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六书理论的发展演变

试论六书理论的发展演变

摘要：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是目前唯一保留下来的生命力极强大的意音文字。汉字的字形和字义之间有很大的联系，人们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出现了反映汉字构形的理论，最早的关于汉字构形的理论是东汉许慎的六书说，此后出现了唐兰、陈梦家、裘锡圭、林沄的三书说以及詹鄞鑫、苏培成的新六书说等。本文将具体阐述汉字构形理论——六书的发展演变。

关键词：六书；许慎；三书说；唐兰

汉字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起源于原始图画。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是目前唯一保留下来的生命力极强大的意音文字。其特点就是字形与字义之间存在联系。最早构建出的完整系统的汉字构形理论是中国东汉学者许慎的六书说。

“六书”这个术语最早见于《周礼》。《周礼·地官保氏》载：“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以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日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西汉末年，汉代的学者首次将“六书”解释为六种造字的方法，并列出了六书的具体名称。有几种说法：

一、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二、郑众注《周礼·地官·保氏》说：“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

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记曰：“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1]他研究了九千多个小篆和古文籀文字体，把汉字的构形归纳为六类，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并对每一类给予了理论上的阐述，最终形成了完整的构形理论体系。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记曰：“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挥，‘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许慎的解说，是历史上首次对六书定义的正式记载。后世对六书的解说，仍以许义为核心。

世界上任何事物，在他刚刚兴起的时候，不一定马上就产生出相应的理论。

一般总是在事物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发展以后，人们从实践中找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总结出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来，并进一步寻求符合客观发展的一般规律。当然，事物发展的过程是复杂的，总结出理论，要经过多次曲折和反复。有了理论，还要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并随着事物发展不断修正完善。研究汉字的理论和规律，也应当是这样。

过去的文字学家多认为汉字是仓颉所造，而且是根据“六书条例”创造的。如许慎《说文解字叙》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这些观点，不符合汉字起源和发展的基本事实，实际上古人开始造字时并不知道有所谓“六书”，更不可能根据“六书”理论指导汉字。“六书”是后人根据字形结构总结出的理论。所以说“六书”不是创造汉字之本，而汉字却是“六书”之本。许慎的六书理论产生以后，在文字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六书理论的前四书对当时的汉字主体——小篆来说基本上是适合的，而且也可以运用到小篆以前的甲骨文和以后的隶楷书中的大部分汉字，并且经受住了一千多年的考验，这充分说明了此四书的合理性，但也并非十全十美，有其自身的局限。

第一、“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前四书与转注、假借后二书的性质不同，并不在同一个平面上，许慎把不同的层次结构当成一个层次来讲，把造字方法、结构类型、用字方法都摆到了一个平面上。在实际分析造字方法时，只用了“四种”，并没有“转注”和“假借”。这样把两类不同性质的东西并列在一起，在分类方法上就缺乏科学性。因此，后人进一步把“六书”分为“四体”、“二用”两大类；

第二、“六书”中每一书的界定都不够明确，主要是因为许慎给六书下的定义文字过于简略，意义不够明确。六书的某些解说有含混不清、混淆、谬误等许多不足，如，“齐”“飞”，许慎认为是象形字，而王筠认为是指事字，“高”“夹”，许慎认为是会意字，而王筠认为是指事字等等；

第三、“六书”理论主要是依据篆文建立起来的，而小篆的形体与汉字造字之初的形体相差很远，小篆已经开始符号化，图画性大大减弱，象形、指事、会意已经有许多看不出本来面目，因此并不具有普遍的实用性。

许慎的构形理论是以小篆为分析对象的，随着小篆以前的古文字材料的不断出现，以及小篆以后字体的演变，人们发现传统六书理论不能更好地解释目前所见到的全部汉字材料，随着古文字研究的深入和汉字构形研究的广泛展开，新的汉字构形理论如雨后春笋般诞生着。这期间最具代表性的是唐兰、陈梦家、裘锡圭、林沄的三书说，以及詹鄞鑫、苏培成的新六书说等。

唐兰先生对中国的古文字学做出了很大贡献，他著有《中国文字学》和《古文字学导论》两部著作，填补了汉字研究一两千年来的空白，为古文字学的研究起到了重大的奠基作用。唐兰先生是最早深入分析“六书”说，并明确指出其不足的学者之一。唐兰先生对传统的六书理论开展了系统的回顾，并开创性地提出了“三书说”，促进后人使用新眼光、新看法来研究中国的汉字结构。他结合了自己对古文字资料的大量研究，突破了传统“六书”的框架限制，将汉字结构理论浓缩为“三书说”，即“象形”、“象意”、“形声”[2]三种，这早在《古文字学导论》（1935年）和《中国文字学》（1949年）书中都有所体现。

唐兰开创性地提出，上古时期的图画文字可归结为象形和象意两种，而近古期的声符文字则多为是形声文字，因此这三书完全可以将所有的中国汉字进行归类，形、声、意都必归其一，这样可有效避免了六书下的汉字结构分析的混乱。

陈梦家先生在他的《殷墟卜辞综述》的“文字”章中提出自己的新“三书说”。他认为，假借字应列为汉字的基本类型之一，同时他又把象形与象意合并称为“象形”[3]。因此，陈梦家先生的“三书”包括象形、假借、形声。

在唐、陈两家三书说的基础上，裘锡圭也提出了自己的新三书说。裘锡圭先生认为陈氏的三书说是基本合理的，只是应把“象形”改为“表意”。他把汉字分成表意字、假借字、形声字，表意字分为抽象字、象物字、指示字、象物字式的象事字、会意字和变体字六类[4]。

林沄在《古文字研究简论》一书中也提出了自己的构形理论，他认为“文字是有形的符号，语词则以一定的音表示一定的意义，文字记录语词，以一定的形来代表和区别一定的音和义”[5]。从这个观点来看，文字符号和所词的关系可分为三大类，即“(一)以形表义（表义字）、(二)以形记音（记音字）、(三)兼及音义（形声字）”。

詹鄞鑫先生在他的《汉字说略》中提出的新六书说是“象形、指示、象事、会意、形声和变体”[6]。汉字从古至今经过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的多次演变，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象形字已不再象形，失去象形这一根本的基础，一些指事、会意和形声也非指事、会意和形声了，并且出现了许多既不表音也不表意的符号，现在的学者称之为记号。如“鸡”字中的“又”就是一个记号，它既不表音也不表意。

现代学者苏培成认为：“现代汉字从内部结构说，是由意符、音符和记号构成的。这三类字符搭配使用，构成了现代汉字六种结构。为了和传统六书相联系，我们叫做现代汉字的新六书。”[7]他的新六书是：会意字、形声字、半意符半记号字、半音符半记号字、独体记号字和合体记号字。

许慎六书理论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对人们分析汉字构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