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综述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综述

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点，本文收录了近两年来的论著以及新观点，试图把握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前沿和热点。

一秦汉

近几年来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热点集中于政治制度，通过对制度的研究探讨秦汉以来社会结果的演进。

朱绍侯《从居延汉简看汉代民爵八级的政治地位》（《南都学坛》2012年第4期）认为汉代民爵从一级公士到八级公乘，在居延屯戍内即可担任各种官职，也可以当兵。当官凭本人才能，与爵位无关，当兵说明民爵八级已失去了免疫等特权，成为有名无实的荣誉头衔。金子修一、林松涛《汉唐之际遗照的变迁及意义》（《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1期）讨论了汉代、东晋南朝、北朝及唐朝皇帝遗照内容、语言的变迁及其与中国政治体制变化的关系。孙家洲《光武帝独处心裁的封爵之赏——“不义侯”》（《史学集刊》2012年第1期）认为光武帝给予弑主（彭宠）家奴以“不义侯”的特殊封爵，具有制度史上的意义，成为意蕴深厚的文化符号。凌文超《汉初爵制结构的演变与官、民爵的形成》（《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1期）认为，秦汉之际爵制结构变动中的高、低爵与相对稳定的以六百石为界标的上、下秩级结合，促使了官、民爵的形成。廖基添《论汉唐间“舍人”的公职化——“编任资格”视角下的考察》（《中国是研究》2012年第3期）分析了舍人的公职化过程，展示了古代官僚政治演进中私人依附关系向公共行政关系的转变。王彦辉《<里耶秦简>（壹）所见秦代县乡机构设置问题蠡测》（《古代文明》2012年第4期）考察了里耶秦简所见秦朝迁陵县所设的九曹及其职能。

二魏晋南北朝

近年来魏晋南北朝时期文武分途、南北朝位阶体制的变迁、北魏官爵制度的演变、北朝后期官分清浊、王朝权力的构建等问题是研究的热点，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阎步克《论北朝位阶体制变迁之全面领先南朝》（《文史》2012年3期）从宏观角度讨论南北朝位阶制度演化的差异，认为北朝领先于南朝，北朝的位阶体制更接近唐代制度。陈奕玲《魏晋南北朝文武分途的基础性研究——几个概念的辨析》（《唐都学刊》2012年1期）提出“军将”、“武将”、“武臣”主要泛指军事行动中的各级统帅，与地方行政官职构成文武之别，“文官”与“武官”之称主要用以区分中央官职，“文吏”与“武吏”则侧重指代地方基层吏员集团。李文才认为两晋中书省在组织结构和政治职能方面均有明显发展，不仅专掌诏令，而且成为拥有决策、行政双重权力的新权力中心，为最终形成中书出令、门下封驳的决策模式奠定了基础（《论中书机构在在魏晋之际的发展变化》，《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5期）。杨恩玉对萧梁制度和政治做了系列研究，《萧梁官班制的形成考论——以刘外七班、三品勋位及蕴位为中心》（《南京师大学报》2012年4期）认为宋齐勋位起初具有乡品的性质，后来发展为官阶。北魏流外七等、萧梁流外七班都由宋齐勋位发展而来，梁流外七班继承了宋齐勋位的官阶数量，三品蕴位及勋位位居流外七班之下；熊伟《西魏北周府兵制组织系统功能与作用分析》（《广西社会科学》2012年1期）指出西魏北周的府兵制系统以“八柱国家”为核心，以置府方式维持武川集团领袖人物权力的分散，通过戎秩序列的品阶功能

吸纳地方人物进入官僚阶层，将其武力共同纳入府兵系统。胡鸿《北魏初期的爵本位社会及其历史书写——以<魏书·官氏志>为中心》（《历史研究》2012年4期）认为北魏天赐年间可看作“爵本位”的社会。爵本位既是华夏古制，也符合北族自身的政治文化特色，成为沟通北族部落联盟与华夏官僚制国家的一条捷径。张旭华指出西魏、北周时期九品中正制依然占据选官的主导地位，职官制度仍有流内与流外之分，“九命”与“九秩”由北魏“九流三清”和“勋品流外”发展演变而来，是北周官分清浊的重要表现形式（《“周氏以降，选无清浊”辨》，《史学集刊2012年4期》）。李济沧《九品官人法中的乡品称谓考论》（《江海学刊》2012年6期）认为学术界对“乡品”不同称谓如“人品”、“中正品”的共性在于否认地方社会舆论在中正品第中的作用。卫丽《隋唐尚书工部制度渊源考》（《河北科技大学学报》2012年9期）认为魏晋南北朝史工部制度的形成时期，隋唐的工部四曹在西晋时期已全部出现，此后除所属部门变动剧烈外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三隋唐五代

贾玉英《唐宋时期中央政治制度变迁史》（人民出版社）介绍了唐宋时期中枢体制及其变迁、三省制度的变迁及宰相与中书门下体制的变迁等刘后斌《汉唐政治体制史中政务运行机制研究述评（《史学月刊》2012年第8期）提出“政务运行”的概念是突破传统政治制度史的一种有效尝试。楼劲《关于隋唐廉政体制的几个问题（上）》（《隋唐辽宋金元论丛》2012年第2辑）以隋唐时期的廉政体制为题，探讨了其历史前提、法规状况、配置制度与政策递变四个问题。

职官研究方面：董劭伟著《唐代吏部尚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试图通过考察吏部尚书本身职能及担任者的出身、任职等情况，对涉及唐代的一些重大制度做出新的解读。黄正健《唐六尚书长官考补——兼论李令问、井真成墓志》（《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2012年第2辑）主要利用一批涉及六尚长官的墓志，对此前作《唐六尚长官考》进行补充，对“赠”六尚长官的现象予以申说。吴鹏《论唐代尚书左右丞进退郎官表》（《新疆大学学报》第一期）认为唐代选官制度并不仅仅包括随代选官制度的继承，也有荐举制度的发展。贾志刚《从征马使一职看中唐以后战马征用》（《唐史论丛》第14辑）认为诸道征马使普遍大量设置是中唐以后陇右陷落，马政衰微的结果。

四宋史

李昌宪《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河南大学学报》2012年1期）指出，自宋朝初年至元丰改制前，基本沿用唐代官品令；据《旧唐书·职官一》所载《永泰官品令》、《宋史·职官八》所载《建隆以后合班之制》、《宋史·舆服四》、《职官分纪》所载若干官品，以及相关零散史料，大体可以复原北宋前期的品阶制度。田志光《北宋中后期“三省—枢密院”运作机制之演变》（《史学月刊》2012年3期）运用“政治过程论”的微观研究视角和“活”的制度史研究方法分析了北宋中后期“三省—枢密院”机制演变的整个过程。贾玉英《唐宋时期州僚佐体制变迁初探》（《中州学刊》2012年6期）指出，北宋前期，州僚佐体系在继承后周幕僚职官及录事参军和户、法两曹参军的基础上，置通判作为“佐守之职”、改马步院为司理院，州僚佐的职能向司法倾斜，分曹管理模式演变为分类管理模式。陈峰《宋太祖朝节度使类别及其转型论述》（《河北大学学报》2012年4期）认为，宋太祖一朝，节度使群体逐渐分化为多种类别，与中央的关系亲疏不同，彼此利益也存在差异；节度使在分化中进而由实职向虚职过渡、转型，逐渐脱离了与地方的关系，“藩镇割据”的现象遂开始淡出历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