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文学史

汉魏六朝文学史

《史记》，是由西汉时期的司马迁编写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多年的历史。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年)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为“二十六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古诗十九首》，组诗名，五言诗。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处处表现了道家与儒家的哲学意境。为南朝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昭明文选》(又称《文选》)而成。《古诗十九首》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艺术上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同时，《古诗十九首》所抒发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令古往今来的读者常读常新。刘勰的《文心雕龙》称它为“五言之冠冕”，钟嵘的《诗品》赞颂它“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建安时期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的动乱和人民的苦难，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同时也流露出人生短暂、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意境宏大，笔调朗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其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文学史上称之为“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和女诗人蔡琰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俊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学品评的主要标准。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一部《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集中记录。

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新兴门阀士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潇洒、不滞于物、不拘

礼节。士人们多独立特行，又颇喜雅集。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

永明是南朝齐武帝的年号，“永明体”亦称“新体诗”，这种诗体要求严格四声八病之说，强调声韵格律。这种诗体的出现，对于纠正晋宋以来文人诗的语言过于艰涩的弊病，使创作转向清新通畅起了一定的作用。对“近体诗”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前四史”是“二十四史”中的前四部史书，即为前四史四本书。包括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的《汉书》、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以及西晋陈寿的《三国志》。

汉赋是在汉朝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摛文”；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骈文又称骈体文、骈俪文或骈偶文；古代汉民族以字句两两相对而成篇章的文体。因其常用四字、六字句，故也称“四六文”或“骈四俪六”。全篇以双句（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

《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三篇。全文从各个方面分析秦王朝的过失，故名为《过秦论》。此文旨在总结秦速亡的历史教训，以作为汉王朝建立制度、巩固统治的借鉴，是一组见解深刻而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文章。

《过秦论》上篇先讲述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世秦王的苦心经营等。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富有气势；之后则写陈涉虽然本身力量微小，却能使强大的秦国覆灭，在对比中得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的结论。中篇剖析秦统一天下后没有正确的政策，秦二世没有能够改正秦始皇的错误政策，主要指责秦二世的过失。下篇写秦在危迫的情况下，秦王子婴没有救亡扶倾的才力，主要指责秦王子婴的过失。

《归去来兮辞》是晋宋之际文学家陶渊明创作的抒情小赋，也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这篇文章作于作者辞官之初，叙述了他辞官归隐后的生活情趣和内心感受，表现了作者对官场的认识以及对人生的思索，表达了他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精神情操。作品通过描写具体的景物和活动，创造出一种宁静恬适、乐天自然的意境，寄托了他的生活理想。其在文体上属于辞赋，但语言浅显，辞意畅达，匠心独运而又通脱自然，感情真挚，意境深远，有很强的感染力。其结构安排严谨周密。散体序文重在叙述，韵文辞赋则全力抒情，二者各司其职，成“双美”之势。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

陶渊明（352或365年—427年），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有《陶渊明集》。

《兰亭集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序》、《临河序》、《禊序》和《禊贴》。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位军政高官，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会上各人做诗，王羲之为他们的诗写的序文手稿。《兰亭序》中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作者对于生死无常的感慨。

《与朱元思书》是南朝梁文学家吴均所著的一篇著名的山水小品，是吴均写给好友朱元思（一作宋元思，字玉山，生平不详）的信中的一个片段，被视为骈文中写景的精品。该文既用人的感受反衬出山水之美，也抒发了对功名利禄的鄙弃，对官场政务的厌倦，含蓄地流露出爱慕美好的大自然，避世退隐的高洁志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