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汉学汇总

一．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游记》却大大丰富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打破了宗教的谬论和传统的“天圆地方”说；同时《马可·波罗游记》对15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打破了中世纪西方神权统治的禁锢，大大促进了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

因此可以说，马可·波罗和他的《马可·波罗游记》给欧洲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马可·波罗游记》对东方世界进行了夸大甚至神话般的描述，更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好奇心。

这又有意或者无意地促进了中西方之间的直接交往。

从此，中西方之间直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的新时代开始了。

马可·波罗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马可·波罗游记》直接或间接地开辟了中西方直接联系和接触的新时代，也给中世纪的欧洲带来了新世纪的曙光。

事实已经证实，《马可·波罗游记》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积极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马可·波罗游记》打开了欧洲的地理和心灵视野，掀起了一股东方热、中国流，激发了欧洲人此后几个世纪的东方情结。

许多人开始涌向东方，学习东方，以致欧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

许多中世纪很有价值的地图，是参考游记制作的。

许多伟大的航海家，扬帆远航，探索世界，是受到马可·波罗的鼓舞和启发。

二．马若瑟
马若瑟从一开始学习汉文时起，其目的就不只是为了传教，而且想要用汉文来著述，并且从汉文经籍中寻找对信奉基督教的支持和依据，为此，那些把中国经典文献看成礼仪事物代表的传教士们，就对马若瑟感到不满和怀疑。

马若瑟精通汉文，他著有许多用汉文写成的宣传天主教教义的书籍和用拉丁文、法文写成的研究中国的书籍。

马若瑟的最重要著作就是《汉语札记》
马若瑟还把中国元曲《赵氏孤儿》译成了法文（法文标题为这是欧洲人首次将中国戏剧译出的译本，伏尔泰在读了马若瑟的法译本《赵氏孤儿》之后，创作了一部悲剧，题为《中国孤儿》，《赵氏孤儿》在法国一经发表，就赢得了众多的读者，甚至在整个欧洲也不胫而走。

先后几十年间，就被译成了英文、德文、俄文等多种版本。

马若瑟还曾寄给巴黎法国皇家图书馆许多在中国出版的书籍，法国国内非宗教界的世俗中国学家们曾作为任务对这些书籍进行过研究。

在马若瑟寄回法国的这些书籍中，还特意挑选有一部元代杂剧选集，译成法文出版了，该书中文标题为《元曲选解题》
马若瑟的有生之年大多用于研究中国文学，其研究对象从保存下来的早期文献一直到宋朝的哲学家、文士和诗人。

他在这些研究中所获得的对中国文学的深刻认识，使他在写作《中国语言志略》时获益匪浅。

《中国语言志略》是一本关于中国语言和文学的指南书，后来，这部作品成了欧洲汉学研究的奠基之作。

三．雷慕纱
在1826年，雷慕沙又将中国的一部才子佳人小说《玉娇梨》译为法文在巴黎出版，这个法文译本是这部小说的第一部外文译本。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提到这个译本。

雷慕沙在1821年出版了一本重要的书籍《汉语语法基础》这是一部为研究人员准备的、颇为实用的语法书籍。

1825年对《老子》作了进一步研究，称老子的思想与稍后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柏拉图学派所提出的“学说有无可争辩的共同之处”，甚至提出假设把《老子》第十四章中的“夷”、“希”和“微”与基督教的耶和华等同起来。

雷氏没有全译《道德经》，认为老子的这本书不容易理解，如果谁能全译并结合学说阐明它的内容，那就是一个大功劳。

雷慕沙最重要的著作是逝世以后才出版的译著《法显撰〈佛国记〉》(1836年)，这部由东晋高僧法显著述的《历游天竺记传》的法文译文，这是第一部认真地致力于研究佛教的西方著作，而佛教在17和18世纪的欧洲中国学家的眼里看来，是非常受到贬低的一种宗教。

