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主张新诗应有格律

从《死水》看闻一多新格律诗的主张和创作

歙县电大周剑锋

一、序论

闻一多创作的以《死水》为代表的一批格律诗的艺术成就很高，他刻意求工求新，注意炼意、炼句、炼字，构思谨严新颖，想象丰富，意境深远，形象鲜明，比喻新奇，音调和谐，令人称赏。闻一多的新格律诗理论和格律诗创作，在新诗发展史上有一定的意义。文学革命和胡适“诗体大解放”的理论，产生了冲破旧诗格律的自由体白话新诗。郭沫若的《女神》是自由体诗的第一个高峰，但自由体诗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了粗制滥造、不讲究艺术质量的倾向。一些文学青年以为新诗是最容易制作的，一些新诗实际上只是分行的散文，不讲韵律、节奏，句子或很长或很短，自由松散，过于散文化。闻一多的格律诗理论及其创作，对纠正这种错误倾向，提高新诗艺术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提倡新诗格律，并非是形式主义。闻一多十分强调新诗的格式是“相体裁衣”，是根据新诗内容的精神创造相应的格式，使其具有精神与形体调和的美。《死水》诗集多数是格律体，但每首诗的格式，如《死水》、《发现》、《洗衣歌》、《静夜》等，都相体裁衣，各有不同，各臻其美。在白话新诗的发展史上，闻一多是继郭沫若之后又一位对新诗的成熟做出划时代贡献的大诗人。

二、本论

走进闻一多

闻一多（1899－1946）, 原名闻家骅，湖北浠水人。诗歌颂自然、歌颂青春，感情热烈，形式精美，突出地抒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如《死水》；诗论以提倡“三美”的新诗格律化理论为代表，著有《诗的格律》；散文抨击社会时弊、批判传统文化，其中尤以《最后一次演讲》最为惊心动魄。

1. 由狂放归于沉静

1912年，年仅13岁的闻一多从湖北乡间一户富裕人家来到北京清华学校，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1922年他赴美留学专攻美术。从考入清华到1925年留美归来这十余年间，闻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对政治只是偶有所涉。

在回国近两年的时间里，闻一多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战争、屠杀，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他再也难抑悲愤，发表了《贡献》、《罪过》、《收回》、《你指着太阳起誓》、《心跳》、《一句话》等充满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但火山喷发之后，他又备感无奈，最终走了一条文人的传统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成了对世事过问无多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

2. 由“自由学者”转为”斗士”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步行团。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埋下了他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

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

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同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情况。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察”的记述使他印象极为深刻，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他于1944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从此，他在共产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争民主的运动中去。当然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希望实现政治民主之后便回到书房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但这已无法实现了，1946年7月15日，他在勇敢地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后，便被暗杀于昆明街头。

死水的创作背景和释义

诗人闻一多曾经留学美国。在美国期间，他深深地感受到了美国的民族歧视。这激起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绪。他的诗作《洗衣歌》就是这种心情的摹画。1925年夏，不堪忍受美国种族歧视的诗人毅然提前回国。他满以为让他魂牵梦绕的祖国一定会给他带来慰藉，然而他所接触到的却是军阀混战，生灵荼炭，如死水一般黑暗的现实。梦想幻灭了，剩下的只是深切的悲哀和愤恨。在诗作《发现》中激烈地宣泄着自己的失望和愤怒“这不是我的祖国，不是不是”。诗人为处在水深火热中的黎民百姓感到悲哀，对丑恶而腐朽的社会感到愤恨，然而他又对这一切无可奈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情感下，1926年他创作了《死水》一诗。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索性泼你的剩菜残羹。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飘满了珍珠似的白沫；小珠笑一声变成大珠，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全诗共分五节，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第一节)，表达了诗人对“死水”一般的旧中国腐败现实的激愤之情。诗的第一句“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有着深刻的寓意：它象征着当时那个处于军阀混战中的腐败黑暗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当时，旧中国封建传统势力根深蒂固，渗透于各个领域；帝国主义的入侵，资产阶级的所谓文明，又使一些无耻的中国人滋长了洋奴思想；反动派相互勾结，残酷地扼杀着一切进步的新思想、新事物。正是这一切，使当时的中国成了“一沟绝望的死水”。在这句诗中，“绝望”二字，写出了诗人深沉的失望心情。诗的第二句，“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清风”是与“死水”相对照的事物，可以用以比喻一切新鲜的思想和力量。然而，这些新鲜的东西却引不起“死水”的半点反应。清风吹处波不生，可见死水已沉寂到了极点。这一句是对“死水”的更进一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