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的文化理论透视

布迪厄的文化理论透视

王岳川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当代西方著名的社会理论家和文化理论家布迪厄思

想的分析,展示了布迪厄理论的学术图景,分析了场域理论和文化习性理论,揭示了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的新的思想维度,考察了学术人的反思性品格,进而对身体视域和诗学精神的独特关系作出了阐释。

[作者简介]　王岳川,1955年生。北京,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邮政编码:100871。

一、理论空间与学术图景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　)是当代法国

著名的思想家、社会学家和文化理论批评家。作为一位横跨众多领域的学者,布迪厄写了二十几部书,其中较重要的著作有:《实践理论概要》、《实践的逻辑》、《反思社会学的理论》、《自由交流》、《特性:对审美判断的社会判断》、《语言与象征力》、《学术人》、《教育、社会、文化的再生产》、《语言与符号力量》,等等。总体上说,布迪厄打破了学科界限,从跨学科的角度入手,对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语言学、哲学、政治学、史学、美学、文学等都有所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思想范畴,建构了相当新颖的学术框架。

从对“普遍的文化理论”的反思到“文化实践理论”,布迪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品格,并努力克服那些“巴黎时兴的唯理论主义者的表现癖”和各种各样的“理论登场表演”。他力图超越传统对立关系的二分法,超越主观论与客观论的二元对立,拒斥那

种形而上学式的解决各种问题的“宏大理论”和“宏伟话语”,从而使得文化与社会、结构与行为等普遍存在的文化理论的对立得以消除。这样,布迪厄就提出了关于知识、实践和社会理论结构及其学术途径的轮廓,从而扬弃了社会物理学与社会现象学的二元对立,以及个人和社会的二元对立,并以理论生成性使自己超越了那种非此即彼的偏窄的理论思维和基本命题,从而能够反思自身,甚至能够跳出自身而反观自己,使得自己在不断打破思想封闭中走向自我精神的敞开。

布迪厄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从炼金术的思维方式过渡到化学的思维方式”一样,力图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透视或思考一系列旧的问题和旧的框架,形成一种思维的飞跃。在这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中,旧的问题得以消解,因为旧的问题是与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相始终的,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旧的问题就会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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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与研究　1998年第2期

如何在理论上抛弃总体性的形而上学理论,同时在实践上也以一种反体制、反中心话语、反理论与经验脱节的进入问题的方式,抛弃理论论坛上的结构与能动作用的对立,即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对立,进而明确地将那些对他人理论进行说明的分析者的活动也纳入到自身的研究范围之中,成为布迪厄思考的重要问题。这些流动变化的问题,使得布迪厄的著作内容始终在不断地发展演变,并在不断的螺旋式的思维时间和空间中展开。他在修正自己理论的同时,重审那些困难的问题和对象,并深入剖析它们。

对独断论和绝对论的抛弃,使布迪厄更注重社会关系论。就社会学而言,他强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转换生成性关系”,而反对那种绝对论的模式。他既抛弃了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又拒斥了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以及以“方法论上的情境主义”(methodological situationalism )形式所出现的对二者的虚假超越。这构成了他的社会学立场的中心视角。正因为这种理论的自觉和视点的超越,使得布迪厄可以抛弃个人自发性和社会约束性、自由和必然、选择和责任之类的虚假问题,进而避免了在个人与结构、微观与宏观分析之间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他倡导并实践方法论上的多元论,这种多元论既不同于费耶阿本德的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也不同于达达主义的所谓“怎么都行”,而是将实践向度恢复为知识的对象,重新将理论的实践方面看作一种知识的生产活动,使自己与概念的关系具有一种实用主义的关系,即将这些概念仅仅作为一种帮助自己解决问题的实用工具。

