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学东渐和启示

论西学东渐和启示

摘要：西学东渐在中国近代经历了三个阶段,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学的引入既冲击了传统学术,也冲击了封建的教育体制,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拯救中华的时代巨流,促进了国人的觉醒;推动了近代工业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促进了中国的改革运动、革命运动;其最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它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启示。

关键词：西学东渐，社会影响，深刻启示

西学东渐在中国近代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时期经历了三个阶段。西学东渐的第一阶段使中国人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西学东渐的第二阶段，在更高的层次、更广泛的范围内，开启了引进西学的大门；西学东渐第三阶段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其最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西学东渐的过程其实就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也是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向独立自强的现代社会的过程。西学东渐，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从被动到较为主动的过程。

一、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

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为西学东渐的第一阶段。１８４０—１８６０年的２０年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不同寻常的时期。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西方列强的势力开始侵入中国。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人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鸦片战争后的不平等条约使传教士较早地进入中国，传教士是此时西学东传的主要媒介，西方宗教学说也就成为此时西学东传的一个主要内容。据统计，《耶稣教略》、《圣书问题》、《圣经类书》、《圣会准绳》等宗教书籍的译介，约占此时引进西书的７５％。在通商口岸教堂林立，《新、旧约全书》更是被传教士广泛传播，随处可见。宗教是帝国主义征服“异教”中国的一种文化手段，是为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服务的。但带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传入，对于中国封建专制统治下的知识分子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对世俗君权的盲目崇拜动摇了，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巩固渐统治所极力宣扬的君权神授思想受到了冲击。一些知识分子以此为契机，宣泄对封建统治秩序的不满，举起了反清的大旗。１８４３年洪秀全、冯云山借用基督教的名牌创立了拜上帝会，利用宗教的形式和力量发展势力，终于在１８５１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对基督教的借用，既反映了西方宗教书籍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也反映出当时的中国社会对西方宗教认识的粗浅。

这一时期，国内出现了大批由中国人执笔比较系统地介绍世界各国概况、资源等的边疆史地研究著作。如龚自珍著《蒙古国志》、林则徐编《四洲志》、魏源编《海国图志》、徐继畲作《瀛环志略》、梁廷楠编《海国四说》等。到１８６１年，已有２２部关于世界地理的著作问世，并且这些著作还都征引过西书的资料或片断。如魏源编《海国图志》征引过《平安通书》、《地球图说》；徐继畲作《瀛环志略》也得益于传教士雅裨理等人提供的西书资料；梁廷楠撰写《海国四说》时最主要的参考资料是裨治文的《美里哥合省国志略》等。这些著作虽也存在着一些不够准确之处，但已大体描绘出了世界地理历史的全貌，开阔了民众的眼界，使他们逐渐建立起一种崭新的世界概念。

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和痛砭时弊的改革倾向，以及向西方学习的尝试，都是把炽烈的爱国热情倾注在冷静而现实的政治思考之中。他们是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启蒙者，他们的基本思想就是了解夷情，“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些卓识远见表明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思潮的始初就和爱国精神交融在一起。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

“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主张在广州设造船厂、兵工厂，并延聘法、美工程师。据统计，“１８２１—１８６１年，至少有六十六人赞成中国必须采办这种军舰和枪炮”不过在实践上，除了林则徐购买洋炮以加固海防外，上述师夷长技的主张只能是一种书面意向，其“制夷”的爱国目的很难实现。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太平天国运动又使清王朝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的困境，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清宫内部以奕訢为首的一批当时通晓“夷务”的开明之士乘机崛起，在他们的倡导下，展开了一场以巩固清王朝统治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使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英美等国的数理化实用知识以及军工技术是此时西学传入的主流。由于当时中国现实的需要，西方数理化知识的最新成果系统地传入了中国。但洋务派对西学的引进，主要从实用的目的出发，重在西方的技艺。从整体而言，他们学习西方确乎舍本求末。当然“很有几位忠实的学者———如壬叔善兰、华蘅芳等辈在里头，译出几十种科学书，此外国际法及其他政治书也有几种，自此，中国人才知道西人还有藏在船坚炮利背后的学问，对于西学的观念渐渐起了变化，虽然这是少数中之极少数，一般士大夫对于这种‘洋货’依然极端地轻蔑排斥”。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是西学东渐的第二阶段。它在更高的层次、更广泛的范围内开启了引进西学的大门，维新派和革命派都热衷西学，以期中国富强。当时，清廷当局也被迫有限地开放禁区，改变政务，调整工商、教育。从西学的输入而言，这一阶段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已冲破了洋务派的单纯技术引进的界限。其一是对西方政治体制的关注；其二是对西方学术思想，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引进。这两者又是相互连结、相互促进的。甲午战争中国惨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富强幻想彻底破灭，清政府政治的腐败也彻底暴露无遗，尔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力图维护清政府统治的戊戌变法也短命夭亡。《辛丑条约》更使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转折关头，广大爱国志士逐步看清了清政府统治的不可救药，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辛亥革命也未能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如何彻底解救中国，有识之士向西方开始了更深层次的学习、探求。

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的大量引进，是此时西学东渐的重要特点。为从西方找到立宪、共和的救国方案，无论是维新派的康、梁，还是革命派的孙中山等对西方民主政治学说的引进与传播都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国家与夫哲理之书满街“政治国家与夫哲理之书满街皆是”，“日日而言政治学，人人而言政治学”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据统计，１９０１—１９０４年各书社翻译出西方政治学说的专著共６６种，１９０１—１９０９年各期刊杂志发表译述文章共１２７篇。著名的如《国家学原理》、《民约论》、《社会平权论》、《政党论》、《自由原理》、《欧美日本政体通览》等；人物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恩格斯，内容从《理想国》到《共产党宣言》，地域从欧美到日本，可谓囊括古今，包罗无遗。各种具体法规、法制、各国政治制度的专门著作更是不胜枚举。这些著作，将西方国观念、法制观念、权利义务观念、自由平等观念，集中而具体地介绍进中国，对中国思想界、政治界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在政治思想方面，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思想理论，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章太炎的反改良思想、陈天华的反帝思想、邹容的反封建思想、秋瑾的妇女解放思想、宋教仁的宪政思想等。这些思想的交相辉映促成了２０世纪初期一度高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推动了辛亥革命的产生。

从民初到“五四”时期，是西学东渐的第三阶段。以１９１５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为标志，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通过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开始反思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此时在国内出现了诸如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郭沫若等一大批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名家，他们以报纸、杂志为主要阵地，通过小说杂文、评述等形式批判传统、对比中西文化优劣，使接受西学的社会阶层进一步扩大，如陈独秀创《新青年》对资产阶级平等、自由的介绍，对中西文化的对比；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传播；胡适对实证主义的应用；鲁迅的白话小说对封建社会、封建思想的批判；钱玄同倡导的文字改革等。

资产阶级的伦理、思想、文化成为此时西学传入的主流，进化论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成为此时反传统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进化论被更为广泛的接受和应用，正如鲁迅所言，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