四．沙畹
1889年初，24岁的沙畹被法国外交部派来中国，被给予了法国驻清公使馆随员的名衔，但主要任务是进修汉语和汉文。

此期开始了艰苦的《史记》研究，并进行译注，发
表了《史记·封禅书》的法文译注以及相关的《殷历谱》。

1893年，沙畹当选为法兰西学院的汉-满-鞑靼语言文学讲习第四任教授，时年28岁。

他的译本《司马迁史记》共分5册，于1895至1905年间陆续出版。

莫东寅在《汉学发达史》一书中对《司马迁史记》的评价是：“为汉学界盖世名作。

译文既正确详尽，且有丰富之底注，创见既多，考证及比较法亦复精细。

”刘正在《海外汉学研究》一书中称赞沙畹的《史记》译本足以“名垂千古……就是在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中国古代史正史著作的研究中也找不出一部可以和此书相比的著作来!”沙畹的《司马迁史记》一出版，便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

1907年3月至1908年2月，沙畹再次来华东北和华北地区考察文物古迹，归国后刊出了《华北考古纪行》。

沙畹还有大量著述，如《泰山》、《西突厥史料》、《中国两汉石刻》等等。

五．翟理斯
翟理斯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即语言教材、翻译、工具书和杂论四大类。

我们将对其主要著作做一简要的介绍，并对其《中国文学史》、《华英字典》作一番较为深入的论述。

1872年，翟理斯学习汉语尚不足5年时间，就出版了第一本汉学著作—《汉言无师自明》。

这是一本专门为初学汉语的外国人编撰的汉语语言教材。

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使用简单的英语给汉语注音。

1873年，翟理斯出版了第一部汉英译作——《两首中国诗》( Two Chinese Poems)，其中收录了韵体《三字经》和《千字文》英译文。

翟理斯谈到自己翻译这两首诗的动机，其实并非出于什么高尚的目的，而是因为有一位传教士白纸黑字地指出，要把这两首诗译成英文韵诗几乎是不可能的”。

翟理斯指出，对于“希望掌握中国书面语，希望养成汉语思维习惯的外人的而言，《三字经》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1892年1月，开始出版《华英字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第一卷，11月，三卷全部出齐。

这本字典“被认为是其一生的最大成就”。

1875年，翟理斯出版了《中国札记》( Chinese Sketches )。

这本书汇集了翟理斯历年来发表的报刊文章，内容涉及中国社会生活和习俗的方方面面面，如妇女的地位、文学、医学、当铺、占卜、赌博、和尚、文字、迷信、新年、鸦片、风水、基督教、反基督的打油诗等等。

总的说来，翟理斯的这本《中国札记》对于改变西方人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综上所述，翟氏这部文学史，总的来说对中国文学的译介还是相当丰富和实事求是的，其学术价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第一次从“史”的意识上整体把握中国文学。

这是中国人前所未做的。

在序言中翟氏批评中国学者无休止地沉湎于对个体作家、作品的评论和鉴赏中，而在中国文学的总体历史研究上几千年却止步不前。

二是翟氏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出发，比较公正地对待各种文学体裁。

他把中国传统上视为“野史稗闻”，“街谈巷语”的小说、戏剧、民间文学搬到了文学的正堂大殿。

他介绍了道学家、“正人君子”不耻为谈的《金瓶梅》，对“怪力乱神”的《聊斋志异》大加介绍。

三是在文学史的写作体例上开了先河。

翟氏以朝代为经，以文体为纬，辅以专章作家、作品介绍，先总后分，奠定了中国文学史体例的基形。

四是翟氏注意到了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他专章介绍了佛教传入及其影响。

这正是其超出他同时代文学史之处。

五是第一次系统地向西方读者展示了中国文学的概貌，使西方人对中国文学从一鳞半爪的印象到系统的了解，尽管这个概貌并不很全面。

同时，本书译介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文笔流畅，准确易晓，是一本优秀的中国文学读本，也是19世纪欧洲汉学水平和译介成就的总结。

