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

范仲淹《条陈十事》

宋朝经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及仁宗初年章献太后执政时期，已有70余年，积弊日深，明道二年（1033）三月章献太后死后，仁宗始亲政，群臣希望革新政局，右司谏范仲淹上《救弊八事》指出：“暴敛未除，滥赏未革”。要求“销冗兵，削冗吏”①，节省费用。后又指斥时政，得罪宰相吕夷简而被降官，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也因支持范仲淹而先后被降职，但是群臣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庆历三年（1048）三月，吕夷简罢相，正值宋与西夏交战而连战皆败，西北形势严重，京东、京西地区人民起义时有发生，仁宗也想要改革弊政，遂重又任命欧阳修、余靖等人为谏官，议论时政。四月，又任命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八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仁宗想依靠他们改革弊政，更新政局，并多次督促。九月，范仲淹与富弼商议后奏上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②，所谓十事是指“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是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建议，被仁宗采纳。

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新政”

新政从十月起陆续实行，首先实行的是“择官长”，改变即使是无能、老弱、贪污的官员，也一例依资格选任的状况。由朝廷选任各路转运使，由转运使选任各州知州，再由知州选任各县知县、县令，不称职者必须随时撤换或降职，政绩特出的提拔重用。

同月末又颁布了改革考绩的诏令（“明黜陟”），改变原先那种文官三年、武官五年，一律升迁官资，刚上任不久并无政绩，遇到例行考核也照样升迁的磨勘法。规定不仅要实际任职期满，对曾经犯法及贪赃的官员，则视情节轻重及现任政绩优劣等奏报决定是否升迁。中级官员则还要不犯“私罪”才能进行考绩①，还限制了较高级官员的随意升迁官资。

十一月下半月，又先后颁布诏令“抑侥幸”，首先不许权贵子弟担任馆阁职务，高等第的进士也须担当一任官职后，经过考试成绩优秀者才能担任。继又对“恩荫”制进行改革，分别限制及降低以“恩荫”取得官资的人数、等级，并规定了担任实际职务的最低年龄等。

同月末，又下诏“限职田”（“均公田”）。为使地方官在俸禄之外增加收入，真宗于咸平二年（999）复行唐代地方官的职田制，重定数额、等级。但是40 多年后产生了多少不均、苦乐悬殊的情况。这次将各级地方官的职田标准降低，但要限时补足数额，使他们都能得到比较优厚的待遇，促使有才能的官员乐于担任地方官。

次年三月，又改革科举制度（“精贡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重视德行与策论，以求录取德才兼备的人士，改善吏治。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2，明道二年七月甲申。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丁卯；《范仲淹集·奏议上》。①指官吏因执行公务不当而犯的“公罪”以外的个人犯罪行为，如贪污等。

关于“减徭役”，是以合并县份及机构，以兵士代替役户。这年五月，开始撤销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的五县，降格为镇而并于邻县，每减少一县可以减少役户二百余户，减少乡村的一耆保可以减少役户十余户，以使更多的人力投入农业生产。

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都认为改善吏治是根本，尽管这些措施都尽可能照顾到官吏们的既得利益，只作了不太大的改革，却遭到权贵们的攻击，指责支持改革的官员是“朋党”，夏竦更指使婢女学习石介的字体，伪造石介替富弼起草的诏书，说要废仁宗另立新皇帝，并传布流言，宋仁宗虽表示不信谣言，但范仲淹、富弼已经不能自安于朝廷。

改革失败

庆历四年（辽重熙十三年）五月初，辽朝决定讨伐西夏，遣使告宋并派人前往宋朝河东境内的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岢岚军（今岚县北）探测攻夏的进军道路。范仲淹提出辽、夏双方聚兵于河东路境外，万一双方联合南下，河东路将被攻占，并故意夸大局势的严

重性，坚决要求亲自前往处理。六月下旬，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富弼则强调辽军如果攻宋，必定重点进攻河北路，自愿前往训兵备敌，八月初，富弼出任河北宣抚使。其实他们都是为了逃避夏竦造谣毁谤可能带来的灾祸，虽保留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的官职，但已不再参与朝政。

十月初，宋夏议和。十一月初，王拱辰、宋祁、张方平等借小事攻击宰相杜衍的女婿苏舜钦以及其他改革派官员，江休复、宋敏求等11 人因此被降职或罢职，以致王拱辰宣称被他一网打尽，改革终于走上末路。

庆历五年正月中旬，辽使到开封告知辽夏战争结束，这是对宋友好的表示，辽、夏威胁相继解除。同月下旬，仁宗认为天下已经太平，参知政事范仲淹、枢密副使富弼，同日被罢免而出任地方官。守旧派代表贾昌朝、陈执中接替杜衍、章得象而任宰相，完全掌握了朝政。这次因在庆历年间进行而史称“庆历新政”的改革，最后失败。

庆历年间的农民起义与兵变

“庆历新政”还未开始进行的庆历三年五月，京东沂州（今山东临沂）的“虎翼”（禁军番号）军卒王伦，率四五十人杀巡检使朱进后起义，因受到都巡检傅永吉的追击，王伦转战南下江淮，发展至数百人，沿途不少州县官吏不敢阻击，而是以茶酒相待，或献衣物器甲，或弃城逃走。傅永吉采取尾击穷追战略，迫使起义军不停地转移而得不到休整，又受到制置发运使徐的（人名）所部官军阻击，同年七月在历阳（今安徽和县）为傅、徐两军合击而失败。

王伦失败前后，京西张海发动起义，在邓州（今属河南）时还只有60多人。陕西商山（今陕西商州南部）的郭邈山占山为王已十年，这时也出山活动。两支起义军迅速壮大，州县地方军队抵挡不住。同年八月，宋派朝廷禁军前往镇压，但张海起义军主力数百带甲骑兵，行动迅速，州县地方大多采取听任自由往来，甚至用鼓乐相迎设宴招待，同年底张海兵败牺牲。被先后镇压的还有郭邈山、党君子、范三、李宗等几支起义军。“庆历新政”失败后，宋廷更加腐败，各地的小股起义连续不断。

贝州（今河北清河西）驻有禁军骑兵骁捷军与步兵宣毅军等，王则为宣毅军小校，利用佛教弥勒派组织起义，在派往大名（今属河北）联络起义的人员被捕后，提前于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发动兵变，建立政权。虽然俘知州，杀通判、县令、主簿，但兵马都监、提点刑狱等统兵治安官员逃出城后据守南关，并控制了驻守城外的禁军，河北安抚使贾昌朝立即派兵从大名府北上镇压，同时向朝廷报告。仁宗立即派兵北上进行镇压。高阳关（今高阳东）驻军长官王信得知王则兵变，也立即率本路禁军南下直达贝州城下。宋朝廷及地方政府的迅速反应，使得王则始终只是困守贝州孤城，未能发展为较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宋又派参知政事文彦博前往督率宋军攻城。次年闰正月，宋军挖掘地道攻入城内，兵变失败。王则自东门出逃后被俘，同月被杀于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