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20世纪文化变迁

概要：本文考察20世纪美国人文学科的变迁：正当许多学者认为历史悠久的文学史学科至少在理论上已濒于解体时，新兴的电影史研究却发展得轰轰烈烈。考虑到两个学科中都出现过从旧历史主义到形式主义又到新历史主义的循环性的变化，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传统学科失去自信，又使新兴学科信心倍增呢？本文简单概述美国这两个学科早期的平行式发展以及其后的分道扬镳，然后用跨学科的文化史重新将二者在新的视野中整合起来。

关键词：文学史，电影史，文化史，理论，经验，意识形态，学科史

Literary History, Film History, Cultural History:

Transformation of Humanities Disciplin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20th Century

Zhang Yingjin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iders a striking divergence between two humanities disciplin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as literary history has been pronounced by some scholars as bordering on the impossible, film history has gathered momentum and developed fast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Since both disciplines has gone through a cycle of old historicism to formalism to new historicism, what has taken away the confidence of the old discipline and what makes the new discipline so confident in itself?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ir initial parallel developments and their subsequent divergence, and then reconnects the two in the framework of cultural history.

Keywords: literary history, film history, cultural history, theory, empiricism, ideology, history of disciplines

考察20世纪美国人文学科变迁，一件值得思考的现象是文学史和电影史所走过的截然相反的道路：正当许多学者认为历史悠久的文学史学科至少在理论上已濒于解体时，新兴的电影史研究（尤其是早期电影的研究）却发展得轰轰烈烈。考虑到两个学科中都出现过从旧历史主义到形式主义又到新历史主义的循环性或周期性的变化，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传统学科失去自信，又使新兴学科信心倍增呢？是不是与文学相比，电影建立在更坚实的物质基础上（如投资、生产、发行、宣传、放映）？或者是电影史学者比文学史学者对非理论的经验主义方法更有信心？亦或是文学研究者长期牢固的精英立场使文学史学科在大众文化盛行的“后现代”时期趋向解体？就电影研究来说，学科中对早期电影的“历史转向”及其相关的大众消费文化（如歌舞杂耍、游乐园艺、百货商店）和技术现代性（如火车、摄影、X光、解剖）的兴趣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电影研究中的这些新的发展又如何改变或修正了人们对电影文化、电影艺术与电影机构等方面的认识？新的电影史研究又和新的文化史研究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要充分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大量的时间作广泛深入的研究。我在这里只想先简单概述美国的文学史和电影史这两个学科早期的平行式发展以及其后的分道扬镳，然后用跨学科的文化史重新将二者在新的视野中整合起来。

命运叵测的文学史

在1989年出版的《文学研究批评术语》一书中，李。帕特森介绍文学史的章节简明扼要地描述了文学史

作为一门学科在欧美近百年来的发展。这一发展呈循环性或周期性的运动，从外部研究（即强调作为文本集子的文学与作为系列事件的历史间的关系）到内部研究（即阐述文学的整体或具体的模式、类型和形式）又回到了外部研究。帕特森指出19世纪文学研究中的旧历史主义有两大缺点：其一，在解释上过分依赖机械的因果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对考证方法的可信性和客观性的坚定信念；其二，将“时代精神”看作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概念，认为以此可用单一的方式解释文学想象中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文化身份的产生。换言之，文学因此被认为是受制于几个主要的外在因素，诸如早年泰纳提出的地理位置、民族或国家身份、历史时期或时代意识，而且当时认为只能在与这些因素的关系中才能研究出文学的真正意义。

