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国新闻史部分

抗战初期上海武汉等地的新闻事业：
上海是国民党统治区新闻事业的中心。

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许多抗日的报刊便首先在这里诞生，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抗战》三日刊和《救亡日报》。

《抗战》三日刊，1937年8月19日创刊。

从第7号起一度改名《抵抗》，邹韬奋主编。

在创刊号上表明其“内容力求适合抗战紧急时期的需要”。

它突出报道“八一三”上海抗战，主张全民抗战和持久战，沤歌中国士兵的英勇战斗，痛斥亲日派汉奸的妥协言行。

它发扬了《生活》、《大众生活》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能迅速反映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并作出评述，又注意反映人民大众抗战期间的迫切要求并及时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

11月下旬第30号起迁往武汉出版。

《救亡日报》，1937年8月24日创刊，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

初为国共合作创办，双方出资、出人。

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实际是中共领导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

《救亡日报》不登中央社和外国通讯社的消息，也不登广告，它是一张专登特写、评论、战地采访通讯以及文艺作品的4开4版小型报，这是它的一个重要特色。

最多日销3500多份。

上海沦陷后，先后迁往广州、桂林出版。

此外，在上海的抗日救亡期刊还有《文化战线》、《战时妇女》。

《救亡周刊》、《战线》、《战时联合旬刊》等。

上海、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国民党的军政中心，也是抗战初期新闻事业的中心。

1937年春，共产党和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问题时，共产党就提出要在南京创办报刊，蒋介石口头虽然同意，实际竭力阻挠。

直到全面抗战爆发以后，1937年10月间，才同意共产党在南京筹办报纸。

共产党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试版送审。

但这时南京已危在旦夕，共产党报刊未能正式出版。

随后，共产党迅速在武汉先后出版了它的机关报刊《群众》和《新华日报》。

《群众》（周刊），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

1937年12月正正日在汉口创刊，它比《新华日报》早创刊一个月。

在这一个多月中，《新华日报》编辑部的同志集中力量办这个刊物，在国民党从上海、南京节节败退的时期，它发表过中共中央文件，也对国内战局、抗战政策以及国际问题作过研究，还发表了不少有关推动群众运动的文章。

后来迁到重庆出版。

署名编辑兼发行人为潘样年，实际由许涤新负责，后为乔冠华。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1938年1月间日在汉口创刊。

每日对开一张。

在创刊词中它庄严宣告“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斗争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更将“为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效力”。

报纸一出版就受到读者热烈的欢迎，很快销行全国甚至国外。

它在宣传抗日，开展群众运动，传播马列主义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新华日报》开始由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不久改为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兼任董事长。

社长是潘梓年，总编辑先后是华岗、吴克坚、章汉夫，总经理熊瑾玎。

《新华日报》和《群众》的创刊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新闻事业发展中的最重要的事件，具有重大的意义。

它们直接向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群众宣传了中共的路线。

方针．、政策、主张；向广大人民群众声讨了日寇法西斯暴行；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地同国民党顽固分子反共、反人民、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行进行了斗争；旗帜鲜明地支持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地向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宣传人民军队抗战的丰功伟绩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情况。

抗战初期国民党在武汉的新闻事业中，影响较大的是《扫荡报》和《武汉日报》。

抗战开始的第一年，《扫荡报》一度宣传抗日，1938年10月从武汉撤退时，最后一篇告别武汉读者的社论，是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写的。

《武汉日报》是国民党在华中的机关报，抗战初期，它宣传了抗战的意义，报道了前方将士英勇杀敌的事迹，探讨了有关抗战的问题，但处处表现出害怕群众和片面抗战的观点。

此外，中央通讯社也曾迁往武汉，不过时间很短。

《大公报》于1937年9月18日出版汉口版，积极宣传抗战。

《全民抗战》（三日刊），1938年7月在武汉创刊。

它由《全民周刊》与《抗战》三日刊合并而成。

主编是邹韬奋和柳提，这个刊物猛烈抨击国民党片面抗战与消极抗战的方针，积极宣传全面抗战，注重通俗性与系统性，最高销数达30万份，在当时影响较大。

上海沦陷前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范长江、夏衍等人发起于1937年11月8日组成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