六．卫理贤
早期阶段：1902——1910年
（１）编写教材。

其中主要有：《德汉语言练习册》，《德汉语言教科书——汉语课文》、《德汉语言教科书——词汇、语法和汉语课文改写》、《德汉语言教程——P·克
兰茨教程》、《按笔画排列并加注音和翻译的最常用汉字》等。

这些教材是卫礼贤为青岛“德华神学校”的中国孩子们学习德语而编写的。

（２）尝试向德语读者译介一些中国的古典作品，其中以儒家典籍为主，也包括其他文学作品。

除了《三字经》以外，卫礼贤还先后在同善会的《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上海《东亚劳埃德报》等德文报刊上发表了他节译的《诗经》(1904)、《大学》和《论语》(1905)、《三国演义》(1906)、《聊斋》和《吕氏春秋》(1910)等。

1910年，他翻译的《论语》全文由迪德里希斯(Diederichs)出版社出了第一版，代表着他在这一时期学术翻译的最高成就。

（３）向西方尤其是德国读者介绍中国的风土与人情、历史与文化、现状与人物等。

如《中国的乞丐》和《山东省的教育》(1903)、《关于中国的形势》(1904)、《中国的天文学——据中国文献资料编写》和《中国的社交礼仪》(1906)、《山东的丧葬风俗》(1907)、《历史上中国与外国的联系》、《中国女孩出生的风俗》、《德国在中国的文化使命》、《中国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和《中国的海军》(1909)，《西藏问题》、《中国的青铜器收藏》、《所谓秦始皇焚书事件》、《中国的文化斗争》、《国民党的影响》、《袁世凯》和《西方科学与中国科学的区别》(1910)等。

这些介绍虽然大多带有猎奇的性质，而且缺乏深入的背景分析，但也明显表现出卫礼贤对广义上的中国文化的关注。

（４）与孔子乃至整个儒家学说结下不解之缘，这影响了他一生的活动特别是汉学活动。

包括他为自己取的汉文名字，他的字(希圣)，以及他自命为儒家弟子，都体现了孔子和儒家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

中期阶段：1911—1921年
1911年是卫礼贤汉学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在这个时期，卫礼贤的活动除继续坚持办学外，更多地转向了学术研究领域，尤其是学术翻译工作。

（１）翻译出版了《论语》修订版和《老子》、《列子》和《庄子》、《孟子》、《大学》，以及《中国的民间童话》等。

这些作品，使卫礼贤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整个欧洲都赢得了声誉。

（２）随着对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思想文化的进一步了解，卫礼贤开始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研究中国，而不再仅限于做一般性的介绍。

其中，《中国——民族与特性》和《辜鸿铭：中国对欧洲思想的抵抗(批判文集)》)是这一时期两部较重要的作品。

（３）发起建立“尊孔文社”，以此为依托开展一系列学术活动。

尊孔文社不仅是研究儒学的一个机构，还是卫礼贤联系前清遗老的一个组织，在这里人们不仅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也经常进行中西学术交流，既安排中国学者讲授中国文化，也安排德国学者讲授西方文化。

后期阶段：1922—1930年
这一时期，卫礼贤彻底放弃了传教工作，他的活动几乎仅限于学术研究和交流，后来受聘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创办了“东方学社”，之后在中国只呆了大约两年半的时间就回国了。

作为法兰克福大学的著名汉学家，卫礼贤进入其汉学生涯的黄金时期。

（１）陆续完成和出版了一系列对中国古典作品的翻译，包括与迪德里希斯达成的出版计划中的后几部，其中最重要的学术活动之一，就是在他的中国师长劳乃宣的指导下完成了对《易经》的翻译工作。

《易经》的德文译本是在劳乃宣向卫礼贤进行详细而深入的文本解释和介绍的基础上产生的，为使德文译本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原有思想，他又把德文译本返译回中文。

