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罪与量刑的程序关系模式(一)

定罪与量刑的程序关系模式(一)

【正文】

一、大陆法中的一体化模式

按照大陆法的传统，定罪与量刑在程序上是不可分离的，刑事法庭通过一个连续的审理程序，即解决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又解决有罪被告人的量刑问题。与英美法不同的是，大陆法国家不存在陪审团与法官在司法裁判上的分权机制，刑事法庭无论是由职业法官组成还是由法官与陪审员混合组成，都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拥有完全相同的裁判权．这就使得定罪问题与量刑问题成为不可分离的裁判对象。下面以德国法庭审理为例，来讨论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

法庭审理通常以检察官宣读起诉书为开端。法官随后对被告人进行当庭讯问。理论上，法官会告知被告人有保持沉默的权利，而且让被告人一开始就对指控做出陈述，可以给他提供一种提前针对指控做出答辩的特权。但在实践中，被告人通常选择放弃沉默权。因为他们担心这样会激怒法官，以致使自己在定罪和量刑方面受到不利的影响。同时，法官由于事先已经查阅过检察官移交的案卷材料，一旦认定被告人当庭说谎，就会提出各种问题，以便澄清被告人所说的事实。而这显然会使被告人陷入针对卷宗进行辩解的不利境地。

在讯问被告人之后，法庭审理进入调查证据阶段。由于对控方证据和辩方证据不作区分，法庭自行决定调查的范围、顺序和方式，因此，

整个法庭调查也就是法庭自行出示证据的过程。按照直接审理和言词审理的原则，裁判者应当接触所有证据的最原始形式，证人提供证言、法庭提问以及控辩双方发问都须以言词方式进行。为保证裁判者从当庭调查和庭审中获得的直观印象中形成裁判结论，法庭审理遵循着裁判者不更换、法庭审理不间断的原则，从而保持法庭审理的连续性。当然，法官对于证人、鉴定人当庭所作的证言，可以根据他们向侦查人员所作的案卷笔录，提出各种旨在澄清事实的提问。无论是案卷笔录还是当庭证言，在证据能力上并没有高低之分，只要具有证明力，就都可以成为法庭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

如果说法庭调查更多地集中在事实认定问题上的话，那么，控辩双方在随后举行的总结陈述阶段，则可以针对定罪和量刑问题而展开辩论。首先，检察机关在对证据调查作出总结的前提下，提出定罪和量刑的意见。然后由被害人、诉讼代理人、辩护律师、被告人依次就定罪和量刑问题发表意见。控辩双方可以进行相互辩论。但被告人拥有最后陈述权。

法庭休庭评议是裁判者集中讨论定罪和量刑问题的阶段。首席法官（或者大陪审法庭中的报告法官）对全案证据和需要裁决的关键问题作出总结，也可以提出本人的裁决建议。其他法官、陪审员随后发表对定罪和量刑的意见。法庭首先要对诉讼要件是否成立的问题进行表决，然后依次对罪责和量刑问题进行表决。在罪责问题上，对被告人不利的裁决要有2/3多数才能通过，量刑问题也需要有2/3多数同意，才能

变成法庭的裁决结论。最后，诉讼费用问题只需简单多数即可通过。1]

公布裁决结论是法庭审判的最后阶段。法庭根据表决意见，将定罪和量刑写成书面判决，首席法官在公开法庭上予以宣读。在宣布量刑结论后，法官通常会对量刑的理由以及所考虑的各项因素做出口头解释。不仅如此，在公开法庭上宣布判决后，法庭必须通过书面判决对定罪和量刑的理由作出解释。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大陆法的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模式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定罪与量刑的审判组织是单一的。无论是职业法官还是陪审员，都要裁决被告人是否有罪的问题，又要对所要科处的刑罚种类和刑罚幅度作出裁决。二是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是混同的。法庭调查固然是以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问题为中心的，但这里并不排斥有关被告人犯罪前科问题的证据。特别是法官所查阅的案卷材料，更是包含了各种旨在证明被告人犯罪情节和平常表现的证据材料。而在总结陈述阶段，无论是检察官、被害人还是辩护方，都可以就定罪和量刑问题发表意见并展开辩论。检察官既要证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是成立的，又要说明根据何种刑法条文适用刑罚以及具体的刑罚种类和幅度。辩护律师在陈述旨在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辩护意见之后，也不得不继续说明即使被告人构成犯罪，法庭也应考虑各种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至于评议阶段，法庭则遵循先定罪后量刑的原则，依次对定罪和量刑问题作出表决。三是证据规则是单一的。大陆法并存