1938年3月30日，这个协会改名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在武汉正式成立，简称“青记”。

它的主要发起人和负责人是范长江，他和《新华日报》的徐迈进、《扫荡报》的钟期森当选为常务理事。

它是中共领导下的新闻界统一战线组织，除总会外，还在广州、香港、粤北、桂林、兰州、成都、重庆、延安等地设有分会，会员曾经发展到近2000人。

中国共产党通过参加这个组织的党员广泛地开展了统一战线的活动，“青记”团结进步新闻工作者在争取民主、争取新闻自由和进行抗战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8年春徐州会战中，范长江以“青记”徐州分会为中心，组织大批青年记者到前线采写抗战新闻供报道发表。

在徐州突围时，范长江组织他们分批随军撤退。

回到武汉后，“青记”又组织他们座谈写作，帮助他们总结交流经验收获，并且编印了《徐州突围》通讯
集。

为配合新四军东进，“青记”还组织了东进支队，一批记者到苏南、皖南敌后和新四军各支队采访，报道新四军英勇抗战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情况。

此外，“青记”还组织进步新闻工作者学习和研究新闻业务，出版过会刊《新闻记者》月刊，开办过“记者之家”；组织过多次招待会、报告会；介绍青年参加新闻工作；协助华侨记者做好战时报道工作，同时还与外国新闻工作者建立了联系。

1938年10月，以“青记”会员为骨干筹组的国际新闻社，在长沙正式成立，简称“国新社”，11月迁桂林设总社。

“国新社”的主要负责人是胡愈之、刘尊棋、范长江等。

在中共的领导下，它团结了一批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形成了全国性的通讯社，向国内外和海外华侨报纸供给新闻通讯稿件，影响很大。

范长江是抗战时期最活跃、最杰出的记者。

他采写西北通讯成名之后，《大公报》老板要培养他做接班人，国民党方面想拉拢他。

但是，范长江以人民的利益为重，顶住晋升发财的诱惑和政治压力，决定脱离《大公报》，全身心地投人组织“青记”和“国新社”的活动，努力“育才兴业”，团结大批青年记者投身抗日洪流。

他说：“有了健全高尚的人格，才可以配做新闻记者。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真理，是范长江最优秀的品格。

由李公朴任社长的“全民通讯社”，这时也从山西太原迁到武汉，进行了抗日救亡的宣传报道重庆桂林等大后方城市的新闻事业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重庆成为国民党政府的战时“陪都”，也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新闻出版中心。

抗战进人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39年发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1941年制造皖南事变，国民党统治区新闻事业的情况和斗争形势极为复杂。

战时的重庆，先后出版的报纸和各地迁来的新闻事业单位总共有二十多家。

其中，有共产党和进步的新闻事业单位，如《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全民抗战》等均从武汉迁来，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总会从桂林迁来，国际新闻社在重庆设有办事处。

国民党的新闻事业单位《中央日报》、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

中央通讯社、《扫荡报》等，先后从长沙、南京、武汉迁来，军委会西南行营办有《西南日报》。

还有一些重要的报纸，如《大公报》、《时事新报》、《新民报》等亦迁来这里。

原在重庆出版的报纸，有《新蜀报》、《商务日报》、《国民公报》等。

重庆新闻界当时都曾着力于抗日的宣传。

但他们的政治倾向很复杂，斗争也复杂。

国民党顽固派的御用新闻单位是一方，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新闻单位是一方，形成明显的两种不同的势力。

而其他的一些民营新闻单位，一般来说是处于前二者之间的中间势力。

有的偏左，有的偏右。

在顽固派的新闻单位中，情况也有所不同，有的主持人是顽固的，但其中的编辑、记者却有进步人士；有的报纸一二三版是反共的，而其副刊却有进步倾向；有的报纸一个时期进步，而另一个时期却反共；有的新闻单位虽属国民党系统，但其中也有共产党员。

中国共产党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开展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斗争，通过《新华日报》，热情团结了各报抗日进步报人。