卫礼贤认为，只有在体现原作精神前提下，方可被视为真正的外文译本。

这是卫礼贤耗费心血最多的一部作品，从开始着手学习、研究和翻译它，到最后出版，花了十多年的时间。

（２）1925年11月4日在法兰克福建立了德国第一个“中国学社”，学社的主要日常工作是编杂志，创办了数种汉学研究的报刊。

学社还主办各种中国文化报告会和展览会，其报告及展览涉及文学、艺术、绘画、建筑、工艺等领域。

（３）卫礼贤在这个时期最主要的学术成就，就是他陆续完成出版了一系列汉学研究的著名作品，如《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孔子——生平与事业》、《老子与道教》、
此外，他还在德国和欧洲各地举行了数不清的演讲和学术报告，筹备了多次关于中国音乐、戏剧、绘画、书籍等方面的演出或展览，为促进中德之间的学术与文化交流也做了不少工作。

七．比丘林
比丘林的汉学活动从十八世纪初开始，持续了半个世纪。

他的主要学术活动包括以下几方面：
汉语研究与教学
（1）编写汉语词典
他初到中国即倾全力于学习汉、满、蒙语。

早在喀山神学院时便显示他学习外文的才能，对拉丁文、希腊文、法文的知识使他能很快地掌握汉语。

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缺乏教科书和汉俄辞典。

于是他开始编纂辞典。

遗憾的是比丘林的汉俄词典最终也没能问世。

在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档案中发现了5部比丘林的词典手稿，在原列宁格勒大学图书馆中发现了另外3部词典手稿，总计为8种。

在这8部中，有一部已经命名为《汉语句重音词典》。

这些词典手稿代表了比丘林汉语研究的最高成就。

（2）开设汉语学校
1830年，比丘林随沙俄外交部亚洲司派出的俄中贸易考察团赴当时的中俄边境贸易重镇恰克图考察。

恰克图海关总长和当地的俄商了解到比丘林对汉语的精深了解，就请求他帮助在当地开办一所汉语学校。

1835年，经沙皇亲自批准，正式开设了恰克图汉语学校，由比丘林和第10届驻北京传教士团学生克雷姆斯基共同执教。

恰克图汉语学校一直开设到1867年。

中国边疆史地和传统文化的研究
（1）对中国边疆民族史地的研究
①《西藏志》
1828年，比丘林在圣彼得堡出版了译自《卫藏图识》的《西藏志》。

译者在书中做了较详细的注释，附录了从成都到拉萨的道路图。

这是俄国第一本介绍中国西藏的书，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②《西藏青海史》
1833年，比丘林在圣彼得堡出版了《西藏青海史(公元前2282—公元1227)》。

比丘林的这部译作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西藏和青海历史著作，但对历史学家们仍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③《蒙古纪事》
在比丘林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蒙古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

1828年，比丘林在圣彼得堡出版了两卷本的《蒙古纪事》，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蒙古纪事》得到了俄国科学院的高度评价。

1928年12月，由于比丘林在汉学、蒙古学、藏学研究中的成就，被俄国科学院选为通讯院士。

④《成吉思汗家系前四汗史》
比丘林在蒙古学方面的另一个成就，是从《元史》和《通鉴纲目》中翻译了大量有关蒙古历史的资料。

他的翻译目的性非常强，只选择有关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和蒙哥汗的章节译出，最后编写成了《成吉思汗家系前四汗史》，并于1829年在圣彼得堡出版。

这部书介绍了蒙古民族的早期历史，对研究蒙古民族的起源具有重要的价值。

比丘林之所以只选择前四个蒙古汗来研究，是由于他认为蒙哥汗以后蒙古帝国发生了分裂，蒙古在中国的统治以及元朝的建立翻开了蒙古历史新的一页。

他的这部译作至今仍是上述中国历史典籍的唯一俄译本，每一个蒙古历史学家以及每一个描写13—15世纪蒙古人的作家都要不同程度地参考该书。

遗憾的是，这部译作当时没有引起世人的重视。

（2）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1829年，比丘林将中国的《三字经》译介到俄国，引起很大反响。

