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人文精神,注重孩子人文情怀的培养

第一课，呼唤人文精神，注重孩子人文情怀的培养

中国教育：人文价值的流失和重建

作者：杨东平

注：本文录自侯样祥主编的《我的人文观》一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在前现代化的中国，科学与文化的断裂格外显著

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中国的科学主义或者叫唯科学主义的问题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冲突，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发展中的基本主题，二者的互为制衡和矫正，构成了20世纪社会思潮此起彼伏的二重奏。很多人认为，在科学事业仍很薄弱、科学精神远未生根、科学启蒙任重道远的中国，谈科学主义的危险是十分超前、很不合时宜的。但我还是认为，这是一个离我们并不遥远的非常现实的话题，正是在前现代化的中国，科学与文化的断裂格外显著。正在加剧的两种文化的冲突，将成为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基本主题。

这的确是有些令人困惑的。在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的中国，民间迷信和传统陋习仍在横行，真真假假的气功泛滥、“大师”辈出，社会管理和社会生活与理性化、科学化、法制化的要求相距甚远。但与此同时，在社会的主流文化中，经济至上、科技至上的价值显而易见。在各级领导岗位，理工科背景的干部和专家占了统治地位，综合性大学的校长，也几乎是清一色的理科专家。在社会思潮、管理和决策过程中，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取得了支配地位，似乎是不争的事实。实例之一，有人置疑“科教兴国”这一口号中将“科技”置于“教育”之前所体现的价值偏斜在世界通行的语言规范中，教育通常置于科技之前，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通过一些实例来认识两种文化的冲突、认识社会主流文化的变异会更为直观。

1992年4月3日，已被搁置的建设长江三峡工程计划，在经过旷日持久的争论之后，终于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通过——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约1／3的代表投反对票和弃权票，成为历次人代会所通过的议案中争论最激烈、反对者最多的一个。其坚定的支持者，大多为水电系统的工程专家，他们对这一工程的技术可行性、环境安全性等充满自信，反对者的所有理由在他们看来都是不足为虑的。而反对者大多是非工程类、非水电系统的专家，尤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文科知识分子为多。除了其他各种原因，不能不说这一分歧显示了这两个群体不同的知识构成、思维方式、文化视野、社会关怀的差异。事实上，近些年来，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类似这样的选择和争论极多、对于很多地方的管理者和决策者而言，与一个巨大的工程建设项目相比，文物保护、环境保护、社区原住民的利益等往往是微不足道的。

在价值观念上，中国人的“科学主义”也有明显的表现。由于高技术时代的到来，国人对科学的崇拜和欢呼是不加节制的，尽管在发达国家，人们对核电站、克隆技术、转基因食品等有更多的警惕和保留。1997年，最轰动的科学成就是克隆技术：在电视谈话节目《实话实说》进行的一场讨论“克隆技术”的节目中，令人深感科学主义在中国青年和科技工作者中的强大影响。讨论现场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无论是科学工作者、理工科大学生，还是普通观众，大多对克隆技术持一种肤浅的乐观主义情绪。—位生命科学专家竟然直言可以克隆出少数人作为“医学模型”(在他看来，克隆出的“人”不是人)，以供医学研究之用；有的年轻人态度更为冷酷，认为克隆出来的“人”不仅可作医学之用，还可用他去做苦工、苦力……科学哲学学者吴国盛几乎成为孤家寡人，他态度鲜明地反对克隆技术。他说，最大的危险就在于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危险来自何处，只是凭直觉就感到出了问题。只有一个女学生表达了她的担忧：如果西红柿都是一样的，个个都又红又大，那时，我们既无买到坏西红柿的不快，也无吃到好西红柿的惊喜，人类的生活乐趣将消失殆尽!她所说的实际是多样化消失的后果。

两个调查体现了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克隆技术所持态度的巨大反差。1997年3月，对美国1005名成年人的调查表明：69％的人对克隆人类的可能性感到恐怖，89％的人认为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3／4的人认为这样做违背了上帝的意愿，27％的人表示如有机会将参加反对克隆的请愿活动，只有7％的人称如有机会愿意进行克隆。大致同时，在广州中山大学马文辉科学哲学论坛讨论会上对中国人的调查表明：80％以上的人对食用克隆动物的肉及药品表示坦然，没有障碍；23％的人表示如有机会，愿意被克隆；90％的人主张政府增加拨款，资助对克隆技术的研究和开发；50％的人认为克隆人是不道德的；只有不到36％的人站在宗教立场上反对克隆；57％的人赞成通过基因工程改变人种，虽然他们也对这一前景感到震惊和惶惑。许多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全无对科学发展必要的警觉和忧患意