如对比较进步的《新民报》，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做得很好。

1938年五月，重庆《新民报》准备出特刊，周恩来应邀为特刊作了“全民团结，持久斗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的题词，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在会见《新民报》编辑人员时，还不断给予指导和鼓励。

这家报纸虽然采取言论上“居中偏左，遇礁即避”的编辑方针，但它是《新华日报》的朋友。

皖南事变发生后，他们同情共产党，并直接或间接地给予支持，有些文章和消息《新华日报》不便发表，《新民报》也曾接过发表。

又如对《大公报》，当时它也是一个中间报纸，但有时对国民党抱着“小骂大帮忙”的态度，曾跟着国民党进行攻击共产党的宣传。

中共和《新华日报》对它采取善意批评和团结争取的做法，充分肯定它坚持抗日宣传的贡献。

1941年9月6日，该报总编辑张季鸾病逝于重庆，在延安的毛泽东等5位中共参政员联名发唁电，称赞他“在历次参政会内坚持团结抗日，功在国家”。

在重庆的周恩来等中共参政员在联名唁电中，推崇他是“文坛巨摩，报界宗师”。

由于《新华日报》的热忱团结和关怀，不少报人成了共产党的朋友。

对于被国民党特务控制的《商务日报》，中共采取了巧妙的斗争手法，利用特务内部派系矛盾，派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一个个地“挤” 进去，把特务一个个地“挤” 出来，到抗战后期，就使该报完全掌握在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手里，坚持“在商言商” 的编辑方针，揭露官僚买办阶级的垄断和腐败，为民营工商业代言，很受工商界欢迎。

桂林也是重要的新闻出版地。

进步新闻事业利用广西地方实力派和蒋介石的矛盾，在桂林得到了发展。

《新华日报》在此设立分馆。

《救亡日报》在广州沦陷后迁到桂林。

国际新闻社总社也设在这里。

当时影响较大的综合性时政刊物《国民公论》迁到桂林复刊。

桂系的《广西日报》和当地民间的《力报》也都对进步报刊比较友好。

当时桂林有“文化城” 之称。

国民党当局加紧对进步新闻事业的控制，制定《战时新闻检查办法》、《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修正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等一系列法规，严厉限制新闻出版自由。

在重庆设立“战时新闻检查局”，在各省市和重要县市遍设新闻、图书检查机构，普遍实行法西斯新闻检查制度。

皖南事变后，《救亡日报》、《全民抗战》、“国新社”、“青记” 等进步新闻机构，或被当局查封，或被迫解散。

1942年一年中，被国民党当局查封的抗日报刊竟达五百多种。

在复杂环境中坚持斗争的《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自创刊直到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封禁为止，在国民党统治中心英勇战斗了9年1个月又18天。

在这9年中，国民党一方面让《新华日报》公开发行，一方面又加以种种迫害。

《新华日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领导下，同国民党展开了多方面的斗争。

它高举“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旗帜，坚持“有理。

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法，进行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两手斗争。

在武汉，《新华日报》创刊不久，就遭到国民党特务暴徒二三十人闯人报社骚扰破坏。

在重庆期间，《新华日报》围绕着反对新闻检查，反对封锁新闻来源，反对破坏发行工作，争取言论出版自由方面，与国民党展开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

国民党当局利用所谓“战时新闻管制”，普遍实行新闻检查，规定报纸杂志原稿送审，任意删改、扣压稿件，并给违检者各种处分。

针对这种情况，《新华日报》在通常的宣传中，充分利用国民党宣布的政策中表面抗日的词句，进行合法宣传，同时又采用多种方法进行斗争，首先是采用“暴检”的办法，即对被检查“免登”的稿件，《新华日报》就在报上公布某某文章或报道免登，或者留下题目，大开“天窗”。

