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墨子“先质后文”的文艺美学思想

浅谈墨子“先质后文”的文艺美学思想

摘要：文与质的关系问题是墨子美学思想重要内容。墨子主张“先质后文”，认为一切事物，实质上美则美，实质上不美便谈不上美了，成为其文艺美学思想的特质。

关键词：墨子；文质观；文艺美学

传统的观点认为儒道释是中国美学的主要源流，而墨家对美学并没有直接表述，因而对墨家美学的研究很少，且多有偏颇，更多的是批判性地将其定性为全面否定美和艺术的社会价值。实则不然，对于墨家的美学思想研究。我们不能脱离墨子的思想体系，不能用儒家的思想去解读，更不能用现代的观点去品评。墨子在“文”与“质”的关系论述中，就蕴涵着丰富的文艺美学思想，他主张“先质后文”，认为一切事物，实质上美则美，不美便谈不上美，这是墨子异于儒道两家的美学之观所在，也为我们提供了除“非乐”之外了解墨子美学思想的另一重要途径。本文试图从墨子的文质观去探讨和梳理其文艺美学思想。

—、“非美”之美：质美

“非美”是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内容，是对人的感性欲望所追求的人为的物象之美的排斥和否定，对于这种物象之美的过分追求会导致道德沦丧乃至祸国殃民。先秦诸子学派都有各自明确的非美观点，墨家也不例外。

墨子的思想是西周以来传统文化及儒学的否定性总结，有着明显的“非美”倾向。墨子指责儒家“繁饰礼乐以淫人”、“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墨子·非儒》。并指出，儒道亡国的四个方面原因之一就是“弦歌鼓舞，习为声乐”。认为审美和艺术活动是天下之大害，必须取消，所以提出“非乐”的主张。“所谓‘非乐’，就是否定审美和艺术的社会价值，反对进行审美活动和艺术活动。”“体现出墨子鲜明的“非美”倾向。但与此同时，墨子并不否定艺术的作用以及美的客观存在，只是出于从圣王之事、万民之利考虑，认为应否定过分的音乐等艺术活动。

墨子“非美”，否定审美和艺术活动，却承认美的客观存在，看似很矛盾。其实墨子思想并没有否定一切的荧，审美还是有一定的存在空间的，那么什么样的美才能得到墨子的肯定呢?我们很容易从他的文质观中找到。墨子日：“故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墨子》佚文)墨子所说的“质”就是指衣、食、居等人的最基本的要求，而所谓“文”，则指包括音乐等各种艺术在内的更高一层的精神享受。正象“求美”、“求丽”、“求乐”必须以“常饱”、“常暖”、“常安”为前提一样，质足文赖以产生的条件，这便是墨于“先质后文”的思想。《经说下》说：“有文实也，而后谓之；无文实也，则无谓也。不若敷与美，谓是，则是固美也；谓之也，则是非美，无谓则报也。”其意即：对于一切事物，美之实是美之名的前

提条件。无美之实则无美之名，先有质后才有美。墨子是从对物质生活有没有实际效用出发来判断事物的价值的，如此看来，毫无实际效用的审荧应该不包括在其中，所以有悖于效用原则的审美和艺术活动以及文饰上的“美”都是必定遄非l 蝌l；的，墨子肯定的美是一种“质”美。墨子和庄子都有“非美”倾向，但两者方向却截然不同，墨子追求的是基于物质效用基础上朴实无华的“质美”。而庄子却超越物象，追求“味象以观道”的“至美”。可见，墨子认为各种事物之美，以其内容美为主。

二、“先质后文”说的文艺美学思想内涵

质和文是先秦时代的一对重要哲学范畴。“质”是指资质、材质、品质}“文”是指文饰、文采。《论语·雍也》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说的是内在的品质和外在的修饰配合得恰到好处才能称得上君子。由于孔子强调文质统一，所以在文化观上，他十分重视音乐、礼仪的作用。墨子的文质观带有直观性和朴素性，具有尚质特点。强调质(内容)美，而反对文饰。且认为先质而后文。在《非乐》篇中，墨子“乐”的范围除了“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即音乐外，也包括“刻镂华文章之色”、“刍豢煎炙之味”、“高台、后榭、邃野之居”也就是诗文、舞蹈、雕刻、饮食、服饰、建筑等各种艺术。可见，墨子的审美和艺术活动的范畴是很广泛的。墨子“先质后文”的审美思想始终贯穿于各种艺术活动当中。

其一，“重利轻乐”的音乐美学观。墨子反对奢华的音乐，因为这样的音乐劳民伤财，对生活又毫无效用，但他也不否定音乐本身的美。墨子认为进行音乐艺术活动，必然会厚敛于民。废丈夫耕稼、妇女纺织，废君子听治、贱人从事，所以提出“非乐”主张。但墨子并不否认音乐的作用，“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刍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墨子：曰：‘为乐，非也!”(《墨子·非乐上》)可见，墨子“非乐”，不是绝对地反对乐，所非之“乐”是有特定含义的，是指东周后期统治阶级借以铺张奢糜之乐，是指与儒家所提倡的与繁文缛节之礼相应的乐，是“不中圣王之事，不中万民之利”之乐。至于中圣王之事、万民之利的音乐，就应该不在此列了。墨子对于音乐艺术，没有将其与功利混为一谈，依然强调功利性和审美性的统一，只是把功利性放在审美性之上。他认为首先要保证的人民的温饱问题，音乐是其次考虑的精神活动，并且不能以损害人民的利益为代价去从事音乐艺术活动。非与不非的标准全在于是否“中民之利”，这是衡量乐美与否之标准。

其二，“重质轻文”的艺术审美观。出于“节用”，墨子主张尚“质”而不尚“文”，反对文饰的“美”。墨子所肯定的是与“善”义相类的“美”，或者是与“饰”义相悖之“美”。他认为作为“饰”之“美”，便是与“节用”相对立的“靡费”。因此，他对于纹饰之‘‘美”都保持着一种批判、斥责的态度。

在与公孟子对话中，墨子列举了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越王勾践四君“其

服不同，其行犹一也”、“以治其国，其国治”(《墨子·公孟》)，所以他认为“行不在服”(《墨子·公孟》)，是否有所作为跟文饰没有必要联系。但他也没有批评齐桓公的“高冠博带，金剑术盾”和楚庄王的“鲜冠组缨，缝衣博袍”，大概是因为他们服饰的华荧和治国作为的效果没有关系。而当公孟子要退而换饰时，墨子则说：无须。并非不饰美就能有所作为。不饰美而无所作为也是不可取的。但只要也必须是有所为，文饰上的美才不会在非的范围内。所以，有用有为是墨子艺术之美的标准之一。

墨子认为，人们生活所需要的东西。如宫室、衣服、舟车等，只要实用就行了，不讲究外表的装饰，即没必要追求刻镂文饰和丰富之美，他说“是故圣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