布迪厄的理论意向,使当今文化理论界不仅有可能克服德里达所张扬的后现代解构所体现的“虚无相对主义”,而且又可以重新审视哈贝马斯所捍卫的现代理性的唯科学主义的绝对论,从而建立一种可以调和解构与普遍性、理性与相对性的历史的理性主义。他剥离了哈贝马斯理论的意识或语言中的“元叙事”结构,并在削平德里达的虚无主义以后,又赞同德里达和福柯的“知识必须被解构”、“各种范畴都是具有偶然性的社会衍生物”、“都是拥有某种建

构效力的符号权力工具”等观点,从而使自己得以在

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保持一种稳健的社会实践主义立场。

布迪厄张扬理性,把理性看成是历史的产物,并强调真正的知识分子必得独立于各种世俗权力,独立于经济和政治权威的干预,而且知识分子必须确保这种独立自主,即要以各种制度化的有序性对话阵地的存在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他坚决反对知识界中的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坚持要开辟一个自由平等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既排斥那些互相吹捧的小集团,又坚决取缔那些虚假问题在整个文化世界的以讹传讹。真正的知识分子以解放思想为己任,摆脱其职业性的弊端和为自己权力本位而争斗的狭隘性,从而成为一种集体性的对抗符号权力的力量。也就是说,既注意自己在社会化进程中的职责,又要独立于官方的政治;既自由解放,又具有价值关怀;既入世而关注现实,又不屈服于任何正统话语的教条。说到底,知识分子在塑造社会的同时,也在塑造自己,而他在塑造自己的同时也在塑造这个世界。

二、场域理论与文化习性

总体上看,布迪厄的文化社会理论的基本构架

是建立在三块基石上的,即“场域”、“习性”和“资本”。这三块基石直接承担了其反思社会学、观照现实各个领域和人生社会的基本指南,值得深入探讨。在布迪厄看来,社会科学的真正对象并不是研究单纯的个体,而是研究由无数个体所构筑的一种“场域”,以及无数场域构筑的一种更大的场域的综合性结构。因此,场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而个体则是作为场域中最活跃的、为社会建构的、不断更新自己的一些要素。从场域的角度思考,就是从社会总体关系角度进行思考,也就是说,要对社会世界的整个日常见解进行转换。布迪厄将场域看作是一个网络,一个不断建构的结构,在这个网络中,存在着占有者、行动者和体制性的多重权力结构。这样,就可以将那种简单地把社会分成阶级的社会分析方法,更细致地变成话语空间的再划分,即用微型化的分析方法,将场域的观点转化为一种圈层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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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场域又可分成艺术场、宗教场、经济场、学术场、法律场、宗教场等。进一步说,每一个场域都是一个独特的空间,一个独特的圈层,同样也是一个具有各自不同规则的游戏,这种游戏使得艺术场和经济场以及法律场具有完全不同的游戏方式。但是,它们又因为资本种类的相通而具有相对统一的关系。场域的游戏性和游戏的规则性,使得“场域”更加准确而生动地把握了社会存在状态的千变万化和它的自身内部圈层的大小、兼并占有和区分。场域所具有的原动力原则存在于其结构的形式之中,尤其存在于各种势力、各种要素彼此冲突的力量之间的距离、差距的不对称当中。任何力量、任何权力,如果不在场域内,与场域的其他要素不发生关系,那么它就不能存在,也没有任何作用。在这种活跃变化的场域空间当中,那些权力的占有者通过获取资本权力来控制场域的生产与再生产,而其中的受控者或行动者的策略也取决于他们在场域中的地位。

不妨说,场域概念既不同于机能主义和机体论,又不同于一般的制度性理论,场域是权力关系的场所,是不断变化的、具有连贯性的、在冲突和竞争中产生的新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场域不断改变着自己的性格和自己的形态,具有自己全新的逻辑规则。每一个场域都构成一个敞开的游戏空间,其力量的此起彼伏、权力的犬牙交错和游戏者的谋划策略,随时随地改变着场域的某些形态。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场域都包含在权力场之内,都与权力场有着控制与被控制、制约与反抗之间的关系。

