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理解

浅析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理解
中文提要
国学大师钱穆一生勤勉，不仅留下数部著作以飨后人，更因其专心治史，致力于挖掘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后人敬仰。

尤当中国近百年来进入“前古未有最富动荡变进行阶段”，传统政治被嗤为残暴黑暗千夫所指时，钱穆著书立作提出中国传统非能以专制黑暗抹杀，不可不谓振聋发聩。

不仅如此，他更提出骇俗之论，秦汉时代并非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之创始而是中国古代民主思想与民主精神发扬成熟之期，由此引起的争论至今未休。

本文试图回到钱穆的著作本身，就钱穆对此问题的理解展开相应的论述。

外文提要
Qian Mu is a famous master of Guoxue, he left lots books for our future generations in his diligent life. And he also committed to carrying forwar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wins our resections and admiration. When the most of the people describe the traditional politics as the brutal darkness in the last century, Qian Mu gave us an enlightening idea that the traditional politics can’t be simplify for dark despotism. Not only that, He also mentioned a startle theory that the Qin and Han times is not the founding of authoritarian monarch regime in ancient China but the period for development of a mature view of democratic ideas. The controversy for Qian Mu’s idea has yet not to break until nowadays. This assignment attempts to return to Qian Mu’s book to start the discussion by virtue of the Qian Mu’s understanding on this issue.
关键词：钱穆；中国传统政治；专制；民主；
钱穆(1895年－1990年)，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历史学家，儒学学者，教育家。

他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钱穆学通经史文学，尤擅考据，终生勤勉，付梓数部，创作的《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学术史》、《中国文化史导论》等对后世学者影响深远，更因其严谨治学，关切国事，尽显知识分子应有风范为后人景仰。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钱穆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有着独特的认知，即中国传统政治非能以专制黑暗四字抹杀，这一观点可见于《政学私言》《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文化与教育》等著作。

钱穆自承力求“根据已往史实，平心作客观之寻求”，希望能够“就新时代之需要，探讨旧历史之真相，期能对当前国内一切问题，有一本源的追溯，与较切情势之考察”。

（《国史新论》自序）他在《国史新论》再版序中指出：“适当新文化运动骤起，如言自秦以下为帝皇专制政治，为封建社会等，余每循此求之往籍，而颇见其不然”。

更在《中国民主精神》中明言：“普通以为秦汉时代乃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之创始，今我则谓秦汉时代乃中国古代民主思想与民主精神之发扬与成熟”。

1此番骇俗之语，于当时及至今，激起的争论与反思仍未消弥。

尽管引发诸多非议，但钱穆终其一生仍坚持此观点。

恰逢现今中国政治发展还处于传统与现代过渡时期，各种政治文化也还在重新构建中，如何革故鼎新，不得不牵涉如何认知传统。

钱穆作为一代国学宗师，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及宣扬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独特政治思想进行回溯。

这还需回到钱穆著作本身，厘清其相应逻辑，才能在众多争论中对他的见解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把握。

一、中国传统政治非专制
钱穆主要针对“这几十年的国内学术界，几乎无一不说秦以后的政治是君主专制”2提出中国传统政治非专制这一观点。

因而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主要从秦汉大一统说起。

又钱穆认为“政治与政事不同。

如秦始皇统一，汉高祖得天下，以及其他一切内政、外交、军事等，都该属于政事，归入通史范围。

若将政治，则重要在制度，属专门史。

”3且“中国传统政治比较富于合理性，毛病多出在人事上，与整个制度无关”，4故而钱穆主要以中国政治制度演变来阐述中国传统政治不能以专制黑暗四字抹杀。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即专门以政府的组织、考试和选举、政府的赋税制度和国防与兵役制度四个范围历陈汉、唐、宋、明、清五个中国古代历史中最重要朝代的政治制度。

以下将以钱穆的论述进行说明：
（一）王室与政府之分：
1钱穆.《文化与教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79
2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出,.2005.73
3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三联书店出版,2001.18
王室与政府之分，也即君权与臣权之分。

