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戊戌变法研究的新进展

近十年来戊戌变法研究的新进展

2011-04-19 18:02:56

邱涛

【英文标题】A Review on the New Development in Studies of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in the Past Ten Years

【作者简介】邱涛，北京师范大学讲师，历史学博士。（北京 100875）

【内容提要】近十年来，戊戌变法研究在国内外新史料的发掘，公车上书，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和原因，以及戊戌时期的政治变革、戊戌思潮和重要人物等方面的研究，呈现多领域、多角度、百花齐放的局面，其中一些领域的研究呈现突出重点、集中讨论的可喜现象，取得重大进展。尤其戊戌政变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和围绕公车上书问题出现的几次论战，具有代表性。

【关键词】戊戌变法新史料新进展

1998年，在中国史学会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纪念戊戌维新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围绕戊戌维新的性质、历史意义，维新运动与洋务运动、立宪运动、清末新政的关系，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以及文化思想、社会与区域变迁、教育改革、外交和中外关系、戊戌人物和重要人物之间关系层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这是此后十年戊戌变法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基础。

2008年是戊戌变法110周年纪念。自戊戌维新100周年纪念以来十年中，戊戌变法研究仍呈现多领域、多角度百花齐放的局面，其中一些领域的研究呈现突出重点、集中讨论的可喜现象，戊戌变法研究逐步掀起一个新的热潮，取得了诸多重大进展。而如以往一样，这一研究热潮的内容，充满了对戊戌变法相关问题不同观点之间针锋相对的辩难。

一、十年来戊戌变法研究史料发掘上的新进展

史学研究重在材料发掘，没有材料、证据，一切观点、新说都是空中楼阁，站不住脚。近年来戊戌变法研究在系统运用史料方式的新总结、史料发掘新途径的开辟方面，取得新进展。

（一）国内档案史料发掘和运用方式上的突破

在国内档案史料运用方式的突破上，茅海建等学者通过系统运用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材料，对戊戌政变发生的时间、过程和原委的研究，显然是其中的代表①。这些档案史料运用的成果证明，近年的研究，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所藏故宫档案中关于戊戌变法的主体档案材料看似已被学者搜罗穷尽后，研究者却又能在档案材料的挖掘、利用上另辟蹊径，通过《穿戴档》等侧面的档案材料来辨析主体材料的真伪、可靠性，推动研究的深化。

（二）国内外新史料发掘的新进展

目前，戊戌变法研究在国内史料发掘方面要获得重大突破，存在较大难度。但通过学者们的努力，在发掘国内外相关官私史料上获得诸多新进展。

第一，对以日本为重点的国外官私档案文献的系统发掘。

戊戌变法的开展与失败，固然与当时国内各政治势力改革与守成、权力与利益之争有密切关系，也与甲午战后东亚国际环境、维新派与日本关系演变等因素密切相关。运用日本方面的史料来研究戊戌变法，学者们多年前已有尝试但不系统。当前，系统发掘日方材料及其他国家的材料，与中国的材料互证，可以开戊戌变法研究之新路。

日本方面有关戊戌变法的官私档案文献数量巨大，主要有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馆藏档案48 000余册，每册又包含几件甚至几百件不等的原始史料，其馆藏档案文书经整理出版为《日本外交文书》②，其中有大量涉及戊戌变法前后清国朝野和中日交涉的史料，此外，日本外交史料馆馆藏未公开出版的史料，也包含大量有关戊戌变法的内容；防卫厅档案则是一个尚待深入挖掘的新材料来源

③。东亚同文会编辑出版的《对支回顾录》、《续对支回顾录》，以及《伊藤博文关系文书》、《近卫笃麿日记》、《井上雅二关系文书》、《宗方小太郎文书》等公私档案、私人文集的进一步发掘，显然具有重要价值④。而近代以来日文报刊，如《太阳报》、《东京日日新闻》、《东洋自由新闻》等，有大量关于清政府的材料可供发掘。中日学者联合开发、利用这些材料，与中国史料参互运用，以打开戊戌变法研究的新局面，已成趋势。近年来，将日本有关戊戌变法的资料译介到中国，郑匡民和茅海建做了重要的工作。他们在2005、2006年联合翻译了从日本外交史料馆发掘出的部分关于戊戌变法的史料。[1]其他国家的材料，近年引入的《英国外交机密档案》等官方档案，以及《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私人档案，对戊戌变法研究的深入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一批与戊戌变法有直接关系的人物官私档案文献的发掘。

康有为文献的新发掘和完整搜集，一直以来都是大陆、港台和海外的戊戌变法研究者孜孜以求的目标。《康有为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的出版，集目前海内外已发现的康有为文献为一辑，使戊戌变法研究在康有为这一人物材料方面拥有了目前较为完备的版本。

梁启超文献，虽然已经有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1999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梁启超全集》，但显然相关文献的搜求并未完备。《〈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的出版，在前述两集之外为戊戌变法研究提供了新材料一个较好的汇辑本。

晚清重臣翁同龢私人档案文献的发掘是一项重要工作。由翁同龢后人、旅美学者翁万戈家藏，并与旅美学者孔祥吉联合整理的翁同龢私人档案内容丰富，收录了光绪十四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88-1898年）十余年间大批活跃在朝野的中下级官员向总理衙门、督办军务处、户部等清政府机构呈递的奏折、条陈，包括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抄录本，以及翁同龢的批注等。这批文献中另一具有重

要价值的材料，就是当事人、包括上述奏折、条陈的作者，写给翁同龢的信函、禀帖、文电等，以及翁同龢本人对各类文书归纳提炼的随手记，对于包括戊戌变法史研究在内的中国近代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这批文献，已由台北艺文印书馆陆续刊出，第一编主题为“新政变法”（台北艺文印书馆，1998年）辑录与戊戌维新关系密切的文献资料。谢俊美编辑的《翁同龢集》（中华书局，2005年），也为翁同龢与戊戌变法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大量重要的资料。

此外，《李鸿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张荫桓日记》（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黄遵宪全集》（中华书局，2005年）、《杨度日记》（新华出版社，2001年）等的整理出版，为深入研究戊戌变法，提供了新的史料支持。

二、十年来戊戌政变及其原因研究的新进展

戊戌政变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十年来戊戌变法研究的新进展。而关于戊戌政变的研究，学者们的焦点集中在戊戌政变发生的时间和直接原因上。

（一）戊戌政变发生时间认识上的变化

关于戊戌政变发生时间，以前有三种观点：一是八月初四日政变说，李剑农首先提出，八月初三日杨崇伊向慈禧递训政密折，八月初四日慈禧从颐和园回到宫中，发动政变。[2](P18)二是八月初五日政变说，萧一山提出，慈禧担心光绪八月初五日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因此，初五日一早她从颐和园回到皇宫，发动政变。[3]三是八月初六日政变说，范文澜《中国近代史》、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等论著都采用此说。可见，戊戌政变发生时间上的意见分歧，在于这一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政变原因、政变期间各政治派别的活动密切相关。

目前，学界对戊戌政变发生时间的考察有重大推进，即从八月初四日、初五日、初六日这几个时间点，推进到八月初三日至初六日这样一个时间段，拓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