场域具有一种普遍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处于一个特殊的场域的行动者,如知识分子、艺术家、政客等,并非直接承受外部的一些压抑,相反,所有外部权力的渗入,只有通过场域的独特形式的特征调解之后,才会间接地影响到行为者的身上。从这个角度看,场域具有了一种自主性,它的自我重构的特殊逻辑,使其对场域圈层具有特殊的历史积累性影响。同时,场域是一系列关系的系统,是各种不同关系之和。某一艺术家或哲学家之所以是以这样的方式思考,以这样的行为或这样的言说方式作为其存在的表征,是因为存在着一个知识分子场域,而场域的逻辑制约着圈层内的学者和艺术家的思维方式。

“场域”概念的确立,其主要功绩在于创立了一个必须重新思考的区分模式,并使我们可以这样提出问题:被考察的世界的局限性是什么?世界是如何被连接的?与什么连接?在何种程度上进行连接?这样,就可以从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理论真空中和理论主义的话语真空中逃逸出来,而获得自身的理论的完满性。

场域是一种“资本”的垄断。在艺术场域中,资本的垄断是文化权威;在科学场中,资本的垄断是科学权威;在宗教场中,资本的垄断是主教。改变了不同资本形式的分布及其相对的分量,也就改变了这一场域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场域又像一种“角斗场”,是一种权力、地位、力量的较量。

“习性”,即人的社会生态性,它既具有先天的因素,又不完全是先天的,而是在社会化的个人境遇中逐渐习得,并逐渐演变的“第二天性”。这一问题在哲学上可以表述为“个体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个体的遗传或者个体本身所带来的东西,只是其生命发展中的一个基本要素,而不是其全部密码。人适应或塑造社会环境,人也被社会环境所塑造。人通过教育的提升,不断地改造着外部社会,同时也积淀而生成自己的新的天性。所以,人既是历史和社会的结果,又是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既是社会的客体,又是社会的主体,二者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中。

“实践性”是人的社会属性的集中体现。因为实践发于主体,在创造更新客体世界的同时,又创造更新着主体自身。当人不断地通过实践改变外部社会时,人本身的天性也随着实践活动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社会环境决定人,人也决定环境,人的发展受到环境的制约又决定环境的发展。而这一环境或社会始终是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多重关系的,直接从这多重关系去看人自身的习性,才有可能真正发现人性的奥秘。

“习性”是一种结构形塑机制(structuring mecha2 nism),其运作来自行动者自身内部。习性既不完全是个人性的,其本身也不是行为的全部因素,习性是生成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个体与社会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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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习性成为人的第二天性,同时又包含着人的第一天性的内涵,那么就结构分析而言,习性即是一种小型的话语权,它不仅是个体自身存在的一种文化空间和心理积淀,同时也是一种小群体之间的话语通约。习性在布迪厄看来,首先是一种姿态、一种特殊的逻辑。习性的建构原则存在于社会性的构成中,或者存在于被构造了的和构造着的性情体系中。“习性”与“习惯”不同,习惯是外部社会使主体逐渐获得的适应性,而习性却具有一种能动性,不断创造自己的新本质的特性,所以它具有生成性、建构性,甚至带来某种意义上的创造性能力。作为人类第二天性的“习性”,它表明了主体选择的目的性和自身生成形态的预设性,所以,它要求一种普遍的、预先构成中的自我幻象。习性的逻辑展开,有效地回避了在个人与社会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而且将个人和社会双向的能动性集中起来,宣称个体是不能逃离于社会、集体之外的。

习性,即一种在个体之上体现出来的社会化了的主体性。如果说,场域是一种大型话语权,那么,习性就是一种与个体紧密相关的小型话语权。就此而言,习性与场的关系是双重的,从习性的角度可以看到铭刻在人的躯体上的社会制度,而从场的角度,我们可以观察到客观关系的体系,它们是铭刻在事物或制度上的一种铭文。习性与场域是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场域构造习性,习性体现场域的内在必要性;另一方面,二者具有一种知识关系,即认识的建构关系。习性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和价值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可以进行一种文化资本的估价。人的存在,是由社会现实赋予形体以习性。社会现实既存在于社会之中,又存在于思维之中;既存在于场域之中,又存在于习性之中;既外在于行动者,又存在于行动者的内心。

