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考试课文翻译

研究生英语精读教程教师参考书（第三版/上）
参 考 译 文Unit Three 鼠 与 人 ——“不能解决”的问题 S. I. 早川
[1] 密执安大学的N.R.F. 麦耶教授几年前做过一系列可以诱导鼠产生“ 神经官能症” 的实验。首先训练鼠由平台边缘跳向两个门中的一个。如果鼠向右跳，右门是碰不开的，那么鼠就撞了鼻子并掉进网里；如果鼠向左跳，左门就打开，鼠就会找到一碟食物。在鼠已很熟悉这一反应时，就改变情况：把食物放在另外一扇门后，这样鼠要想得到犒赏就不能向左跳，而要向右跳了。( 实验者也可采用他变化形式，比如用不同的方式标记两个门。) 如果鼠弄不懂新规则，它每次跳时决不知是会得到食还是会撞鼻子。最终它就会放弃，拒绝再跳。到这一步，麦耶博士说：“ 许多鼠宁愿挨饿也不再做选择。”
[2] 第二步，对鼠施加强大气流或电击，赶它，强迫它做出选择。“ 处于不能解决的难题之中而被迫做出反应的动物，” 麦耶博士说，“ 最后总是落到一个特定的反应上( 比如只4 向左跳)，不顾结果如何都总是做出这一反应……这种条件下所做出的反应便固定不变了……一旦出现了这种固态，动物就没有能力学会适应性的反应了。” 一旦向左跳的反应被固定下来时，可以让右门开着，使食物呈现在眼前。可是鼠被驱赶时却仍旧向左跳，并且每次都愈来愈惶恐不安。实验者继续迫使鼠做出选择时，鼠开始惊厥不安，四下狂奔，弄伤爪子，撞上桌椅，然后浑身剧烈颤抖，直到昏迷不醒。处于这样的被动情况，鼠拒绝进食，对一切不感兴趣：可以把它卷成一团或擒住双腿倒挂空中——无论怎样摆布它，它都无动于衷。这时的鼠已是“ 神经崩溃” 了。
[3] 鼠所面临问题的“ 不可解决性” 导致了它的神经崩溃，而麦耶博士在他对心理失常的小孩和成人的研究报告中表明，鼠和人经历的各个阶段大同小异。首先是两者受训练，在面对某一问题时都习惯地做出某一选择；然后，发现条件已改变而原来的选择并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时，两者都大吃一惊；再次，不论是出于震惊、焦虑还是受挫，两者都会执著于最初的选择，不管结果，一意孤行；接着，悻悻然拒绝采取行动；而后，在被迫做出选择时，两者又总做出最初训练时所做出的选择——且再次碰壁；最后，即使目标就在眼前，只要做出不同的选择就唾手可得时，两者又都由于以前受到的挫折而发狂。他们疯狂地四处撕抓；或是躲在角落里赌气拒食；他们变得辛酸怀恨、不信任一切、心灰意冷，无论人们怎样对待他们，他们都无动于衷。
[4] 这是否是一幅夸张的画面呢? 似乎并非如此。

这个模式反复再现于人生，小到家庭的悲剧，大到震撼世界的国家间的悲剧。为了纠正丈夫的毛病，妻子数落他。毛病越坏，就越多地挨数落。当然他的毛病变得更坏，她就更加数落。像鼠一样，妻子对丈夫的毛病受一种固定反应的摆布，她只能总以一种方式应付它。她这么做的日子越久，丈夫的毛病就越厉害，直至夫妇二人在神经上都备受折磨，
疲惫不堪。
[5] 再看一个例子。北方某城市的白人因厌恶黑人高文盲率和高犯罪率的状况而隔离他们、迫害他们( 众所周知，警察通常对黑人嫌疑犯比对白人嫌疑犯要粗暴得多)，并且拒绝给他们受雇与提升的机会。这种机会的被剥夺使文盲率与犯罪率高的情况得以延续下去，转而又使隔离、迫害和不给黑人机会的做法得以继续存在。要找到解决这一恶性循环的方法需要致力于有序社会改革的智者殚精竭虑，包括市议员、教育家、城市规划人员、黑人组织以及州政府和联邦政府。
[6] 另一个例子是，想用写作表达自己思想的学生可能写得很差。英文老师说，我一定要教会他们语法、拼写和标点符号这些方面的基础知识，来提高他们的写作。于是由于过分强调语法与写作方面的技术性细节而忽视了学生的思想，老师很快湮灭了学生对写作的兴趣。失去了兴趣，学生写得就更差了，老师于是再给学生以加倍的语法和写作方法的练习。学生也就越来越厌倦和反感了。中学和大学的“英文补习”班里全是这样的学生。
[7] 同样，一个认为武装力量是维护和平与尊严的唯一有效途径的国家，会推行巨大的扩军计划。这种计划引起邻国的恐慌，于是后者也扩充军备，与前者抗衡。焦虑与紧张气氛升温。前者宣称，很明显，只要我们不能对所有突发事件都有充分准备，我们就会不断为国家的安危担忧；所以我们必须加倍扩军。这自然使邻国更为恐慌，于是也把军备翻了一番。焦虑与紧张气氛更强了。前者宣称，很明显，我们犯了低估国防需要的错误。这次我们一定要保证4 4我们有充分武力来保持和平。我们必须把军备再加一倍
[8] 当然，这些例子难免过于简单化，但是确实常常由于这种类似的恶性循环使我们无法认清或处理导致灾难的不测事件的条件。这样的模式常常很容易识别；目标就在眼前，只要在方法上做些改变就会达到。可是，由于受到固定反应的摆布，鼠“无法”吃到食物，妻子“无法”改掉丈夫的毛病，黑人还要等两三代人的时间，“直到社会改革的时机成熟”，我们“无法”停止发明并制造可摧毁人类文明的致命武器。
[9] 不过，鼠与人的难题的不可解决性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麦耶