“中国传统政治理论，是在官位上认定其职分与责任”。

5作为王室之首的皇帝，其职责在于任用宰相，宰相任用得好，皇帝责任已尽。

宰相作为政府之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责任，因而宰相的地位职权尤为值得重视。

宰相一职早在秦代就有设置，汉袭秦制，在中央政府中设置三公、九卿，而就权力分配来看，最高行政长官就是宰相。

皇帝是国家的惟一领袖，象征国家的统一，宰相则是政府的领袖，负责政治上的一切实际实务。

王室与政府分开，且实际的政权在政府而不在王室。

不仅如此，作为行政首长的宰相还是皇帝的总管家，可以管到皇宫里的一切，甚至是王室经济的支配。

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制度安排下，大司农掌管国家公费，少府管王室经济，王室不能动用大司农的钱，王室与政府在法理上有鲜明的划分，而这一传统在历史的大致趋势中也一直延续了下去。

仅就此点，也能够反映当时的政治中，后人所诟病的专制独裁并不与历史相契合。

到了唐代，宰相一职委任于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个衙门。

政府的最高命令由中书省拟定，由中书省长官修订润饰成为正式诏书后再由皇帝画敕。

而皇帝也只是到画敕这一步骤为止。

诏书即使经皇帝画敕之后还得送到有涂归封驳权力的门下省复核，若没有门下省的附署，中书命令便无法下达。

最后只有经过门下省复核通过的诏书才能到达尚书省并由其执行。

在当时的制度安排下，没有“中书门下之印”诏书即经由皇帝画过敕字也不能被下面各级机关所承认的，也即所谓的“不经凤阁鸾台，何得为敕”。

宋代相权由于军事上有枢密院辖制，财政上有三司分管，用人上也有审官院和三班院负责较唐而言低落下来。

可传统的历史习惯仍然有所沿袭，就是快亡国时，皇帝没有经过中书的手条也被群臣指责为乱政。

即使是丞相被废除的明朝，一切事务也不是由皇帝一人独裁。

在明代，许多事务也得经过廷推、廷议和廷鞫。

同时，还设有六科给事中，虽然官阶只七品，却能够参与廷推、廷议和廷鞫，提出的意见也非常受尊重，即使是当时官阶最高的六部尚书也会因为他们的反对意见——科参而使原议搁置。

而清朝，钱穆指出仅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政治，违反传统政治意识，袒护满洲部族特权，其政治上的一切表现只能冠之以法术二字，是称不上政治制度的。

（二）选举考试与铨叙制度
自秦统一六国之后实行郡县制，大小官员由皇帝直接任命，以血缘为基础的封建世袭制度在政府中已无立足的根本。

汉初虽施行过郡国并存的制度，但与大一统的时代客观要求相悖，以后几代人都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精力，直到汉武帝承文景二朝的积累，并施行推恩令等恩威并施的政令才使之得以解决。

汉武帝时期，官员的选拔和任用的相应制度使知识分子的比例大为增加，而不是以往的军人当政或是富人当政。

首先是有了太学考试，在毕业考试中列为甲等的郎官，在皇宫内当值，锻炼几年后，当政府需要人才就有机会被选拔成为地方长官，列为乙等的就回到本乡地方政府当地方长官的掾属。

其次在选举方面，最先是无定期的选举和特殊选举，这两种选举都是根据政府的不同需要选拔地方贤能参与政治，或者是能够给政府的重要问题献智或者仅是具有政府所需的某个方面的特殊才能。

进而演变为正式的察举制度，每郡每年都要推举一个或两个孝子廉吏，这样使得被分到地方任掾属的乙等太学生还有机会再次到中央。

如是发展，官员大多曾是通过举孝廉而来，而且其中经过太学教育的人也愈来愈多。

这就是钱穆指出的汉代入仕的惟一正途“一个青年跑进太学求学，毕业后，派到地方服务。

待
服务地方行政有了成绩，再经长官察选到中央，又须经过中央的一番规定的考试，然后才始正式入仕。

”一个政府的官员能够进入仕途的人不再只能凭借血缘，军功，或是财力，政权已开始向社会开放。

汉代之后，特别是隋唐创设并不断完善的科举制更是让社会各阶层通过公开考试进入政府有了制度上的保障。

于是，能够进入政府的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这也是钱穆指出的“这一情形，直从汉代起……中国历史上此下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又非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