对被“删登”的部分，《新华日报》就在“删登”的地方打上“XX”符号，或者小开“天窗”，或者注明“被略”。

“遵检”、“以下奉令删登”等字样，有时还采取刊登更正或启事的方式，将被删处刊出，用以公开暴露国民党摧残言论自由的行径。

其次，经常采取给它“算账”的方式，过些时候就写一些社论、短评、消息和杂感，评论国民党统治区的言论自由，用国民党压制言论自由的事实揭露国民党表里不一的做法。

再次，利用矛盾。

有时利用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内部的派系斗争，有时把要发的稿件混在激烈的言论稿件中同时送审，让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机关自己造成“违检”事件。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分编成三篇文章，又分别和激烈的短评放在一块送检，结果被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检讫”放行，全部发表出来。

《新华日报》在重大问题上坚持原则，斗争到底，甚至不惜以报纸被罚被封为代价去夺取胜利。

1939年10月19日，《新华日报》发表《毛泽东同志与中央社等记者谈话》一文，就是采用“违检”的非法手段登出的。

1941年回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华日报》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评论全被禁止发表。

《新华日报》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

1月18日国民党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同一天，《新华日报》排印两种版面，用没有题词的版面蒙过当晚在报社的新闻检查人员的监视，另一版面刊出了周恩来为皖南事变写的两个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向国民党统治区人民透露了皖南事变的消息，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反共反人民的罪行。

国民党当局派出大批完警去拦劫刊有题词的《新华日报》，但大量报纸已经发行出去了。

《新华日报》的斗争，使国民党当局大伤脑筋。

1941年6月，国民党新闻检查局的一次报告中写道：“渝市13种报纸，无一报无违检者。

《新华日报》在6个月中就违检154次。

”他们更哀叹的是：“各报纵使违检被罚停刊，且认为光荣，读者复多予同情，每每一报被禁，立即身价十倍。

”到了抗战快要胜利的时候，《新华日报》更加不理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将一些稿件径直刊出，并拒绝了他们提出的“监印”报纸的无理要求。

新闻检查当局束手无策，一再向上告急：“监版遭拒，苦于无计对付”，“既加重惩罚之不能，更加强管制之无计”。

这场斗争随着抗战胜利，以《新华日报》的胜利告一段落。

《新华日报》反对封锁新闻来源的斗争也搞得很有成绩。

当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垄断了新闻来源，不让《新华日报》的记者到重庆以外的地方去采访，即使在重庆，采访活动也受到了蛮横的阻挠，对《新华日报》的投稿人也进行迫害，妄图从新闻来源上卡死《新华日报》。

为了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新华日报》首先依靠中共驻重庆代表团，从内部电台抄收重要文件以及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些新闻材料。

其次，依靠地下党组织在读者中物色可靠的通讯员以及知名人士为报纸写稿。

第三，利用国民党、敌占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报刊材料重新编写新闻稿件。

第四，做好新闻界统一战线工作，努力从其他同情和支持自己的报社那里获得一些新闻线索和材料。

《新华日报》反对国民党破坏发行的斗争也搞得非常出色。

当时国民党当局规定党政军人不能订阅《新华日报》，派报工会不得派送它，邮局对它进行检扣，还派出宪兵警察特务到处没收和撕毁它，甚至殴打它的送报人员，迫害它的读者。

《新华日报》为了开拓销路，除派自己的工作人员上街发行外，专门组织了自己的发行队伍，报社招收培养了一批穷苦劳动人民出身的报童、报了，在党的教育下，他们慢慢懂得了《新华日报》的性质和对读者的作用，懂得了国民党为什么害怕和迫害《新华日报》，因此他们能够克服艰难困苦，冒着挨打被捕的生命危险，始终坚守发行岗位。

这支队伍开始只有七八个人，四五年后发展到一百多人，他们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成为一批革命的报纸发行战士。

与此同时，《新华日报》还通过同情它的邮局职工，采取伪装。

分散邮寄的办法，把报纸寄到外埠读者手中。

《新华日报》在发行工作中，十分注意保护自己的读者，订户的名单对外是保密的，送报也是机智灵活的，尽力不暴露进步读者。

1942年5月，《新华日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始了整风运动。

发表《敬告本报读者》的社论，宣布：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号召整顿三风以来，报纸开始作全面检查，改进工作，并诚恳欢迎党外人士批评，欢迎他们揭露报社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为此，报上还增设了《团结》整风专页，周恩来亲自写了发刊词。