博士的鼠遇到的难题比它在自然状态下能遇上的复杂得多，它是被逼迫至神经崩溃的。而人类的神经崩溃一般总是由于人类自己制造的难题所造成：如宗教与道德信仰的问题，金钱、贷款、抵押、托管基金、股市涨跌的问题，人为的习惯、礼节、社会团体和法律的问题，等等。
[10] 不能责怪鼠解决不了麦耶博士为它们设下的难题；因为鼠的抽象能力有限。但人类的抽象能力、组织和利用抽象的能力是无限的。因此，如果人由于固定反应而认为难题不可解决——如果人受挫折只是由于对某些以符号来界定的形势，不论其前因后果或出于环境只能采取一种反应的话——那么，人便没有充分发挥出其全部人的能力。如科尔奇布斯基所说的意味深长的话：此时，人在做出反应这一点上是在“模仿动物”。对此，温德尔·约翰逊有一贴切的归纳：“对鼠而言，奶酪就是奶酪；这就是捕鼠器能捕鼠的原因。”可这种固定反应是如何在人类中发生的呢?


研究生英语精读教程教师参考书（第三版/上）
参 考 译 文Unit Five 并非末日来临
环境问题言过其实。地球生命仍将继续。 罗伯特·J·塞缪尔森
[1] 无论是谁杜撰了 “拯救地球” 这一说法，他都是一位公共关系方面的天才。这一说法既表达了对即将来临的灭顶之灾的意识，也满怀着使环境保护论带有道义紧迫感这一大的目标。同时这种说法也表明环境保护论言过其实，这种夸大在其他任何场合都会被视为是在危言耸听或愚蠢的欺骗。
[2] 就某种程度而言，我们的环境意识遏制了对自由经济增长所表现出的盲目热情。我们已明智地抑制了增长中所出现的一些有害的副作用，但是环境保护论却越来越像一场沉湎于狂热的宣传与对历史一无所知的圣战。每一由环境问题引发的不幸都被描绘成一场势不可挡的灾难。这场灾难如不加以制止，正像我们所知晓的那样，就会摧毁生命。
[3] 以最近出现的恐慌——温室效应——为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自我焚毁、可怕的幽灵般的世界。即刻行动，否则世界将咝咝烧焦。食品供应即将枯竭。冰川即将溶化。沿海地区即将淹没。事实上，任何温室热效应可能造成的损失都是有限的：经济学家威廉·克莱恩估计，到 2050 年只占我们经济产出的 1% 到 2%。与预想的同期经济增长(翻一番)相比，这一损失更显得微不足道。
[4] 没有任何环境问题威胁这颗 “星球”，任何环境问题都无法用核战争所带来的危害来衡量。任何石油溢出造成的危害也无法同今日南斯拉夫内战——它不过是人类苦难中的一段小插曲——相比拟。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 3 500 多万人死亡。柬

