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的文化理论透视

布迪厄的文化理论透视

○王岳川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当代西方著名的社会理论家和文化理论家布迪厄思

想的分析,展示了布迪厄理论的学术图景,分析了场域理论和文化习性理论,揭示了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的新的思想维度,考察了学术人的反思性品格,进而对身体视域和诗学精神的独特关系作出了阐释。

[作者简介]　王岳川,1955年生。北京,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邮政编码:100871。

一、理论空间与学术图景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　)是当代法国

著名的思想家、社会学家和文化理论批评家。作为一位横跨众多领域的学者,布迪厄写了二十几部书,其中较重要的著作有:《实践理论概要》、《实践的逻辑》、《反思社会学的理论》、《自由交流》、《特性:对审美判断的社会判断》、《语言与象征力》、《学术人》、《教育、社会、文化的再生产》、《语言与符号力量》,等等。总体上说,布迪厄打破了学科界限,从跨学科的角度入手,对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语言学、哲学、政治学、史学、美学、文学等都有所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思想范畴,建构了相当新颖的学术框架。

从对“普遍的文化理论”的反思到“文化实践理论”,布迪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品格,并努力克服那些“巴黎时兴的唯理论主义者的表现癖”和各种各样的“理论登场表演”。他力图超越传统对立关系的二分法,超越主观论与客观论的二元对立,拒斥那

种形而上学式的解决各种问题的“宏大理论”和“宏伟话语”,从而使得文化与社会、结构与行为等普遍存在的文化理论的对立得以消除。这样,布迪厄就提出了关于知识、实践和社会理论结构及其学术途径的轮廓,从而扬弃了社会物理学与社会现象学的二元对立,以及个人和社会的二元对立,并以理论生成性使自己超越了那种非此即彼的偏窄的理论思维和基本命题,从而能够反思自身,甚至能够跳出自身而反观自己,使得自己在不断打破思想封闭中走向自我精神的敞开。

布迪厄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从炼金术的思维方式过渡到化学的思维方式”一样,力图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透视或思考一系列旧的问题和旧的框架,形成一种思维的飞跃。在这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中,旧的问题得以消解,因为旧的问题是与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相始终的,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旧的问题就会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

—

9

3—教学与研究　1998年第2期

如何在理论上抛弃总体性的形而上学理论,同时在实践上也以一种反体制、反中心话语、反理论与经验脱节的进入问题的方式,抛弃理论论坛上的结构与能动作用的对立,即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对立,进而明确地将那些对他人理论进行说明的分析者的活动也纳入到自身的研究范围之中,成为布迪厄思考的重要问题。这些流动变化的问题,使得布迪厄的著作内容始终在不断地发展演变,并在不断的螺旋式的思维时间和空间中展开。他在修正自己理论的同时,重审那些困难的问题和对象,并深入剖析它们。

对独断论和绝对论的抛弃,使布迪厄更注重社会关系论。就社会学而言,他强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转换生成性关系”,而反对那种绝对论的模式。他既抛弃了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又拒斥了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以及以“方法论上的情境主义”(methodological situationalism )形式所出现的对二者的虚假超越。这构成了他的社会学立场的中心视角。正因为这种理论的自觉和视点的超越,使得布迪厄可以抛弃个人自发性和社会约束性、自由和必然、选择和责任之类的虚假问题,进而避免了在个人与结构、微观与宏观分析之间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他倡导并实践方法论上的多元论,这种多元论既不同于费耶阿本德的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也不同于达达主义的所谓“怎么都行”,而是将实践向度恢复为知识的对象,重新将理论的实践方面看作一种知识的生产活动,使自己与概念的关系具有一种实用主义的关系,即将这些概念仅仅作为一种帮助自己解决问题的实用工具。

布迪厄的理论意向,使当今文化理论界不仅有可能克服德里达所张扬的后现代解构所体现的“虚无相对主义”,而且又可以重新审视哈贝马斯所捍卫的现代理性的唯科学主义的绝对论,从而建立一种可以调和解构与普遍性、理性与相对性的历史的理性主义。他剥离了哈贝马斯理论的意识或语言中的“元叙事”结构,并在削平德里达的虚无主义以后,又赞同德里达和福柯的“知识必须被解构”、“各种范畴都是具有偶然性的社会衍生物”、“都是拥有某种建

构效力的符号权力工具”等观点,从而使自己得以在

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保持一种稳健的社会实践主义立场。

布迪厄张扬理性,把理性看成是历史的产物,并强调真正的知识分子必得独立于各种世俗权力,独立于经济和政治权威的干预,而且知识分子必须确保这种独立自主,即要以各种制度化的有序性对话阵地的存在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他坚决反对知识界中的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坚持要开辟一个自由平等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既排斥那些互相吹捧的小集团,又坚决取缔那些虚假问题在整个文化世界的以讹传讹。真正的知识分子以解放思想为己任,摆脱其职业性的弊端和为自己权力本位而争斗的狭隘性,从而成为一种集体性的对抗符号权力的力量。也就是说,既注意自己在社会化进程中的职责,又要独立于官方的政治;既自由解放,又具有价值关怀;既入世而关注现实,又不屈服于任何正统话语的教条。说到底,知识分子在塑造社会的同时,也在塑造自己,而他在塑造自己的同时也在塑造这个世界。

二、场域理论与文化习性

总体上看,布迪厄的文化社会理论的基本构架

是建立在三块基石上的,即“场域”、“习性”和“资本”。这三块基石直接承担了其反思社会学、观照现实各个领域和人生社会的基本指南,值得深入探讨。在布迪厄看来,社会科学的真正对象并不是研究单纯的个体,而是研究由无数个体所构筑的一种“场域”,以及无数场域构筑的一种更大的场域的综合性结构。因此,场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而个体则是作为场域中最活跃的、为社会建构的、不断更新自己的一些要素。从场域的角度思考,就是从社会总体关系角度进行思考,也就是说,要对社会世界的整个日常见解进行转换。布迪厄将场域看作是一个网络,一个不断建构的结构,在这个网络中,存在着占有者、行动者和体制性的多重权力结构。这样,就可以将那种简单地把社会分成阶级的社会分析方法,更细致地变成话语空间的再划分,即用微型化的分析方法,将场域的观点转化为一种圈层的逻辑。

—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