在那种专门针对定罪问题而建立的证据规则。例如，侦查人员以剥夺被告人自愿性的方式所取得的非法证据，不仅在定罪环节上是不可采纳的，而且在量刑方面也被排除了证据效力。又如，英美法中传闻证据规则、品格证据规则，不仅在大陆法的量刑环节不能适用，而且在定罪阶段也不能发挥作用。再如，无论是定罪还是量刑，在证明标准上都要达到“内心确信”的证明程度。法官、陪审员需要根据从整个法庭审理中对案件事实所形成的印象，对定罪和量刑所依据的事实达到内心确信的程度，并排除了合理的怀疑。四是法庭裁判的信息来源是统一的。由于不存在专门的量刑听证程序，也没有建立量刑前的信息调查制度，大陆法国家的法官、陪审员只能从两个方面获取定罪和量刑的信息来源：一是当庭的证据调查和辩论；二是检察机关移送的案卷笔录材料。

当然，这种一体化模式主要存在于典型的大陆刑事审判程序之中。而在诸如刑事处罚令等简易程序中，有关定罪问题的裁判过程不复存在，法官可以集中考虑对认罪被告人的量刑问题。而在一些重大刑事案件中，检察官与辩护律师通过协商和交易的方式促使法庭快速处理案件的．做法，在德国司法实践中越来越盛行。与美国辩诉交易不同的是，德国的协商程序通常不涉及定罪和指控问题，而只针对量刑问题。对于检察官指控的罪行，被告人必须供认，法官通过查阅案卷也必须确认其成立性，否则，答辩协商是不可能举行的。不仅如此，德国法官作为依据职权从事司法调查的司法官员，可以积极地参与协商过程，

可以提出量刑交易的方案，也可以促成控辩双方协议的达成。在这种答辩协商过程中，那种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模式也就不存在了。2] 二、英美法中的分离模式

在英美刑事诉讼制度中，定罪与量刑是完全相互分离的两种审判程序。一般情况下，陪审团负责对公诉方指控的犯罪事实作出裁判，法官则在陪审团作出有罪裁断之后，在专门的“量刑听证程序”中负责裁决有罪被告人的量刑问题。陪审团与法官在司法裁判权上的这种分权机制，为定罪与量刑程序的分离奠定了司法组织的基础。然而，并非所有案件都是由陪审团参与审判的，陪审团只负责作出事实裁判的制度也并非没有例外。例如，在英国治安法院对简易罪案件进行的审判中，治安法官既负责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作出裁决，又可以对有罪被告人进行量刑。3]又如，在美国部分司法区，陪审团既有权裁决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又可以决定是否对有罪被告人适用死刑。尽管如此，定罪与量刑仍然是相对独立的两个程序。4]治安法官、陪审团在裁决被告人有罪之后，要通过专门的量刑听证来决定被告人的量刑问题。

尽管英国与美国在量刑程序方面有着一些明显的差异，甚至美国联邦和各州在量刑的具体程序上也不尽相同，但是，如果着眼于定罪与量刑的程序关系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对这种量刑程序的框架产生宏观上的认识。一般说来，法官会以定罪阶段所确定的事实作为量刑的基础。但除此以外，法官通常会委托那些负责缓刑监督的官员制作一份“量刑前报告”（pre-sentencereport）。而在英国，对于那些被定罪的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