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阿Q正传_与_陈奂生上城_浅谈鲁迅和高晓声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

《阿Q正传》与《陈奂生上城》

——浅谈鲁迅和高晓声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

甘肃省清水县第一中学　杨建祥

[摘　要]鲁迅笔下的阿Q和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是作者塑造的两个著名的文学作品人物,虽然他们生活的时代不同,却有着中国人所共有的一些性格特征和行为习俗。作者通过对小说人物的刻画,深刻揭示了国民性格中带有普遍性的一些问题,发人深省。

一、精神自卑与物质贫穷是孪生姐妹

阿Q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贫无安身之所;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好给人家做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若是长时无活可做,就连一日三饭都成了问题。只能靠打短工为生,过着饱一顿饿一顿的生活。他是一个很能劳动但却极端贫困的流氓无产者。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导致了他极端贫困的经济地位,贫困的经济地位又决定了他极端卑贱的社会地位,卑贱到“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连他先前的‘形状’也渺茫”[1]。卑贱到任何一个闲人都能抓住他的黄辫子,在就近什么地方给磕了五六个响头,然后心满意足地得胜而走。

就是这样可悲可怜的阿Q,却不正视现实,妄自尊大,自欺欺人。和别人口角时,他会瞪着眼睛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2]他在赌博中赢来的一堆洋钱遭了抢,颇感失败的苦痛后不久,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似乎觉得打的是另一个人,仿佛报了仇,也就“得胜”了;他在遭闲人之打后,总会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3],并且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么?”[4]就连临死前在死刑判决书上画押,还立志要把圆圈画圆;……。凡此种种,都说明阿Q始终处于失败者的地位。假若他富他贵,他有地位,他就不会经常活在虚幻的精神胜利中,而这种精神状态的更深层面表现出来的,就是他贫困的经济地位和卑贱的社会地位带来的高度精神自卑。假若他的这种自卑不用精神胜利法加以稀释,寻找自我解脱自我麻痹,他简直就活不下去。当然,阿Q消除自卑的这种方式,决不能使他真正觉醒而自觉投身革命洪流,只能导致不断的惨败,最后归于自身毁灭。

再看陈奂生,他一觉醒来,大吃一惊,“陈奂生他不由自主地立刻在被窝里缩成一团,随即悄悄起身,悄悄穿好了衣服,不敢弄出一点声音来,把鞋子拎在手里,光着脚跑出去;又眷顾着那两张大皮椅,走近去摸一摸,……,却不敢坐,怕压瘪了弹不饱。”[5]在这戏剧性描写中,他的举动和心理固然体现了作为劳动者固有的老实、本分、节俭、善良等品德,但在更大程度上也证实了他在物质上的贫穷,以及面对不算太高贵豪华的物质享受时表现出来的精神自卑。五元钱足可使他精神受挫而自卑,这里是物质贫穷与精神自卑的直接连接性描写。在付出了五元血汗钱后,他认为有权利支配得到的东西,于是,他重新回到房间里,有了一番与前面截然相反的形同报复的滑稽表演。陈奂生似乎正在克服着精神上的自卑,开始了自尊意识,但又分明流露出了精神上的贫乏。陈奂生只不过坐了一次县委书记的小车,只不过住了一夜五元钱的招待所,居然迎来了村人的羡慕和大队干部的尊敬,这就写出了陈奂生个人之外的更为普遍的民众的精神自卑。这说明,长期的物质贫穷必然导致精神自卑,即使改善了物质生活条件也不能马上彻底地改变人的精神状态。

我们的时代,比之“阿Q时代”前进了一个世纪,就是陈奂生上城时代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了。改革开放的深入,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民族自信力的增强,精神自

卑似乎不再是国民文化性格的主要方面。但是,农村之于城市,偏远西部之于东南沿海,相比之下的物质贫穷依然存在。民众面对比自己优越奢侈的贵族生活,表现出的依然只能是精神上的自卑。民族的振兴与繁荣,国家的富强与昌盛,足以令国人自豪自荣自骄,但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明显差距却让我们不能自傲自霸。于是,假若我们在经济上不能称雄全球,再次之,若不能求得国人普遍意义上的实质性自信与自强,我们国人灵魂中的自卑意识就不会从民族文化性格中自行告退或无形消逝,只是自卑程度与表现形态不同罢了。因此,在克服民族自卑感,提高民族自信力,改造民族文化性格这个主题上,阿Q与陈奂生人物形象的塑造,显示了作者的远见卓识与深切忧患,就是对当代中国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更具有深远意义。

二、“官崇拜”与“金钱崇拜”最为根深蒂固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科举制度打破了门阀局限,使不管何种出身的人都可“学而优则仕”。一朝中举就可身价倍增,就可获得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许多知识分子即使为此而白首穷经身受其害也在所不惜。因为一旦做了官,便意味着不但会有“黄金屋”,会有“颜如玉”,还会有行使报效国家为民请命大展拳脚的权利,更有职权范围之内的为所欲为。“做官要做管官的官,不做被官管的官”这句俗语更能很好地说明国人对官的崇拜到了何种地步,要知道“管官的官”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一个——皇帝。皇帝不是人人都能当成的,那么,被官管的官也行,官无大小,只要是官就成,因为被官管的官还可管不是官的平民百姓,尤其是县官。“千百年来,县太爷不仅一直以农民的‘父母官’自命,掌握着农民的生杀大权;而且在封建专制主义和愚昧主义的长期统治下,农民阶层也形成了对官的人身依附关系,”[6]因而,“与其他阶层比,中国农民的‘官崇拜’心理尤为突出与根深蒂固。”[7]而“官崇拜”与“金钱崇拜”又是紧密相连的。在国人看来,官就是权利的象征,不仅可以美女如云,更重要的是拥有“黄金屋”,“金屋”才能“藏娇”,“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所以,为了满足更大的一己私欲,光有钱的阶层是心有不甘的,他就用钱买官做,做官之后再捞钱,最不行也要用钱去巴结官,借人家官势长自家威风。钱是官的胆子,官是钱的俘虏,“官官相卫”实则是“官钱相卫”。

“或者因为阿Q说是赵太爷的本家,虽然挨了打,大家也还是怕有些真,总不如尊敬些稳当。”[8]文童的老爹赵太爷,与“官”相距本是遥远,或许因为有点儿钱,或许文童将来要做官,阿Q 就硬要攀附是赵太爷的本家,虽是挨了打,却也因此而大受“尊敬”。不论是阿Q的攀附,还是乡民对赵太爷、对阿Q做了赵太爷的本家之后的尊敬,都是一种“官崇拜”意识,因为在乡民眼里,未庄有钱的赵太爷便是权力的体现者与实施者。阿Q的“神往”革命,其实也是潜意识中的“官崇拜”。在他认为,革命可以人上一等有官做,于是,假想中就有了革命的快意,欺负过他的未庄的鸟男女的被辱,还有元宝、洋钱、洋纱及女人。阿Q临死前面对当官的长衫人物,“他便知道这人一定有些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9],这里对官的崇拜已达登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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