6不仅如此，掌握察举与考试实权者，不是皇帝亦非宰相，而是地方长官与礼、吏两部较低级的官员。

即便宰相，也由礼部侍郎执掌的考试中拣出，故而有“礼部侍郎重于宰相”7之说。

与察举考试制度相关联的是铨叙制度，即同过察举考试方才初入仕途，之后的升迁降黜则由实际的政绩铨叙。

“此项铨叙权亦不操于皇帝，不操于宰相，而操之于吏部。

亦不操于吏部之长官，而操之于其属员”。

8此项制度，从汉延续到明代，使得政府全部文武官的升黜任用，都操于吏、兵两部。

由此，“可见照中国传统法制，即宰相也不该总揽大权于一身，又何论是皇帝”。

9
（三）监察制度
中国传统政治讲究设官分职，而如何管理与监察称职与否，则系于御史与谏官。

“御史本是代替皇帝和宰相来负责监察政府下面官员之称职胜任与否，而谏官则是负责来监察皇帝的”。

10由此，使得王室与政府成员都有监察制度的规约。

在汉代，设有官属副宰相的御史大夫管理监察政府，所辖含中央与地方。

而真正行事的又再行分配，一为御史丞监察中央与地方政府之责，一为御史中丞负监察王室包括皇帝之责。

而行监察之职的官位不高，以皇帝为一级，丞相为二级，御史大夫为三级，则御史丞与御史中丞已属四级。

四级官有权监察一级官，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中值得予以关注的设置。

钱穆指出其中因缘：“大职负大任，小职负小任”，在他看来，处理实务，决定万机更为重要，而监察则职小任轻。

11至唐，台谏分职。

御史台负纠察百官之责，谏官则专对天子谏诤过失而设。

任用宰相，权在皇帝，因而可知御史台由皇帝任命，已不属宰相的直辖部属，成为一独立机关。

谏官之任用，仍属宰相。

谏官之责在于谏诤，因而丞相与皇帝议事常带谏官，作为宰相与皇帝之间的缓冲，若皇帝有不是处，谏官可直言规正，如此可避免皇帝与宰相直接冲突。

即使得罪皇帝，可由宰相罢免，不损皇帝颜面，也不致牵动宰相。

谏官职小，即遭罢免，还可赢得直言敢谏之美誉，反益于将来之仕途。

其实这里已经可以看到皇权对相权开始有所压制，御史台不属宰相直辖，虽为独立机关，但任命权掌控于皇帝，实是对相权的分权了。

至宋，则台谏两职人选皆不出自宰相，意即台谏人选决定权在于皇帝。

这样谏官失去制约皇权之用，反成为皇权压制相权之用。

台谏与政府对立，对政府持异见而不需负实责，成为政府的一大羁绊。

台谏官员习气渐横，是非太多，激起政治反动，为众人不屑，久之，其作用消怠。

尔后，明废除谏官制度，于六部分设给事中，诏令由各部给事中审核。

但这一设置得失兼半，其一是给事中只负发表意见之责，与行政结果好坏无关，使得行政官员为免遭政令过失之责难不得不参考其意见，权力反倒由给事中
6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出版,2001.16
7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出版,2005.86
8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出版,2005.87
9 同上.
10 同上,88
分去；其二，正是如此，在没设丞相的明代，给事中终究对皇帝与各部尚书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之用。

至清，整个政治体制中，皇帝实权居庙堂之首，政令甫出，百官按之执行，再无封驳之说，这已是实实在在的君主专制了。

以上，是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中制度设计的大致分析，王室与政府分离，选举官员之责在于各级行政长官及礼吏两部，开科举，政权向社会开放，且上至皇帝下至政府官员均有相应监察官员与之对应。

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不仅对一切行政负实责的宰相难以总揽权力于一身，又何况是皇帝。