识。然而，应当说这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社会的主导价值。

中国的社会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以经济增长和科技发展为主要追求和成就标志的。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教育、文化、艺术、环境保护等没有现实功利价值，不能直接与市场经济“接轨”的领域，通常处于弱势的、逐渐边缘化的地位。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经济利益正在成为毋庸置疑的铁律。于是，在我们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却出现了生活品质的下降——失去了清洁的空气和河流，失去了具有个性和历史性的生活环境，而被置身于一个粗糙嘈杂的、重复雷同的、混乱和不甚安全的陌生环境中。许多历经战争、“文革”破坏遗存下来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当前的“建设性破坏”中丧失殆尽。在20世纪90年代北京市的城市建设中，为了拓宽街道，不惜拆毁康有为“保国会”旧址奥东新馆、蒜市口的曹雪芹故居和赵紫辰、赵萝蕤旧居美术馆后街22号院等许多文化遗址。

另一个令人大惑不解的现象是，尽管国家财力大大增强，但政府的财政性教育经费、科研经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却在逐年降低。据政府公布的教育经费统计表明，“国家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1992年为2．99％，此后，1993年为2．76％，1994年为2．52％，1995年为2．41％，1996年为2．44％，1997年为2．49％，1999年为2．79％。根据1992年制定的《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纲要》，到2000年国家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达到4％，这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初发展中国国家的平均水平(4．1％)。然而，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不愿为教育、环境保护、文化和文物事业投资，成为相当普遍的政府心态。不顾历史文化、文物和生态保护，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急功近利的行为，既有追求短期政绩的干部制度、评价标准等实际原因，但相当多只受过偏狭的技术教育的干部不知文化为何物，不知美为何物，从没有培养出对文化传统的尊重、对自然与生命热爱和敬畏的感情，以及艺术的雅好与趣味，同样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往往是另一种文盲：文化之盲，文明之盲。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上述现象大多可以用经济主义、功利主义等来描绘，其哲学基础和思维方式，也许用“技术主义”比“科学主义”更为合适。

科学与人文的冲突：中国独特的历程

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和人文教育传统、科学教育刚刚开展、科学仍然很不发达、很不普及的国家，技术主义与人文理性的尖锐冲突，是不同寻常和发人深省的。

和西方的历程不同，中国两种文化的冲突自有独特的道路。从大的文化背景而言，在破旧立新的社会变革中传统文化逐渐式微。自废除科举，推翻了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之后，建设民族的新文化的使命并没有真正完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设计，在实际生活中发生了实质性的异变：由于中学无体，西学之用便渐渐取而代之，“科学的方法”、“科学的世界观’’成为一种新的价值标准，技术主义、工具主义于是大行其道。

就现代教育自身而言，其人文底蕴的流失，所谓教育的“非人文化”过程，同样并非自今日始，而有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有一种特殊的历史境遇。中国大学精神的发育和大学制度的形成，有着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同的情境和路径。由于近代中国险恶的生存环境和救亡图存的现实压力，在新学发展之初，从政府到社会都对其抱着急切的态度，以为“救国”之用乃至救国之“急用”。中国早期的大学由培养实用人才的外语学堂、武备学堂发展而来，政府优先发展培养专才的高等教育而非普及基础教育；在高等教育中优先发展具有“急效”的船舶、铁路、军事等工程技术学科，从救亡图存的实际功利出发，具有强烈的国家功利主义价值和浓厚的技术主义、工具主义背景。

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的传统大学相继完成了现代性转换，确立了学术自由、思想独立之类的西方教育文化的基本价值。然而，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自由主义的教育精神渐为国家主义、权威主义所挤压。1927年，蒋介石提出实施“党化教育”(后改称为“三民主义教育”)，在学校实行训导制度等等，使得维系人文主义、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通才教育之类的大学精神、大学制度成为一场艰苦卓绝的坚守。由于抗日救亡的紧迫压力，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控制，采取限制文科、鼓励实科发展的倾斜政策，以培养实用的专业人才。这遭到文科知识分子的强烈批评，引发了20世纪40年代知识界的“文实之争”、“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之争。

新中国成立之后，以迅速实现工业化、赶超发达国家为目标，这一历史情境再一次强烈地呈现出来。以苏联模式为楷模，新中国教育的重建从—开始就奠定了以工程技术、专门教育为主，即“重理轻文”的格局。

1．院系调整奠定了重理轻文价值

现代教育始终有相辅相成的两翼：一方面，教育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对经济振兴、科技发展具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