习性是社会世界的产物,在习性与场的关系中,历史进入一种与自身相关的“同谋”关系。习性是个体与群体的统一、人与社会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习性不是命运,而是历史的产物,习性向个体的性情、好恶和经验敞开,并在实践系统中不断地迭加和删除旧有的习性,添进新的习性。因此,习性使得个人服从于某一个文化场、经济场,同时,习性又使人超越原有的场域而获得新的本质。就此而言,习性不是本质主义的,不是定义性的,而是在时间中的生命反思和对时间生命的反思,是在时间中生成的历史性延展,历史性和相对性是其徽章。总体上说,“习性”就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系统,既有一定的稳定性,又有一定的自我延展性,它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存在于个体身体之中。在这种场和习性的关系中,存在着某种恒定的因素和可变的因素。人的生存,或者是以社会塑型的身体的方式存在的习性,包含了生存或习性世界的一部分。

三、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

受马克思的影响,布迪厄总将“实践”、“资本”等核心概念作为自己观察社会的重要角度。他指出

“资本”是以物化的形式或肉身化的形式累积起来的,这是一种铭写在客体或主体结构中的力量,也是一条强调社会世界的内在规律性的原则。资本表现为几种根本的类型,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这里主要讨论文化资本、符号资本和社会资本。

布迪厄认为,“资本”需要实践去积累,需要以客观化的形式或具体化的形式去积累。在积累中,在交换世界里,资本获得了当今世界换取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以及坚持自身存在的鲜明意象。资本可以大体上分为物质形式的资本和非物质形式的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在交换过程中可以表现出非物质形式,而非物质形式的资本也可以表现出物质的形式。

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不同之处在于,经济资本可以立即转化为金钱,它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而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才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特点在于,它是以受教育的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是构成社会符号力的基本条件。当人们在文化知识、教育中不断地通过文化资本的积累获得社会权力时,文化资本决定了大众文化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使新的习性的可能性得到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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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本有着具体的状态,是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存在的。客观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获得呈现。就单个人而言,他的学术能力与学术投资之间的关系表明,其能力和才能本身,就是以其实践上文化资本的投资,即受教育的程度和时间为其代价的。

一般说来,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两种支配形式:一种是以经济资本为基础,是支配的主导形式;另一种是以文化资本为基础,是支配的从属形式。就具体状态而言,文化资本的基本状态与身体相联系,其积累是处于具体状态之中的,即通常称之为教育、文化、修养的形式而使其具体化、实体化的过程。它必须是受教育者经历许多时间和亲身体验,才能够获得其知识结构的质的飞跃。这种时间的投资、韧性的投资和意志力的投资,还包括经济资本的投资,使得文化资本的取得需要以相当长的时间作为衡量的标准。如何在这种文化投资的过程中保证其有效性和节约时间性,使得人才的合法性变得尤为重要。将文化资本集中起来,塑造成人的一种素质、气质和其整个文化习性,成为进入现代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砝码。