此外，还有另一层客观因素，中国自古领土便颇为广袤，政事繁杂，皇帝仅凭一人之力实难以顾全万机，何况历史上多有少年甚至幼儿皇帝，又如何可能独裁。

不仅如此，钱穆认为中国传统政治仅凭专制黑暗四字抹杀实为欠妥，指出秦汉时代非为专制政体之始，乃中国古代民主思想与民主精神之发扬与成熟之期。

一、中国民主精神
在《中国民主精神》中，钱穆对此有专门论述，要义与论证中国传统政治非君主专制相辅相成。

除却王室与政府分离，官员选举考核，还有自公开考试制度——科举形成后，渐渐发展起来的士人政府。

士人政府的形成，使得中国出现“政民一体”的“中国式的民主”。

首先是中国政府由民众组成，不必像西方一样非需代表民意机关的民选国会。

传统政府中的官员“既经公开之考试，又分配其员额于全国之各地。

又考试按照一定年月，使不断有新分子参加。

是不啻中国政府早已全部由民众组织，则政府之意见，不啻即民间之意见。

”12其二是中国政府既然是民众组成之政府，则政府一切法制规章即为民意之产物。

法令一旦形成，不遇绝大变故，不轻易修改，而且即使是王室成员也同样遵守，不敢轻背。

官员的任用，也有相应的铨叙制度，即使皇帝任命宰相也不能随意授予。

其三，中国自战国秦汉以来，已有中层阶级兴起。

这里的中层阶级“不凭借资产与富力，而一视其道德与文艺”13，即由选举考试制度而兴起的士人阶级。

钱穆指出，中国传统政治不尚民主选举。

首先是客观因素限制，中国广土众民，民众选举，难以推行。

其二是中国传统政治尚贤不尚众。

王室与政府分离，政府掌控行政实权，代表民意，虽有王室更迭，然政府精神仍可以延续，因而政制并不随一姓一家兴衰而存亡。

随着政治推演，形成尚贤不尚众的政治传统，认为贤能的意见能够代表大多数，也就是在《左传》中提到的“贤能从众”。

同时，“若双方贤的分数相对等，乃始再依多数为从违。

若双方贤的分数不相等，则中国传统理论，先尚贤，不尚众”。

14
于是在士人政府和贤能政治的影响下，形成了“政民一体”，也就是钱穆提出的“中国式的民主”。

察举及公开考试成为民众参与政治的惟一正途，使政府与社会能够紧密相连，融为一体。

“政府即由民众所组成，用不着另有代表民意机关来监督政府之行为。

”同时，能够进入政府成为“民间代表”的官员“又并不来自社会中某一特殊身份或特殊阶级，像古代的贵族政权与军人政权，像近代的富人政权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权，与穷人政权即无产阶级与政的政权，而实质一种中性的政权，即全国各地，包括贵族军人富人穷人一切在内，而只以德性
12钱穆.《文化与教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82
13 同上. 83
与学问为标准的士人政权。

”15在中国式的民主下，民众对政府是一种信托与期待，而不是西方契约制下对政府的敌对与监视。

政府直接代表民意，与民众合为一体，是较西方民主更为直接合理的民主。

因此，中国式的民主精神也是钱穆一直坚持中国传统政治非专制的一个重要依据。

二、传统政治制度之缺陷
钱穆也不是一味袒护传统政治，认为其完美无缺，无一诟病可言。

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政治的本质缺点在于16：一是过于注重职权分配细密化。

虽可因着每一职的独立性与相互间的平衡性，使得政治长期稳定，却使得政事难以有实质性发展，易于停滞而麻痹化。

二是太注重法制的凝固性与统一性。

这与职权分配过于细密化相承，使得全国在同一制度下可以长期维持一两百年，却在应兴改革之时难以大刀阔斧，只能缝缝补补而渐趋繁复和形式化，失去其初始之益成为政治发展一大障碍。

此两大病源使得中国传统政治在长治久安之下渐增惰性，社会中的个人也缚于重重职权与法规之下。

经过历朝演变，也衍生了传统政治中日益明显的不好趋势，《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将其列为四点：
（一）中央政府有集权的倾向。

自秦以后，由四分五裂的封建走向统一，这是历史的大趋势，国家需要一个凝固的中央。

然而地方权力日益衰落和中央过度集权，给中国的政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直到现今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还是一个大问题。

（二）社会的平铺化。

官吏不能世袭，通过考试向社会公开政权，每一个人都有进入仕途的机会，久而久之，造成社会各阶层一天天趋向平等。

一旦中央垮塌，社会上很难能组织出一股力量来应对出现的问题，这在遭遇帝国外患时最为危险。

同时，还会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人才都集聚科举入仕一途，不仅造成冗官，政府负担过重的问题还浪费了大量的人才，工商等发展滞后，整个社会的生产结构不协调。

（三）长治久安下，皇权的提升和政府权力的逐渐低落，王室高于政府。

这使得政治制度无处可寻，取而代之的是以法术来驾驭的私心政治。

（四）、制度的繁密化。

一个制度往往历经几百年不变，出了毛病就另定制度来仿制，在繁密的制度约束下，自由发挥的空间愈来愈少，人才受到严重束缚，造成中国政治难以得到发展。

三、提出中国传统政治非专制之缘由
（一）恰逢国家动荡变动之时，就新时代之需要，探讨旧历史真相。

钱穆在其中国传统政治非专制提出后，遭到诸多非议，他仍坚持其观点，这与当时所处的时局有莫大关联。

对于专制的批判早在明末清初时就开始，而最为偏激的莫过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外族欺凌境地，更有清政府之无能，境况日趋恶化，大批有识之士纷纷为求救国救民之途苦苦探索。