20世纪20年代起，罗曼。雅克布森等形式主义学者向外部研究方法提出挑战，提出文学是按照自己的内部结构精密组合而成、以自己作为参照体系的一种独立自足的艺术品。为了创造一套“文学的科学”，俄国的形式主义学者们将文学界定为这样一种写作，它既不涉及外部世界，又不与观众交流，而只关注写作自身的惯例或形式。在20世纪中叶，美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批评派发展了类似的理论。这些内部研究所固有的“非历史性”倾向不仅充分地表现在诸如“文学形式的动力”和“陌生化”等形式主义的概念中，而且也体现在当时出版的一大批文学史中所热衷讨论的文学发展的方式、范畴、模式、类型、象征、神话等论题上。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的结构主义与后来转化形成的后结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的本体性地位。费迪南。索绪尔倡导的“语言转向”将注意力集中到文学的话语实践过程，因此将文学摆在与其他“写作形式”可以类比的地位：象历史（如海登。怀特所论），哲学（如雅克。德理达所论），甚至物理学（如托马斯。库恩所论）。此外，70年代以来持续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如雷蒙。威廉斯）揭露了文学潜在的意识形态功能。譬如，在将某类写作确定为高度美学化的作品而合法保存的同时，这种精英的“文学”概念理所当然地被用来贬低、排斥那些文化上边缘化或政治上受歧视的族群（如妇女、黑人、同性恋、第三世界）的创作，或用来抵制、削弱其他文科学术领域的重要性（如电影研究、性别研究、文化研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些新的学术领域在80年代后突飞猛进，颇有后来居上之势。

80年代起，在欧美的学术界提出下列论点已非天方夜谭：长期以来在文科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文学已被“废黜”，长期视为名人或天才的“作者”已在理论上已被宣布“死亡”（如罗兰。巴特与米歇尔。富柯所论），在结构主义兴起前所建立的文学史的传统概念和方法已从基础上土崩瓦解。诚然，80年代以来，有关妇女、黑人、美国其他少数族群（如亚裔、西班牙裔、土著印地安裔）及同性恋文学的新的、修正性的文学史已大量出现，而且在文学史研究中新历史主义和人类学的方法也产生了积极效果，但事实上，到20世纪末文学史已被视为一种在理论上“不可能”的学术课题。

英国诗歌史专家大卫。珀金斯1992年出版题为《文学史还可能吗？》一书，表达了他对80年代后的文学史相当怀疑、悲观的态度。他不无矛盾地承认，“我们无法带着坚定的职业信念撰写文学史，可我们却又不得不阅读文学史”。珀金斯自称是位“相对主义的史学家”，却也难以掩饰自己的精英态度和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他为传统的总体文学史的瓦解而痛心，另一方面又不情愿接受近年的修正性的文学史，认为这些文学史成果甚微，取得的不外是通过强调与过去的连接，提倡少数族群的身份认同和团结意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珀金斯的矛盾起源并不是文学史的对象本身（文学作品），而是他对文学史这种学术实践的定义和期待：“文学史不能放弃对过去取得客观认识的理想。虽然这一理想无法实现，我们仍必须追求，因为一旦没有这一理想，过去这一客体就会在无止境的主观的、意识形态的重新阐释中解体。” 珀金斯对无法实现的“理想”的一番坦言充分暴露了传统文学史写作的意识形态功能，似乎对“过去”这一客体曾经有、而且只能有一种“客观”的认识。从学术政治的角度来看，在修正性的文学史大量出现的90年代宣布文学史的不可能性，其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意味不言而喻。

诚然，在学科史上，珀金斯并不是第一位质疑文学史“可能性”的学者。早在1949年，著名文学理论家热馁。韦列克已提出类似问题：“写作文学史－即写作一种同时是文学和历史的东西－可能吗？” 让人惊讶的是，韦列克对此问题当时给予否定回答，因为他尖锐地意识到“文学史”这一概念中的文学与史学之间不可调和的话语矛盾，且非常不满当时将文学作品分析象三明治似地夹在作者生平介绍和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所谓标准的文学史。此后，韦列克提出在当时也算耸人听闻的“对文学的攻击”和“文学史的衰落”等一些命题，预测了半个世纪来困恼美国文科领域的重重危机。以〈文学史过时了吗？〉为题的文章至少于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