 1949 年 10 月到 50 年代末。

其基本特点是：与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彻底决裂，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主张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主权的基础上，经过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不急于解决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承认和建交问题，而是首先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与残余势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决定与苏联结成同盟，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道，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此来维护国家的安全，巩固社会主义政权，促进国家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具体来讲，所谓“另起炉灶”，周恩来解释说，就是要同旧中国丧权辱国外交一刀两断，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所谓“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重新加以审查，在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影响之后，再请外国客人进来。

所谓“一边倒”，就是要站在当时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一边。

但是，一边倒”并不意味着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丧失独立性而跟着苏联亦步亦趋，并不意味着中国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中国的外交政策仍然是独立自主的，中国与苏联是平等的。

平等原则、独立自主原则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

“我们一边倒是和苏联靠在一起，这种一起是平等的。

”一边倒”战略方针是新中国政府从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地制定出来的。

二、新中国建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原因
40年代末50 年代初我国开始实行的“一边倒”外交战略是三方面选择的结果。

即苏联在国共两党之间的选择、美国在国共两党之间的选择、中共在美苏之间的选择。

当然，最关键的无疑是中共自己的选择。

首先我们来看苏联在中国的选择。

影响其决策的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战后初期苏联的对外政策，二是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需要。

1947 年以前，苏联坚持与西方国家的“共处与合作”；1947 年以后，苏联被迫实行与西方国家的“对立与斗争”。

虽然从理论上来讲，对外政策势必影响它在国共之间的选择，但由于美苏之间的对峙主要在欧洲，亚洲不是其战略重点。

因而“苏联对国共斗争的态度主要取决于它的远东战略的需要”。

而苏联在中国的这些权益都是从美、英和蒋介石政权那里得到的。

因此，苏联想要保持与国民党的良好关系，但又不想轻易放弃与中共的非同一般的关系。

在这种背景下，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苏联先是力求促成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和平谈判。

在这过程中，苏联在国共两党之间的取舍问题上实际经历了从“亲蒋疏共”（大体是从1945年8月到1948年9月）到“两面周旋”（从1948年9月到1949年 4 月），再到“联共弃蒋”（1949 年 4 月到新中国成立）三个阶段。

这也就是苏联在中国进行选择的过程。

再来看美国在中国的选择。

美国在开始的时候也面临一些不同的选。

然而，出于战后美国的战略重心在欧洲、国内认为美国的在华利益不值得诉诸武力以及认为如果建立一个以国民党为主但包括共产党的统一政府的话，就可以加以控制以遏制苏联等方面的考虑，调节国共矛盾，力求建立一个“强大的、广泛的、民主的政府”成为美国的首选。

具体来讲，在 1946 年 6 月蒋介石挑起的全面内战代替了国共谈判的时候，美国才清楚地认识到调解只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于是转而支持国民党，但是在 1949 年中共领导的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进入反攻阶段，这时，美国才知道自己在中国支持的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

因此，转而寻求与中共的更多接触。

1949 年 5 月 30 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离开广州回国后，苏联事实上已在实行“联共弃蒋”政策，稍后不久，中共也正式决定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

这样，等待尘埃落定”的美国错过了机会，并在以后与中国长期处于对峙状态之中。

当然最终的选择还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做出的抉择。

综合起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之所以制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主要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意识形态因素。

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同，两国友好是有相当基础的。

自中国革命以来，苏联就一直在支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有积极贡献的。

虽然，我们对苏联、苏共的某些政策有意见，但是从总体上说中共同苏共、苏联的关系是友好的。

新中国对苏联和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实行“一边倒”政策，是基于兄弟般的友谊，是因为“我们在斗争营垒上属于一个
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

第二，出于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方面的考虑。

1945 年 8 月，苏联与国民党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使苏联在中国东北享有的特权得到保证，出于对外蒙古及东北的主权考虑使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不愿意与苏联发生矛盾，从而给国民党以可乘之机，占领东北，保障其支持者美国的在华利益；另一方面，苏联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也给予中共以“兄弟党”援助，对临时改了名的中共东北军“不加限制，任其自由行动”，苏联红军还把日本关东军的武器仓库交给中共军队看管，使新扩编的部队得到武器，这一切都帮助了中共军队在东北的迅速发展”。

纵观当时的国际环境，只有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才可能获得最大的国际支持与援助，才能为有力地保障国家安全与促进经济发展提供相对有利的外部支持力量。

第三，对美国的认识发生变化。

其实，与苏联相比，由于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美国在中国的自由度更大一点，与中共的来往机会更多一些，如，1944 年 7 月，美派军事观察组“迪克西使团”到延安考察，同年11 月，赫尔利与毛泽东在延安会谈，1946 年 8 月，毛泽东在与美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提出“中间地带”的观点，1949 年司徒雷登与时任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的黄华进行接触。

但是，遗憾的与中共接触的多为美中、下层官员，上层领导并未与中共过多接触，而且其对华政策是与国民党合作。

即使到后来解放战争的结果明朗化时，美国当局在与中共接触中犹犹豫豫，停滞不前，采取“等待尘埃落定”的观望政策。

这是中共对美不信任程度增加，从而在选择上倒向苏联一方。

正是出于以上考虑，中共做出判断：总的看来，苏联对自己的伤害呈递减态势，美国对自己的伤害呈递增趋势。

因而，在 1949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宣布，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要全方位的站在苏联一边，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

“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

……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三、新中国建国初期外交方针的影响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方针的制定，是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 50 年代初期国际政治背景分不开的。

中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实行的“一边倒”外交战略客观上是特定的国际环境的产物，主观上是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认识而对外交战略作出判断的结果。

这一外交战略的实施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也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影响。

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大外交政策充分体现了独立自主的精神。

它们的提出和实行，对内彻底肃清了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和其盘根错节的影响，对外树立了严格的建交规范，彻底划清了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界限。

同时解决了当时最急迫的现实问题，即打破敌对势力的封锁和禁运，防止可能遭受的外国干涉，并为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制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得新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于世界政治舞台。

但同时，由于“一边倒”外交政策的施行，使许多西方国家由于意识形态因素及美苏对抗的国际格局而不与中国建交。

特别是在这一外交战略下1950 年 10 月 8 日中国出兵朝鲜，抗美援朝，这使中美正式对抗，彻底关闭了中美友好关系的大门，使新中国在建国之初就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及国际事务等方面的扼制；而且由于抗美援朝战争中国错过了解放台湾的最佳时机并使西方对中国产生“好战”的印象；非友即敌”的观念长期限制了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灵活性。

这些都对以后的外交政策产生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