他的译本和列昂节夫的相比有很多不同：一是用诗体翻译；二是在译本附加中文原文；三是对书中的历史典故作了详尽的解释。

所以该书被称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便捷读本。

1840年，比丘林出版了《中国及其居民、风俗、习惯和教育》。

该书介绍了中国的国家行政结构、教育状况、传统习俗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一般状况，该书内容丰富，论述深入，受到专家好评。

1848年出版的《中国的行政和风俗概况》是一部论文集，集中比丘林大量的介绍中国的文章
概括比丘林的学术活动，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他大大拓宽了俄国汉学的研究领域，把对中国文化的客观的、科学的认识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这和他本人的切身经历有关，也和他本人的才能及努力分不开。

其次，比丘林的学术成果不仅限于书斋，由于他本人的交往范围广泛、以及当时俄国社会文化环境，他的著作有很多读者，促进了中国文化在俄国的传播，客观上加深了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了解。

第三，比丘林作为俄国最出色的汉学家之一，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的研究方式方法是俄国汉学的重要财富。

比丘林对中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为后代俄罗斯汉学家开创了一条道路，还创立了在自己的墓碑上题写汉字碑铭的先河。

碑文别开生面，独具一格。

碑上刻着俄汉两种文字。

俄文是亡者的姓名和生卒年代——“雅金夫·比丘林，1777年生，1853年亡”；汉文是8个工整的楷书——“无时勤劳垂光史册”。

八．卫三畏
1833年，卫三畏到达广州后，先后学习中文和葡萄牙文，在欧美商人的资助下为美国公理会创办了海外第一个印刷所。

当时在广州的传教士只有马礼逊、裨治文俩人，卫三畏参与了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的编辑工作，撰写大量文章，向海外介绍中华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和文化习俗。

最能反映卫三畏在汉学领域成就的是其巨著《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中国总论》是建立在卫三畏此前大量有关中国研究的论文基础上，并将他回国以后发表的许多演讲学理化以后形成的。

《中国总论》是美国第一部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

该书分上下两卷，凡23章，对中华帝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历史、地理、教育、艺术以及宗教等方面做了系统的论述。

九．费正清
.“冲击—回应模式”
50—60年代，“冲击—回应”模式在美国和西方相当流行，把持这种历史观的并非费正清一人，但费正清的影响最大，他的近现代中国研究确实始终贯穿了这一模式，无论是《美国与中国》，还是他与邓嗣禹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对“冲击—回应”模式都作了极为深刻的论述，在《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中一开始就提出，中国文化“既有传统的遗产，又受西方的影响，他们相互交织在一起” 。

认定中国历史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

“冲击—回应”模式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

在费正清看来，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在长期以来成功地占据了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从而使中国社会保持极大的稳定。

当近代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沿海寻求贸易机会时，这个古老的中华帝国对外部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惰性，它闭关自守，排斥一切外来势力。

为此，费正清强调，西方的挑战对中国是一种刺激，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进步的机遇。

“冲击—回应”模式是一个以西方人价值观来认识东方的研究模式，它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其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

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外向型”模式在美国现代中国学界一直占有统治地位，成为一种“学术规范”。

直到60年代后期，中国研究领域兴起了一股批判思潮，才有人公开对这一模式提出质疑。

费正清部分地纠正了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观点，承认自己的中国史观并非无懈可击，并在《中国新史》和再版的《美国与中国》中对自己以前的观点进行了修正，承认中国的近代化主要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内在生命和动力，西方的影响是有限的。

十．阿列克谢耶夫
阿列克谢耶夫首要的、最重要的研究方向是中国文学。

1911年阿列克谢耶夫把李白的两首诗译成白俄罗斯文标志着他译介和研究中国文学的开始。

1916年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司空图的<诗品>》是阿列克谢耶夫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第一部力作。

除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研究外，阿列克谢耶夫还特别注重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

