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本体论看文学理论的“域化”

从语言本体论看文学理论的“域化”

作者：于蕾

来源：《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6年第07期

摘要：20世纪上半叶是文学理论确立其独立的学科地位的时期，这个过程从俄苏形式主义开始，经过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两个理论流派的发展，最终走向高潮，这个过程就是文学理论不断“域化”成独立学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理论就是建立在语言本体论的基础之上的。

关键词：语言本体论文学理论域化

“域化”（territorialization）是由德国哲学家德勒兹提出来的概念，并且与另外两个概念——“解域”（deterritorialization）和“再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紧密联系在一起。按照德勒兹的解释，“欲望生产能够产生并扩展连接，通过这种连接而形成的具有显著特征的总体就是域化”。[1]（P29）这种连接力量使任何形式的生命获得其存在的形式即域化，同样也是这种连接使它失去了其存在的形式即界域。“域化”可以发生在生命的所有层面，比如，基因可以连接起来而形成一个物种，但是这些连接也同样可能造成基因突变。由此可见，域化和解域并不是二元对立、相互否定的，“解域”是产生变化的运动，它存在于辖域之内。往往解域的过程之中又伴随着新的域化，在事实领域上发生的是相对的解域，但是理论上存在着一种“最大程度的可能性”，即“绝对解域”（absolute deterritorialization），又称“化域”。

当把“域化”“解域”和“化域”这一组概念引入到文学的领域中时，这对研究者理解20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当然这其中涉及的问题多且复杂，笔者拟从语言本体论作为论述的切入点，从文学语言的角度谈一谈文学理论在20世纪上半叶文学域化的问题。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将文学称为“语言的艺术”，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将文学称为“语言的艺术”。而文学理论的“域化”，正是基于人们对于语言的认识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基础上。20世纪，人文科学经历了深刻的“语言的转向”，文学理论当然也不例外，语言在文学研究中从原来的工具、从属地位一跃成为文学的本体。不可避免地，当把语言的地位提升到无以复加的高度的时候，那么“文学理论”的“解域”过程也就开始了。

一、语言工具论

伊格尔顿认为，在20世纪文学理论史上，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第一个是1917年，这一年俄苏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发表了《艺术作为技巧》一文，强调语言学与文学之间的必然联系，这被视为俄苏形式主义的宣言。在此之前，理论家们主要将语言视为工具，即语言工具论。语言工具论源远流长，从古希腊发轫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主要包括语言再现观和语言表现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强调在文学模仿中语言的重要性：在柏拉图看来，语言本身不具有生命力，只有通过与真理的结合，语言才能真正激发能量，具有生命力。亚里士多德在

《诗学》中也论述文学语言的问题，他认为语言在艺术模仿中尤其是文学模仿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凡是艺术就都用节奏、语言和音调来模仿。再现观在文艺复兴时期又得到了理论家和作家的进一步发展，为后来现实主义模仿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现实主义文论家认为诗歌语言和小说中的人物对话语言，都应采用生活语言，并且简洁明晰，反对晦涩空洞。总的来说，在再现观的视角下，语言的功能就是进行再现。上述理论家们都认为语言是用来摹仿的工具，摹仿理念、上帝、自然、古典、社会，等等。如果再现观是强调文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那么表现则侧重表达人们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感情，强调文学创作主体的重要性。表现论认为，文学是文学家内在思想的表现，是作者抒发内心情感的产物。因此，文学作品不再对自然再现，而是作家情感和心灵的衍生物。这种观点在浪漫主义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语言的功能是表现创作主体自身：抒发情感，体现思想，描绘想象。无论认为文学语言是再现的还是表现的，研究者都承认语言是再现自然或者表现内心情感的工具，语言从属于文学作品的意义之下，不具有独立性。在传统上西方对文学的研究重心并没有放在文学语言方面，唯美主义盛行之时作家们开始关注文学的形式问题，但是并没有把语言看作文学的本体。

二、语言本体论

20世纪，西方哲学经历了一个“语言的转向”（linguistic turn），威廉·阿尔斯顿在《语言哲学》的前言中写道：“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研究语言，即把对语言的哲学理解看作理解思想乃至世界的途径，这是当代哲学跨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2]从古希腊起，西方哲学历经三大转向，即古代的本体论转向、近代的认识论转向和当代的语言学转向。陈嘉映总结了当代语言学转向的几个原因，一是新逻辑的发现，二是对古典哲学特别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厌倦，三是反对哲学中的心理主义，四是语言科学的建立和进步。[3]人们对于这个问题争论不休，陈嘉映选取了有代表性的四点，他在分析阿尔斯顿的观点之后，认为当代哲学产生“语言的转向”最根本的原因是概念思辨明确成为哲学的主要工作，语言转向也就自然而然发生了。与此相呼应，在文学领域产生了“语言本体论”的观点。

