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刑法修正案浅析我国商业受贿犯罪体系完善

就刑法修正案浅析我国商业受贿犯罪体系完善
商业贿赂行为在世界各国都是普遍存在的,但它在我国的情况比较严重,存在于我国社会各行业中,给我国社会经济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之所以能形成这一现象,除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和重人情、重关系的社会传统外,我国相关立法的缺陷是商业贿赂盛行的主要原因。

本文试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商业贿赂条文的修正，对我国相关立法趋势进行探析，并就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相关立法谈几点个人的看法和观点，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修正案（六）》确定了医生等单位人员的商业受贿主体资格
在《刑法》修正案（六）草案颁布生效以前，学者们对医生是否具备受贿罪主体资格存在分歧。

而具体到司法实践，亦因法律规定笼统而困难重重。

针对药品回扣的罪与非罪的讨论，目前大体有两种主要观点，即肯定说和否定说。

肯定说认为，目前临床医生行为中的“公务性”成分越来越淡薄，处方行为看似医生的一种脑力劳动，但不能就此认为收受处方回扣行为不构成受贿罪。

《刑法》修正案（六），将97年《刑法》中的“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修改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就自然已经包括了医疗机构中的广大医疗技术服务人员，这包括执业医师、执业药师、护士等。

二、《修正案（六）》强调了商业受赂罪与公务受赂罪的刑法界定
商业贿赂是一个行政法律关系下的名词，而商业受赂罪与公务受赂罪是刑事法律关系下的名词。

商业贿赂，是指一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之违法行为，即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

商业受贿罪与公务受贿罪，是符合《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或三百八十五条之犯罪行为。

商业贿赂行为中只有一部分违法行为可以被认定属于犯罪行为，而根据其犯罪主体的不同，分别依据《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或三百八十五条之条件可以构成商业受贿罪或公务受贿罪。

《修正案（六）》特别明确规定，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受贿行为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公务受贿罪定罪处罚。

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从事公务是指代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

公务主要表现为与职权相联系的公共事务以及监督、管理国有财产的职务活动。

因此，公立医疗机构的行政管理人员例如，院长、药剂科负责人、财务处负责人、药事委员会委员均可在司法实践中被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而具有公务受贿罪犯罪主体的适格条件。

三、《修正案（八）》进一步加强了对单位行贿和海外行贿的打击力度
饱受舆论关注的黄光裕案件让更多人对单位行贿罪有一种耳熟能
详的认识，在刑法修正案（八）中，除了把一般的行贿罪作了扩展，同时也加强了对单位行贿行为的打击力度。

但是，由于之前单位行贿罪的主体只限于国有企业、国有机关，对民营企业、集体企业、中外企业等
等的受贿罪没有任何规定，导致一些现实中的受贿问题无法根据刑法处理。

例如现在大的卖场零售商，在商业贿赂中单位受贿非常严重。

我们通过调查，现在下游的供应商要进入这些大卖场除了正常合同以外，要被迫给予各种交费项目达到42项之多，实际上完全应当是按照商业贿赂来处理的，因为现在的法律没有规定，工商局只对供应商进行处罚。

在修正案八颁布之后就可以按照相关规定对此类行为进行处罚。

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监察部近年来将治理商业贿赂放在六个重点领域，包括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物资采购、资源开发与经销。

同时，银行信贷、证券期货、商业保险、出版发行、体育、电信、电力、质检和环保等九个方面，也是治理的重点。

在这些商业贿赂高发地带，跨国企业的身影愈来愈多。

目前有几十万家外国公司在中国经营办企，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走出去到国外经商。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商业贿赂成为跨国公司面临的共同挑战。

《修正案（八）》将“为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给予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以财物的”纳入刑法打击范围将为营造良好的公平市场环境创造更加有力的支撑。

四、我国反商业贿赂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扩大我国立法对商业贿赂行为的调整范围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暂行规定》，商业贿赂是指在商品的购买和销售中经营者采用财物和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个人的行为。

实践证明，我国现行法律调整的商业贿赂行为的范围过窄，在制定
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时，应该适当扩大其范围。

首先，商业贿赂行为不仅发生在商品的购买和销售环节，商品认证、市场准入、金融信贷等领域也可能发生商业贿赂的行为，为了将这些行为都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应该将商业贿赂行为定义为在商业过程中为谋取不正当的商业利益所发生的一切行为。

其次，商业贿赂的对象也不仅仅局限于交易的对方，还包括对市场竞争具有影响力并且帮助行贿方在竞争中获取不正当交
易机会的第三人，因此，商业贿赂的对象应该定义为交易活动的对方单位和个人以及对市场竞争具有影响力的第三人。

（二）进一步完善商业贿赂法律责任体系
我国关于商业贿赂的法律责任应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首先，增加商业贿赂行政责任的种类。

我国商业贿赂行政责任仅有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两种，形式过于单一，达不到有力惩处的效果，应借鉴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有关规定，增加资质罚等，如撤销其从事相关行业的行政许可、禁止其产品出口等，这种处罚对于企业来说比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更为致命，更能有效遏制商业贿赂行为。

另外，罚款数额应当适当予以提高，增大经营者的违法成本，起到实质的震慑作用。

其次，在民事责任方面，针对实践中商业贿赂名存实亡的现状，我国立法应考虑建立起有关机关的证据协助机制。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检察院等国家机关，由于其具有法律规定的监督检查权，在调查商业贿赂案件时能取得一般单位和个人所不能取得的证据，因此，经过申请，这些机关应该允许将这些证据提供给有关单位或个人，协助他们对商业贿赂行为提起民事诉讼。

（三）理顺商业贿赂执法、司法体制
商业贿赂执法不力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与行政部门多头执法、职责不明有关。

由于各个部门在对查处商业贿赂的标准把握上存在分歧，且执法尺度不一，造成了大量商业贿赂行为逃避了法律的制裁。

鉴于此，笔者建议，在制定我国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时，应明确商业贿赂治理的职能分工，将商业贿赂的监督检查权力明确赋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于特定机关的监督检查权力以例外形式进行规定，同时建立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与信息交换机制，对于重大贿赂犯罪和腐败线索，要及时告知有权机关。

另外，在查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中，行政执法部门与刑事司法部门之间也应当加强协调配合，建立信息通报、线索移送、案件协查机制，明确案件移送的标准及责任，形成治理商业贿赂违法犯罪行为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