1920年他发表了一系列标题均为《中国文学》的文章。

苏联卫国战争时期，阿列克谢耶夫开始构思《中国文学史》。

他决定先从翻译范文入手，共翻译了865篇古汉语精品，完成了范文的翻译工作，形成两个文集手稿——《中国古典散文》和《中国古典诗歌》。

阿列克谢耶夫还热衷于对中国民间文化的考察和研究，他认为在民间同样蕴涵着中国伟大的民族精神。

年画是阿列克谢耶夫平生的一大爱好。

阿列克谢耶夫研究中国年画的主要代表作是在他去世后于1966年出版的《中国民间年画——民间画中所反映的旧中国的精神生活》一书。

十一.沙畹
1889年，24岁的沙畹以法国驻华使团译员身份前往北京。

来华后，在一位中国学者帮助下着手翻译《史记》，他把其中一部分译成法文并加以注释，名为《司马迁的传体史，首次涉及到中国古代宗教史，而泰山信仰则是道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沙畹回国后，应印度学家列维(Sylvain Iévi)的要求，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研究翻译佛经方面，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印度和西域僧侣的传记。

1907年沙畹第二次来到中国，对中国北方——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山西诸省进行考察。

他在这些地区，尤其是在龙门和云岗石窟地区，在考古和碑铭方面取得了重大收获，从而成为第一个系统地考察这些石窟的人。

沙畹首先是位史学家，他最主要的、最大的贡献就是翻译中国古代史学巨著《史记》。

他把其中一部分译成法文并加以注释，名为《司马迁的传体史》。

沙畹在宗教历史的研究最大的贡献就是对佛教的大量研究。

他继承了雷慕沙和儒莲的传统，翻译了中国朝圣者义净第三次去印度的旅行见闻《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沙畹除了对佛教感兴趣之外，还关心中国的道教以及中国的民间宗教信仰。

他将有关中国宗教社会学的第一部论著译成法文，这就是格罗特的《厦门的年庆节》。

沙畹在对中国北方进行考察时还登上了泰山，发表了关于东方之巅祭祀的专题论文《泰山：中国的一种宗教崇拜专论》(1910)，该书后附有一篇《古代中国的社神》的补编，第一次指出了道教科仪的重要性。

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对道教科仪进行研究。

最有名的是他去世后才发表的长篇论文《投龙简》十二。

韦利
韦利对中国诗歌的翻译与研究
《一百七十首中国古诗选译》是韦利公开出版的第一部汉诗英译集。

1此书前后重印十几次，并被转译成法、德文，极受读者欢迎，使中国古诗进入了普通的西方家庭。

这本《一百七十首中国古诗选译》可以说是韦利成名之作，它为后来韦利能在欧美取得中国研讨古诗权威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韦利是继翟理思之后的另一位对《诗经》译介的卓有贡献者。

他从1913年起就开始研究《诗经》。

1936年在《亚细亚杂志》发表《中国早期诗歌中的求爱与婚姻》一文，译介了《诗经》中16首涉及有关主题的篇章。

以译文准确、典雅广受好评。

韦利对中国三大诗人的研究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最早引起韦利的注意。

他先后译出白居易各体诗歌108首，白诗构成了他译介的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专门方面。

韦利高度评价白诗的最大特点——平实易懂，指出正是这一点造成了白诗的深远影响，包括在国外的影响。

吸引韦利目光的，还有唐代另一位大诗人李白。

《李白的诗歌与生平：701—762年》，此书按写作时间先后选译李白的诗作，同时介绍李白的生平，韦利在书中首次较详细地介绍了唐代的社会以及与李白同时期的不少著名诗人的情况。

1956年，韦利刊行了他的第三本中国诗人传记《18世纪的中国诗人袁枚》。

写此书的初衷，是为了破除英国人的成见，即以为只有在中国的古典时代才有出色的诗歌作品。

韦利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译介
关于中国古典小说方面的译著，以《猴》(《西游记》)最为著名，由于《猴》之译笔生动活泼，使《西游记》这部古典名著在西方尽人皆知。

韦利的中国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