1916年，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出版，这为文学语言本体论提供了理论支撑，俄苏形式主义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文学理论都建立在索绪尔的语言学基础之上。索绪尔的创造性突出地表现在，他第一个扬弃了在他之前的主流语言学派——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把语言现象从与社会历史的错综复杂的关联中剥离出来，将其看作一个处于一定结构关系中的符号系统，并由此提出了一种与传统语言学迥然有别的新的研究方法即必须研究语言本身的结构主义方法。简言之，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其自身具备物质性。陈嘉映把索绪尔的语言学列为二十世纪哲学“语言的转向”的重要原因之一，《普通语言学教程》在20世纪的语言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引发了规模宏大的“语言学转向”，哲学家们关注的焦点转向语言行为本身，这打破了以往再现论和表现论的束缚。在文学理论的领域，也迅速受到了影响，文学的所有问题都被转换成了语言问题，语言也成为文学的本体问题。

“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Theory of Literature）这个概念是从20世纪开始流行并广泛使用的，“文学理论”最终被确立是在20世纪40年代，但是真正地从语言形式本体讨论文学最早在俄苏形式主义时就开始了。因此伊格尔顿把1917年列为20世纪文学理论史上的第一个时间节点，这一年什克洛夫斯基发表了《艺术作为技巧》一文，成为俄苏形式主义的宣言。俄苏形式主义者着力为文学划分领域，认为文学具有独特性，即文学性，它不外在于文学，而恰恰就寄托在文学的根本媒介即语言当中。形式主义者直接依托的便是索绪尔的语言学，索绪尔认为语言这个系统是封闭的、独立的，不受外在现实和人的主观性干扰，因此语言中所包含的价值不会因人而异。“文学理论将自身与特定的语言学（主要是索绪尔式的语言学）‘连接’起来，成为文学理论形成和巩固自身辖域的基本途径”。[1]（P39）俄苏形式主义者重视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文学，把文学研究的中心由创作主体转移向文本的形式、结构。

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导言中提到，需要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去界定文学，就是以特殊的方式运用语言的一种写作方式。用雅各布森的话来讲，就是这种写作方式代表一种“对于普通言语的系统歪曲”。[4]（P3）即文学改变和强化普通语言，系统地偏离日常语言。文学语言在极力地吸引人们注意其自身，它炫耀自己的物质存在。雅各布森认为文学研究不是去考察文学作为世界的窗口或镜子是否真实，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个性表现如何，而应该去考察其文学性如何。因此，雅各布森集中研究文学的技巧和构造原则，对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做了详细的对比，认为文学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它以自身为目的，并且打破常规，对日常语言施以“暴力”，使之扭曲、变形，从而达到特定的美学目的，而这个目的就是语言本身。什克洛夫斯基在对“文学是什么” 的问题上与雅各布森的看法一致，他把文学作品看成是独立自主的艺术整体，认为文学的要义不在于通过什么方式反映现实生活，而在于以何种技巧“构造语言事实”，他说“艺术就是各种手法的总和”。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了“陌生化” 的概念，认为只有陌生化的语言才能体现文学性。他将陌生化理论应用于批评实践，在《情节编构手法与一般风格手法的联系》一文中，什克洛夫斯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托尔斯泰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他看见事物并为之惊奇的本领。” [5]什克洛夫斯基发现，托尔斯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有一些惯用的陌生化手法。在《艺术作为技巧》这篇陌生化理论的代表性作品中，什克洛夫斯基不惜用大量篇幅列举一些描写片段，来说明托尔斯泰作品中惯用的奇特化手法。他认为，艺术的手法就是使事物陌生，使形式难懂，增加认知的难度和长度，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使得日常语言变形，这才是“文学性” 的源泉。

伊格尔顿认为，形式主义实际上就是“将语言运用于文学研究”[4]（P4），而这里的语言是一种形式语言。从形式主义开始，“文学理论”开始了自身的“域化”过程，而“语言本体论”是其“域化”的重要基础。“文学理论”这个概念最终确立下来是在韦勒克和沃伦的经典著作《文学理论》一书中，而韦勒克是后期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是新批评派的集大成者。他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表达了对“文学的本质”的看法，并从文学的语言入手，指出与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不同：文学语言不同于一般艺术媒介物，它深深植根于自己所处的立式结构和特定的文化传统中，因而具有歧义性、暗示性、赋予高度的内涵和含蕴；他强调文字符号本身的意义，强调词语的声音象征，特别强调情感态度的表达。新批评认为只有把文学作为不同于人类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