埔寨内战导致 100 万至 300 万人死亡。人类的巨大祸患一如既往：战争、自然灾害、暴虐政府、极度的贫困与仇恨。在悲剧的任何尺度上，环境问题造成的痛苦都轻如鸿毛。
[5] 这并非在为漠不关心或无动于衷进行辩解，这是在为前途和平衡而进行辩论。你可以相信( 像我那样)，温室热效应的可能性强化了已具说服力的征缴能源税的理由。税收会抑制通常的空气污染，限制石油进口，减少预算赤字并提高具有经济意义的能效投入。
[6] 但这并非意味着同我观点相悖的人就是居心叵测，或甚至是错误的。例如，就温室效应而言，热效应是否会发生，如果发生，其程度如何，对这类问题还存在大量的科学疑问。此外，热效应的发生需几十年的时间。人与行业可以进行调整。举一例：农民可改用更为耐热的种子。
[7] 遗憾的是，许多环境保护论者感情用事，搞中伤和将事情简单化。环境限制法的批评者被描绘为自私自利、愚昧无知的小人。有关世界末日的电影剧本被创作出来以证实环境危险的严重性。克莱恩最近对温室效应的研究展现了热效应在今后250 年间的变化。猜猜吧，结果是什么? 它在急剧增长.这就类似于一种在法印战争（1754—1763）时期预言1992 的生活的无稽之谈。
[8] 大谈特谈过多的伤亡并非过分的无知，它混淆人们的视听。对工业刚起步的国家来说，它低估了特别是工业化国家已取得的巨大成就。在美国，空气与水污染已得到显著缓解。自1960 年以来，微颗粒物排放量（煤灰、煤渣）已下降65%。自1970 年以来，铅排放量已降低97%。在大多数城市中，烟雾已减少。
[9] 同时我们也受到损失。这就是必须进行棘手的选择。你在环保方面所得到的好处也许就是我应尽的义务。并非每种利益都值得不惜任何代价而求之。经济学家估计，环境法规使经济产出下降2.6% 至5%，或1 500 亿至2 900 亿美元（注：这一数字大于全球热效应的估计影响）。我们用这一代价的确减轻了给身体所带来的危害，并且改善了我们的环境。但是，有些却得不偿失，而且由于法规的刻板僵化而使得一些代价毫无必要地上升。
[10] 平衡：过分夸大环境作用的最大罪过是对经济增长所执的偏见。解决贫困国家所存在的大量问题通常与经济增长息息相关。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估计，10 亿多人缺少健康用水和卫生设施。其结果是每年成千百万人患痢疾，并导致300 万儿童死亡（世界银行认为，其中200 万人可以免于死亡）。国家只有变得富裕起来才能改变这些状况。
[11] 与此同理，较富庶的国家既具有愿望也具有财政收入来净化空气和用水。发达国家的城市空气污染仅为

贫穷国家的六分之一。最终，经济增长将降低高的出生率，因为儿童寿命延长了，妇女也摆脱了传统的角色。
[12] 的确，我们存在环境问题。苏联的反应堆给安全造成威胁。经济增长与环境会发生矛盾。增长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物，并且造成更多的废弃物。但是这些问题并不像环境保护论者夸夸其谈的那样，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最大的障碍是无能的政府。无能的政府培育出无安全保障的反应堆。在贫穷的国家，无能的政府，比如说，通过限止农民从其作物中获得适当的利润，阻碍食品生产。
[13] 到现在为止，人人都是环境保护论者，但是这种说法越来越没有意义，因为并非一切环境问题都同样严重，甚至即使那些严重的环境问题也需要同其他利害关系来均衡考虑。环境保护论应当终止那种刺激性宣传。它应当给予我们更多一些信息，更少一些恐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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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译 文Unit Six 两条生活的真理
抓紧，放松：明白了这对矛盾，你就踏进了智慧的大门 亚力山大·M·欣德勒
[1] 生活的秘诀在于懂得何时抓紧，何时放松。因为人生就是一对矛盾：它既令我们抓紧人生的多种赐与，同时它又要我们到头来把这些赐与放弃。老一辈犹太学者是这样说的：“ 一个人握紧拳头来到这个世界，但他却是松开手掌离开这世界的。”
[2]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牢牢抓住生命，因为它奇妙，它有一种在上帝创造的世界里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美。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可我们却常常是在回首往事想起它时，才能认识这一真理。此时我们会突然发觉它已不复存在了。
[3] 我们能记起已经凋谢的美、已经消逝的爱。可是，我们更痛苦的回忆是：我们没有看见顶峰时的美，没有在别人以爱对我之时也以爱回报。
[4] 最近一次经历又使我领悟到了这个真理。一场剧烈的心脏病发作后，我被送进医院，接受了几天精心护理。医院可不是一个使人愉快的地方。
[5] 一天上午，我得加做几项检查。我要用的医疗器械安装在医院另一端的大楼里。所以我只有坐轮椅穿过院子才能到达那里。
[6] 当我们走出病房时，阳光正照在我身上。就我实际的经历而言，当时也没有什么别的。只不过就是阳光。而这时的阳光是多么美丽、多么温暖、多么耀眼、多么辉煌!
[7] 我打量着别人是否也在欣赏着这太阳的金色光芒。可是，人人都来去匆匆，大多数人的目光只盯在地上。这时我想到自己过去又何尝不是往往对每天的壮观景象视而不见，一头埋在细小的，有时甚至是卑鄙、自私的事务中，而对日常的奇观麻木不仁呢?
[8] 从这次经历所

