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品与外部性

公共品与外部性

原文出自 The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 ed. by David R. Henderson

人们支持政府干预的最主要的经济学论据是觉得，市场不可能提供公共品或无法解决外部性。公共健康与福利项目、教育、道路、研究与开发、国家安全和国内安全、清洁环境，所有这些都贴上了公共品的标签。

公共品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和“非竞争性消费”（non-rivalrous consumption）。非排他性是说不可能排除那些不掏钱的人享受某种物品或服务的好处。比如，如果某位主办者在释放烟火，人人都可以站在自家的窗前或后院观赏。由于主办者不可能向每个消费它的人收费，因而，就可能不会有人愿意放烟火，即使人们对其需求很强烈。

烟火的例子涉及的是“搭便车”问题。即使每个人都觉得烟火表演值10块钱，但不会有谁会向主办者支付这10块钱。每个人都会指望别人掏钱，而自己搭个便车，在自家后院免费观赏。如果不能解决搭便车难题，那些本来希望享受烟火并愿意为之掏钱的人也不再乐意掏钱了。

公共品的第二个特征，经济学家们称之为非竞争性消费。假设主办者绞尽脑汁不让没有掏钱的人看到烟火表演（比如在一个私人场地举行表演）。进入这个场地必须交钱，那些不愿意掏钱的人就可以被排除在外。然而，即使这个场地可能足够大，这样做也是没有效率的，因为即使没有掏钱的人看到了表演，也不会增加表演的成本，更不会减少掏钱的人得到的享受。

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影响了他人的福利而相应的成本收益没有反映到市场价

格中，就出现了外部性。如果我的邻居从我清扫自己院子中得到了好处，就是正外部性。我本来可能比较勤快，但如果我不能对他得到的这种好处收费，我就不会那么勤快。(注意，搭便车问题和正外部性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一个的行为伤害了另一个人，就构成了负外部性。工厂在制造污染的时候可能没有考虑污染将给他人带来的损失。政策辩护经常围绕搭便车和外部性问题而展开，人们认为这些问题比非竞争性消费要严重。

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市场经常用变化多端的方式解决了公共品问题。企业经常通过开发出某种技术，使不掏钱者不能享受到某种物品或服务的好处，从而解决了搭便车问题。比如，有线电视公司对其转播加密，没有订购的家庭就不能收看电视。不管是历史上还是当代，私人道路都对通行者收过路费以收回建设费用。一些所谓的公共品，比如保安和消防服务，经常是由私人部门在

收费的基础上提供。

公共品也可以在人们购买私人物品时由卖主捆绑提供。比如购物街向购物者提供了很多传统上被认为属于公共品的服务：照明、保安、休息室等等。就这些服务直接向每个人收费是不现实的。于是，购物街就通过在这条街上销售的私人品中收取一定费用来提供这些服务。

灯塔是经济学家认为不可能由私人提供的公共品最著名的例子。经济学家曾经论证说，如果私人灯塔主想对享受灯塔服务的船主收费，就会出现搭便车问题。然而，19世纪英国海岸线的灯塔却是由私人拥有的。灯塔主知道，他们不可能直接向船主收费，所以他们也不去费这心思。相反，他们将自己的服务出售给附近港口的所有者和商人。那些不为灯塔主提供灯塔服务掏钱的港口商人，比较难以吸引轮船进他们的港口。结果证明，经济学教师用得最普遍的公

共品案例，根本就不是个可靠的案例。

其他一些公共品问题可以通过明晰个人对相应的经济资源的产权的办法来解决。比如清淤一个被污染的湖泊，如果没有人拥有这个湖泊，就会遇到搭便车问题。很多人都可以从清洁的湖水中受益，没有人能够对这些收益收费。不过，如果有一个所有者，这个人就可以对钓鱼者、船夫、游客等等从中获得收益的人那里收取较高的费用。在英伦诸岛，私人拥有的水体相当普遍，因此毫不奇怪，在那里，湖泊拥有者是相当注意保持水质的。

在其他环保问题上，比如土地使用、动物保护等领域，界定明晰的产权都可以解决公共品问题。野生水牛濒临灭绝了，而家养母牛却没有灭绝，因为母牛由私人拥有，可以带来利润。今天，界定大象、鲸等动物的私人产权，也可以解决其灭绝问题。比如在非洲赞比亚、马拉维、纳米比亚、博茨瓦纳等国，大象数量在增长，因为这些国家都允许商

业性捕猎大象。自1979年以来，赞比亚的大象数量从3万头增长到今天的7万头，博茨瓦纳从2万头增加到6.8万头。而在禁止捕猎大象的国家，比如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则没有繁育大象的激励，相反，只有鼓励人们偷猎。在这些国家，大象正在消失。结果，肯尼亚在大象数量从政府发布禁令时的14万头下降到今天的1.6万头。自1970年以来，坦桑尼亚的大象数量从12万头锐减到6.1万头，乌干达从2万头，减少到1600头。

不过，涉及到空气，明晰产权的办法不是很有效，因为不大容易界定和行使对空气的产权。比如，我们很难想象，如何单靠市场机制来阻止地球臭氧层的消耗。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承认，可能需要实施管制或由政府来解决。

有时，可以用合同制来解决其他公共品和外部性问题。如果一家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给同行业其他企业带来好处，这些企业就可以把资金集中起来，

进行一项合资项目（在不触犯反托拉斯规章的情况下）。每家企业承担一部分成本，所有掏钱的企业共享收益。对这种安排，经济学家会说外部性“内化”了。

有时合同安排不能解决公共品和外部性问题。谈判和达成协议的成本可能非常高。合同某一方可能要享受更大好处，协议就会崩溃。有的时候，仅仅就因为成本高昂，而无法与某个协议潜在的受益者进行沟通、谈判。比如，工厂可能会觉得根本不可能就降低污染与每个受影响之居民进行协商。

市场解决公共品问题的不完善，必须与政府解决的不完善进行一番权衡。政府依靠官僚机构，为消费者服务的激励很弱。因此，必将效率低下。而且，政治家提供公共品为的是增加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公众利益；政府浪费公帑的例子和为了拉选票而搞的项目，不胜枚举。政府通常强迫人们为一些他们并不喜欢的项目掏钱而制造出“强迫搭

车”现象。只要可能，让私人来解决公共品问题，通常要比由政府来解决更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