《新华日报》经过整风和新闻改革，增强了党性。

群众性、组织性和战斗性。

《新华副刊》更是整风改革的硕果，曾单独预订发行。

它于1942年9月18日创办，是文化性的综合副刊，重视新闻性、知识性、可读性。

它反映各阶层人民的生活，许多著名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学者都为它写稿。

它的《谣言门诊部》专栏，揭露和驳斥国民党新闻部门所制造的谣言，它的《新华信箱》专栏，发表读者最为关心的问题和编者的答复，它的《社会服务》专栏，不仅解答读者的问题，还想方设法为读者代办一些生活上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

《新华副刊》办得很有特色，起到了团结、教育人民，孤立和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作用。

《新华日报》最高发行量达5万份，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称它为“灯塔”、“北斗报”。

中共中央充分肯定它，毛泽东说它如同八路军。

新四军一样，是党的又一个方面军。

《新华日报》在非常艰巨和复杂的斗争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风格。

它的许多做法和经验，都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国内外新闻界借鉴。

在复杂的环境中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是《新华日报》的主要特色，也是它的基本经验。

党报必须体现出鲜明的党性，必须正确执行党的路线与政策，必须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

对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共产党报刊来说，这些都是不可动摇的原则。

《新华日报》在创刊初的短时间内，在王明领导下宣传了右倾思想（如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无条件地服从国民党、否定独立自主等），同中共中央的主张不一致，就犯了错误。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错误后，《新华日报》在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时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合法与“非法”斗争，从而对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有坚强的领导，有一支团结战斗的革命队伍，是《新华日报》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周恩来直接领导《新华日报》的工作，报社的负责人如社长、总经理、总编辑等，都是久经考验、富有斗争经验的革命干部，他们形成了一个战斗指挥部，能够对付风云突变的复杂形势。

《新华日报》的写作班子各有所长，又博学多才，如乔冠华的国际评论，夏衍的时事评论，石西民、陆治的新闻报道和通讯，司马牛的杂感等在当时都很有影响①。

他们也能写其他新闻体裁的作品，能够根据形势及时开展报道工作。

印刷、发行也都有自己能干的队伍。

从领导到各方面工作人员组成了一支名副其实的“新华军”。

《新华日报》一贯注重把高度的原则性和必要的灵活性结合起来。

它坚持宣传马列主义、坚持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坚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针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条件，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

例如《新华日报》曾用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国民党报刊的语言来宣传抗战，在国际报道上采取“以外喻内”的策略揭露国民党，揭露黑暗社会现实。

为了巩固与发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上至国民党军政要人和各界知名人士，下至普通职员工人，《新华日报》都注意团结他们，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为它题写报头，而郭沫若、沈钧儒、陶行知、沈雁冰、黄炎培、兹伯赞、许德衍、冯玉祥、马寅初等都曾为《新华日报》写稿或接受过该报的采访。

它的《友声》专栏团结了各界人士。

编好、印好报纸，是《新华日报》工作的基本环节。

它精心编辑，内容丰富，真实具体地反映了抗日战争和人民群众的生活。

曾辟过《读者园地》、《生活的海》、《生活一角》、《生活线上》、《劳动人民生活》、《青年信箱》等专栏专页，发表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的来稿，发表记者通讯员的文章，控诉士豪劣绅、特务警察对他们的残酷迫害，反映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

它还以消息、通讯、评论文章等多种体裁真实具体地报道了台儿庄血战、湖北会战、百团大战、棋盘陀上五壮土、反“扫荡”中的李勇、雁北游击队女英雄李林，歌颂了抗日军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从而受到读者的欢迎。

它在编印技术上精益求精，成功地实现了中共中央南方局提出的“编得好、印得清、出得早、销得多”的目标。

按铅字、印刷、纸张、出版条件，《新华日报》无法和忡央日报》、《扫荡报》相比，但在重庆新闻界技术评比中，《新华日报》在排字、浇版、上机印刷等方面都获得了第一名，优良的技术是《新华日报》战斗和胜利的一个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