而一些激进思想家则将对传统政治的批判推延至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

钱穆在书中非常中肯地指陈出此种认识的弊端及危害：
15 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出版,2005.86
“以后满清是推翻了，不过连我们中国的全部历史文化也同样推翻了。

这因当事人误认为满清的政治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旧传统。

有误认为此种制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帝王的专制。

于是因对满清政权之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历史上传统政治也一气不满意。

因对历史上的传统政治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不满意。

但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

”17
钱穆指出，如果传统政治确如激进派所认为的一派黑暗，一无是处的话，也不可能能够维持两千年之久，其中必有相应的合理因素使之能够维持其运作。

钱穆也非顽固卫道士，他在《国史新论》再版序中提到：“适当新文化运动骤起，如言自秦以下为帝皇专制政治，为封建社会等，余每循此求之往籍，而颇见其不然。

故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

18纵观钱穆所作，不仅挖掘并整合出传统政治中好的一面，提出的尊重“历史意见”19，也不讳言传统政治的弊端，承认西方的政治制度确有可借鉴之处。

只不过他更强调在接受西方政治文化的同时与中国的传统政治相联系，需要创设一个适应于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而不是一味的仿袭照搬西方那一套。

（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关怀，重建国人对自己传统的信心。

钱穆在其著作中多次强调文化对于一国的重要性，他在《国史大纲》中有言，“世未有其民族文化尚灿烂光辉，而遽丧其国家者；亦未有其民族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

”20故而，他在《国史大纲》开篇就揭示其读者在阅读时必有之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二、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17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出版,2001.168
18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出版,2005.再版序, 1
19 “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

这些意见，比较真实而客观。

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逝不存在，而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

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

”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前言（三联书店出版.2001）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
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

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
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
前发展之希望。

21
钱穆痛惜国民对国史知识的缺乏，他认为要“革新”需先知旧。

作为一个学者，钱穆倡导研究历史应当先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所采用之材料与其运用材料之方法，亦将随而不同”。

（《中国历史研究方法》序）。

钱穆在论述中国传统文化时所持有的意义究其根源就是力证其价值，在国家处于危亡之际重塑国民信心以期新希望。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钱穆认为是不证自明，“中国文化是世界上绵延最久展扩最广的文化，只以五千年来不断绵延不断展扩之历史事实，便足证明中国文化优异之价值”。

22在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理解中，这一意义同样适用，可以看到，其所一一列举的历史依据大多在力陈传统政治可取之处。

同时，钱穆认为，每一项制度得以施行延续都需要民众先对其有信心。

他举了得以绵延几百年的科举考试制度为例：“这不是制度本身的力量，也不是政治上其他力量所压迫，而是社会上有一种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在支持。

当知一切政治，一切制度都如此。

”23这也就不怪乎钱穆对于激进派要求仿效西方重建政治制度时发出的诘问：“试问哪里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无传统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正建立得起来的”？
（三）钱穆将中国新出路的希望寄托于知识分子，而对当时多数知识分子多凭借西方政治理论来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政治进行劝诫。

钱穆在阐述中国传统政治时即以东西方“封建”之异作为分析初始，究其用意，当是分析伊始就以例说明研究中国政治不当直接从西方的一套理论中套用，更不应当在没找到合适时马马虎虎贴一个标签。

这与钱穆对中国政治新出路中对知识分子的重视是大有关系的。

“将来中国政治若有出路，我敢断言，决不仅就在活动上，决不仅是在革命与组党上，也决不仅是在抄袭外国一套现成方式上，而必须触及政治的本质，必须有像孙中山式的为自己而创设的一套政治理想与政治意见出现。

”24这与钱穆向来对读书人抱有良好的政治预期是一致的。

在传统政治中，他褒扬“士”阶层的独特地位，不仅是士人政府使得传统政治的政权向广大民众开放，更赞赏“士”阶层身上的“自觉精神”——“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得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担”25。

钱穆总结推行新政治当有三个要点：“（一）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民族个性，此即是一民族一国家之传统所在。

（二）自己社会的现实情况，此因时代而变（三）世界趋势”。

说易行难，“所以在每一民族中，每一国家，必应有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来研究，来倡导。

此项研究，主要须向自己研究，不贵向别一民族别一国家去抄
21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出版,1991年版扉页
22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三联书店出版,2001.167
23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出版,2001.152
24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出版,2005年.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