获得的顿悟确如经历本身一样的平凡。生命的赐予是宝贵的，可惜我们对它们太掉以轻心了。
[9] 这就是人生向我们提出的矛盾要求的第一个方面：不要因为太忙就忽视了生活中令人惊奇、令人敬畏的东西。每天黎明开始就要恭谨从事。抓紧每个小时，捉住宝贵的每一分钟。
[10] 紧紧抓住生活——可不要紧得使你不能松手。这就是生活的另一面——矛盾的另一方：我们必须接受损失，学会放松。
[11] 这并不是容易学到手的一课。特别是当我们年轻时，认为世界是由我
们掌握的。只要我们自己满腔热情、全力以赴地去渴求，不管什么东西都能够——不，一定会——得到。但是，随着生活继续前进，我们不断地面临各种现实，慢慢地但也是肯定地使我们明白了第二条真理。
[12] 在生命的每个阶段上，我们都要蒙受损失——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成长。我们只有在脱离娘胎、失去它的庇护时，才能开始独立生活。我们要进各级学校，继而告别父母，告别童年的家。我们要结婚生育，继而送走子女。我们要经受父母、配偶丧亡的痛苦。我们要面临体力或快或慢的逐渐消退。最终正如松手与握拳的比喻那样：我们自己也得走向不可抗拒的死亡，可以说失去原有的自身，失去我们拥有的或梦想过的一切。
[13] 但是，为什么我们甘愿顺从于这些生活的矛盾需求呢? 既然美转眼就会消逝，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创造那些美的东西呢? 既然我们所爱的终归要被夺走，为什么我们还要倾心相爱呢?
[14] 为了要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必须寻找一个较为广阔的视角，透过通向永恒的窗口来观看我们的生命。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会发觉，虽然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地球上的行为却在编织着一个没有时间限制的图案。
[15] 生命绝不只是存在。它是变动不止的，无情地流逝不息的。父母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延续，而我们的生命又将在我们的子女身上延续。我们建立的习俗制度会持续下去，而我们的生命就活在其中。我们创造的美好的东西不会因为我们的死亡而暗淡无光。我们的肉体会消亡，我们的双手也会枯萎，但它们在真善美中所创造的一切将在日后长存!
[16] 不要为了积聚那些只会变成尘土、化作灰烬的东西耗尽你的精力、你的生命。与其追求物质不如追求理想，因为只有理想才能使生命有意义，才有长存的价值。
[17] 一所房屋加上爱心，你就有了一个家；一个城市加上正直守法，你就有了一个社区；在一堆红砖上加上真理，你就有了一所学校；哪怕是最卑微简陋的建筑，只要有宗教，你就有了一所圣殿；把公正加在长期的人生努力奋斗中，你就有

