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理论反思

风险社会理论反思：以中国为参考背景

杨雪冬

来源：《绿叶》2009.8

摘要：全球风险社会已然来临。处在现代转型与向世界开放的中国，不仅风

一、西方风险研究的三大理论

在风险研究中，大致形成了三种理论范式：一是以玛丽·道格拉斯为代表，利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风险的“文化—象征”理论；二是艾瓦尔德等人借助福理论。“风险社会”三是吉登斯和贝克为代表的理论；“治理性”柯思想而提出的．

玛丽·道格拉斯把风险意识看作是人们应对紧张的一种手段，因为他们可以找到抱怨或指责的对象。这种分析是建立在文化是一个社会的认知手段和保护方式的基础上的。道格拉斯认为，风险是一种在当代西方社会维护文化边界的手段。风险主要被用作抱怨的借口，“有风险的”群体或制度被视为危险的。有“风险

的”他者会对个人的身体健康或所从属的共同体或社会的象征性形态产生威胁。对风险的理解必然是通过文化假定完成的，因此是共同分享的惯例或期望，而非个人主义的判断或个体决策者的“认知”帮助。风险在解释出错的事情或可预料

的宏观结构因素。他们认为，在后现代性条件下，风险不仅大量出现而且全球化了，因此比过去更难以被计算、管理或避免。在他们看来，现代性不再是毫无疑问的过程了，而是产生了许多危险或“缺陷”。后现代性的核心制度——政府、工业和科学是风险的主要制造者。在贝克看来，如果说，工业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财伤害的缓解与分配则成为那么在风险社会，富分配以及不平等的改善与合法化。．

核心问题。在古典现代性中，财富和权力是其标志性概念，而风险和不确定性则是反思现代性的概念。贝克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生产效率的提高，财富分配和不平等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但是人类面临着新出现的技术性风险，比如核风险、化学产品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生态灾难风险等，这些风险摧毁了现代制度应对风险所依托的理念与方法：风险计算或计算理性。

在贝克的分析中，有一个概念特别值得重视，即“有组织地不负责任”。他在《风险社会》一书发表两年之后又发表了《解毒剂》一书，副标题是“有组织

二、个人风险认知的双重困境

就当代世界来说，风险环境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风险的客观分配格局的变化；二是对风险理解的变化。前者包括：高强度意义上的风险的全球化，例如核战争的威胁；具有全球影响的突发性风险；人化环境或社会化自然带来的风险，如知识对物质环境的影响；影响无数人生活机会的制度化风险环境的发展，如投资市场。后者包括：风险意识本身成为一种风险；风险意识的分布趋于均匀，许多风险被广大公众所了解变得熟视无睹。

变化了的风险环境带来了风险的个人化。一方面每个人的任何一种选择都会

重视。英国工党在上世纪90年代重新执政后，就把吉登斯的理论作为其制订政策的主要理论基础。吉登斯被称为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思想导师，其理论构成“第三条道路”思潮的主要内容。

三、风险理论着陆：“中国化”之难

尽管风险社会理论的系统性和全面性无可辩驳，但是在应用到中国的时候，依然面临着本土化的问题。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所面对的风险环境带有明显的复合特征，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尽管随着现代化的快速推进，现代意义的风

不同的责任，并且在预防和应对上也有能力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和区别正是社会不平等在风险领域中的反映。只看到风险的平等性一面，忽视风险责任和风险承担能力方面的差别，就会使现有的社会不平等在风险社会中进一步巩固化，不仅不利于各方平等地承担责任，也容易诱发新的矛盾和冲突。最后，风险社会理论对于社会认同的分析还有欠缺。由于强调制度主义，所以风险社会理论的两个代表而解决的方法则从宏人物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现代性主要制度的分析和批评

上，

观制度层面一下子下滑到个人层面。这在吉登斯的理论中体现的最为突出。虽然他在谈到生活政治时也涉及到社会群体问题，但是并没有把分析的重点放在风险社会带来的社会认同分裂上。实际上，在风险社会中，一方面共同的风险意识在增强，社会乃至国际间合作的机会在增多；另一方面，风险影响的差异性分布也导致了社会认同的分化，甚至社会认同的冲突。在许多国家里，国家认同受到了以宗教、种族、地域等为基础的其他社会认同的严重挑战，削弱了国家的权威，也引发了社会内部的冲突。

行为和投机行为因此产生。这既破坏了社会内部的和谐与团结，反过来也对国家提供秩序这种特殊公共品的能力和地位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现在目前的重点还是要围绕民族国家来完善风险治理通过制度既要重视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增强全社会的内部信任和团结。机制，

调整协调社会内部的各种关系，还要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个人治理能力，发挥各个社会行为者的能力，从而更加有效地应对不断增多的社会风险与不确定性。

●杨雪冬，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