文化资本的积累不能超越个体及其表现能力,而只能随着个体的生物能力及生命的衰落而逐渐消亡,它不像经济资本那样可以作为遗产而流传。文化资本的传递和获取比经济资本具有更多的隐蔽性,文化资本越是具有稀有的符码,就越能获取更高的价值回报。文化资本的传递成了资本继承性传递最佳的隐蔽形式。当然,在一定的时间之内,经济资本不一定能完全转化为文化资本,文化资本也不一定完全能够转化为经济资本。就客观化状态而言,被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如文学作品、绘画作品等)在物质方面是可以传递的,所以,文化资本既具有物质性的一面,又具有文化象征性的一面。就体制化状态而言,文化资本的客观化往往以学术资格这一形式出现的,如此一来,就有一个文化身份“合法化”问题,即必须具有学术上可以认可的文化资本。整个现代社会是一个证书和学历的社会,学术资格和文化能力的证书是个体的价值标榜的符号,是其文化资本的合法保障的价值。体制化的、官方承认的、得到保证的文化资本与简单的文化再生产之间具有根本性的差异,也就是说,官方认可的体制化的文化资本,成为人们所力求获取的自身价值的认同和保障,而简单的文化资本则要求人一生不断地去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在这种文化资本的标准格式下,人们逐渐抛弃了自己个体的、独特的成才或者获取文化资本的途径,而涌进了大学教育的羊肠小道,去获取社会所认同的各级证书,并被迫接受社会公认性的权力话语。正是因为文化资本的体制化和学术资格制度化,使得文化资格拥有者的相互比较成为可能;正是因为把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的策略,导致了现代学校教育的爆炸和资格膨胀的短期效应,同时,众多统一的人才成批地生产出来,也使这种体制化公认的权力日益巩固。

象征资本与文化资本有着不可忽略的内在联系。所谓象征资本,就是被人们承认和接受了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资本。文化资本转化为象征资本之时,不断地被复制和模仿,尤其是在“现代性”成为当今神话的世界,文化资本更被化成了一种现代性的符号资本。

象征符号资本具有两面性,它既是一个权力话语系统,同时又面临自身的合法性问题,即在这一文化范围或文化秩序中,是否和为什么应获得其成员的忠诚和信任的问题。在“现代性”的神话中,异化、失范的经验和“合法性危机”,隐含在这种文化象征符号的更迭之中。“现代性”使一切“传统”都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因为现代性表明了自然的非神圣化、生活的契约化、制度的明朗化以及对合法性的重大修正。合法性理论因此试图恢复业已失去的世界的一些特征,力图将该秩序中的习惯和规范解释为与神意相连的一种传统,同时,还存在一种规范和标准的契约化,以及渗透于生活各个领域的制度。

象征资本又是一个“话语暴力系统”,它总是要将客观的等级制度、权力关系、社会结构再现成合法性、合理性的社会理想秩序。人的价值判断的认知结构都笼罩在一种权力的意识形态当中,社会的生存空间和话语空间转化成文化资本空间,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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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变成这种空间的转换中介。布迪厄在《教育、社会、文化的再生产》一书中指出,教育是作为一种象征符号暴力手段在从事社会的再生产,也就是说,通过教育资源的获得,而建立起一种权力支配与被支配之间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教育使人获得进入现代性社会的通行证,教育的多少、文化符号拥有量的差别,将人划分为具有不同学识和能力的群体和个体。教育和学术变成一种象征符号性资源,成为人们增强支配性地位和获得权威的途径。

布迪厄对文化象征资本的看法是,任何文化知识体系都有一种把社会权力体系引入并使之合法化的特性,而权力意识形态的结构化将社会限制和支配剥夺合法化了。文化资本是构成社会符号力的基本条件,具有不同的文化象征资本,就具有不同的文化符号支配和被支配的可能性。拥有更多的文化象征资本的人可以支配或控制文化资本少的群落,具有主导性权力话语支配力的群体,可以支配社会地位、身份和等级差异方面处于弱势的社会群落。在国际或地缘文化学中,处于文化弱势“国家—民族”的人,由于文化资本的匮乏和象征资本的相对处于弱势,而屈从或被排斥在世界中心话语的边缘。因此,对个人而言,通过教育、文化、知识、美感、情趣、语言等,象征符号性暴力为人们提供或剥夺其所需要的关于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和自我价值认同感。