了文明教养。把这一切聚合起来，加以提高，使之超越于现存的缺点，还要有人类得到拯救的憧憬，永远无求无争，那么你将会有一个闪耀着希望的绚丽光彩的未来。


研究生英语精读教程教师参考书（第三版/上）
参 考 译 文Unit Twelve 对违反法律者亮红灯 弗兰克·特立皮德
[1] 法律和秩序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也可能是政治上最热门的话题。然而，显然令人烦恼的是，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尽管从没有认为自己会违反法律，更不用说会成为罪犯了，却正在越来越随便地对待那些专为保护与造福他们的社会所制定的法规。当然，现今确实有些时候似乎无视法律代表了未来的潮流。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大卫·莱斯曼怀疑，大多数美国人喜欢犯那种他们认为是无关紧要的玩忽职守的错误。莱斯曼说，美国社会的伦理道德已经处于这样的危险之中，即 “如果你遵纪守法，你就是个傻瓜”。
[2] 支持莱斯曼观点的证据是再明显不过的。违法乱纪者屡见不鲜、无奇不有，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墙上的乱涂乱画把公共场所的外观糟蹋得不堪入目。骑自行车的人横冲直撞，似乎两个车轮的交通工具可以不受任何交通法规的束缚。乱丢垃圾的人把他们的生活区域变成了垃圾场。正如以前的法令未能扫除危害公园的满身酒气的流氓阿飞一样，广泛宣传的法规也未能消除公共场所的高分贝便携式收音机。吸烟成瘾的人们对“不准吸烟”的告示牌熟视无睹。衣冠楚楚的吸大麻的人再也不像从前那样躲开公众的视线偷偷摸摸地传递带大麻的香烟了。在中上层人士中毫无顾忌地使用可卡因已成为令人烦恼的丑闻。而且，(好家伙，人数真不少啊!）还有随意横穿马路的人呢。
[3] 违法行为的危害差别极大。在人行道上随地吐痰当然令人厌恶，但是很明显，比起那些违法地在未经许可的地区掩埋危险化学废料的公司对他人造成的危害要小得多。忽视防火安全法规的房主对人生命的危害当然要比在地铁逃票的人大得多。然而，最直接和最引人注目的违法行为恰恰就是最常见的一种社会现象。首当其冲者就是美国的司机们。今天，他们无法无天的行为给公众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其危害既有日常多见的造成城市街道堵塞的并排违章停车，也有司机酒后开车造成的每年死亡大约25 000 人，伤残至少650 000 人。那么高速公路上的违章超速行驶呢？最新调查显示，在一些州际公路上83% 的司机现在根本无视联邦法定的每小时55 英里的时速限制。
[4] 所有违章行为中最厚颜无耻的要数闯红灯了。在波士顿，人们对这种停止通行的信号的藐视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在

当地人中竟然流传着这种笑话：一名出租汽车司机居然坚持说，红灯信号仅仅起装饰作用。禁止通行的红灯控制交通的效力在各地都在削弱。在洛杉矶，闯红灯似乎已经成为最常见的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在纽约，过十字路口就像俄国轮盘赌一样。警察局局长罗伯特· 杰· 麦克盖尔承认：“ 现在人们在红灯面前是否停下来是50% 对50% 的抛硬币的概率。” 同时，他自己属下的警察们也大都对这种违章行为熟视无睹。
[5] 闯红灯一直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小错，所以这可能是个人的小事。但是当这种违章行为成为习惯性的、广泛的和没完没了的时候，那么所涉及的问题就远远不仅是一个交通管理的问题了。这种对道路基本交通法规的无视极大地危害了社会风气。无辜的司机和行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所遭受的挫折、不便和伤害而付出很大代价，更不用说他们无法摆脱不安全感了。闯红灯之所以成为重大问题，就是因为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如果说虚伪是邪恶向美德呈献的赞美，那么偷偷摸摸就是违法者向法律和秩序的威力所表示的衷心的敬意了。然而，闯红灯的人却连这点对社会法规的起码的尊重也没有,而这种一再厚颜无耻地蔑视秩序的基本准则不能不极大地危害社会。
[6] 这种无视法律的风气无处不在。所以当有些学校发现，孩子们入学时经常连最起码的集体生活规则都不懂时，就不足为奇了(有些学校的确是这样认为)。尽管无视法律的人各种各样，但是他们都是社会基本道德败坏症候的一种表现——一个人失去了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约束自己的能力。
[7] 美国人习惯于认为，固定形式的暴力犯罪是对法律和秩序的主要威胁。然而，却正是由于普通的遵纪守法的公民设法钻法律的空子才真正动摇了美国法律的基础。主要例子：禁酒令。唐纳德·巴·契德斯在《戒酒与否》一书中回忆道：“违法事实上是不痛苦的，甚至都没有令人不舒服的感觉，反而以一种柔和的、完全安全的方式令人欢喜。”人们终于废除了禁酒令，不仅是因为酒的问题，而且因为违法行为严重地损害了政府的威信和合法地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管今天这种无视法律的风气源于何处，它却受到各级政府官员的无可奈何的鼓励。警察未能强制实行某些法律仅仅是问题的表面，他们只不过是从他们为之服务的官员和选民那里接受命令。更糟糕的是，大多数的州立法机构在公众遵守联邦法律规定的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 55 英里的规定时却帮了倒忙，其中一些州甚至擅自规定超速仅处以很少的罚款以使大事化小。更高一级的华盛顿政府则用反对（而不是支持）某些已成为法律

条文的取消种族隔离的规定的办法，来实现其取消民权法律的效力的愿望，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据《荒原》杂志报导，环保组织以相当正当的理由指责当局破坏环境保护法，因为它未能推行该法规，
或是虽然推行但却故意怂恿人们违反法规。这解释为：最高一级的违法行为。
[8] 无视法律之风最令人不安之处在于它的极端传染性。只有最愚蠢的社会才会坐视不管、任其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