人的创造离不开场域,离不开文化资本,离不开象征符号资本的差异性和趋同性。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纪,由于主导性文化资源的暴力体系的存在,使得所有非主导地位的文化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文化危机、价值危机和合法性危机,为了消除这种合法性的焦虑,保存自我、发展群体、改变现实,文化符号的获取就成为现代社会中最大的神话,或成为现代社会中的“现代巫术”。“社会资本”是一种实际存在的或者潜在的资本集合体,也就是说,属于整个社会的为社会团体所认可的集体性资本。在这个网络中获得物质的或象征性的交换时,这些资本或许会通过一些为众人所关注的共有名称,而在社会的体制化中得到保证。社会资本主要是一种社会的声望、知名度及其占有文化象征和经济资本的数量的程度,它得到各方的普遍性认同,从而产生一种社会的价值增值效益。

任何个体都处于某一群体或某一关系网络当中,它都将获得一种维持其长久的、体制上得到保障的具体关系。因此,各种会员制、各种党派、各种氏族团体等,总是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垄断权和基本的体制性,通过一些机制的运作,尽可能将其相同性质的个体结集在一起,以保持团体的存在或延续。就此而言,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团体性的资本,其程度和分量远远超过了作为资本对象个人所拥有的个体资本。所以,为社会资本所关注所追踪,就可以成为社会的“热点”和“知名”的存在者。正如布迪厄所说,当这个社会资本群体内部的弱的成员的荣誉受到威胁时,扩散性的代理关系就会要求其领袖站出来维护集体荣誉,这种体制性的代理方式保证了社会资本的集中,而且还可以通过一致认可的集团发言人,通过驱逐或开除引起尴尬的个人来保护整个团体免受耻辱。这种社会资本以一种恒久的稳定的方式,保证了社会关系的一种相对稳定。

社会资本具有一种相当的合法性,是取得了合法性以后的稳定性的人格化的合法存在。处于一个显赫的团体中,因其不断地曝光,不断地出现在公众面前,而建构了权力的主要部分,因此,所谓显赫就是在具有重量级的社会团体中拥有了象征性权力,而获得普遍性的社会接受与认可。

布迪厄分析的“资本”,尤其是分析的文化资本、象征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的相互运作和转化的关系,揭示了文化权力内部的机制及其隐蔽性。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他并没能揭示出文化权力的跨文化语境,以及不同文化群体、不同国籍、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的内在权力运作。因此,这使得我们有理由认为,他在从事文化话语的微观分析中,忽略了跨文化语境的宏观文化分析。(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孔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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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alues of COMMUNIST MANIFESTO in Modern Times

Chen X ianda

COMMUN IST MAN IFESTO is a great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with theories of“two inevitabilities”as its crucial theme.It provides the general principles for all the matur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and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Marxism.It also sheds light on how we should treat Marxism.The fact that the“two inevitabilities”have not come true in Western countries does not affect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Marxism.The turmoils in East Europe do not symbolize failure of Marxism.Instead,it indicates failure of betrayal of Marxism.As a matter of fact“two inevitabilities”have been and are still being realized in China.All this shows that the basic idea of COMMUN IST MAN IFESTO is not Utopian,but theorie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On B lending and Inter-dynamism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 conomic Orders Today

Zhang X iaojin&Song X inning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separat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y,fixing their attention on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s alone.It was after1970s that they turned to approach the basic theories and realities from the angle of in2 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As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West still play a leading role in world economy,a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after the Cold War. Power politics and hegemonism still exist.The tren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2 ders,on the whole,will be a series of gradual changes moving in a more peaceful,more stable direction.However,facing the task of setting up a rational and peaceful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of equality and fairness,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Perspectives of Bourdieu’s Cultural Theories

Wang Y uechuan

This article displays academic schema of theories of Pierre Bourdieu,a famous social theo2 rist and cultural theorist.It analyzes the theories of context and cultural behaviors,reveals cul2 tural capital and new dimensions of thought that symbolize the capital.It then explores the char2 acter of introspection among the academic circle and therefore offers further analysis on the u2 nique relation between physical view and poetic spir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