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元经学、哲学、理学(三)(246)

宋金元经学、哲学、理学（三）(246)宋金元经学、哲学、理学（三）王安石论“新故相除”，包括了自然（天）与人事。

但他所谓革新，实际上仍只是局限在维护现存的封建统治秩序的范围。

变法，即若干制度的改革，目的也是在于“富国强兵”，即加强宋王朝的统治。

所以，他所谓不足守的“祖宗之法”，只是某些局部的“法”。

至于封建伦常、礼义名分，那又是变动不得的。

在这个基本点上，王安石与二程等理学家、保守派，并无分歧。

他在《洪范传》论述五行变化的同时，就已提出君臣上下之道不能侵僭。

说“执常以事君者，臣道也。

执权以御臣者，君道也。

”“礼所以定其位，权所以固其政。

”“下僭礼则上失位，下侵权则上失政。

”在《原教》篇中，王安石提出教化的目的，是使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即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兄弟相恩，夫妇相礼。

他又由此提出“知分”和“正分”的论说，认为上下贵贱都是“常分”，不可僭越。

这个常分是山命定的，所以说“分出于命”，“君子知命，小人知分”。

（《性命论》）“分”是由礼来规定的，所以他又认为要做“大贤人”，必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答颜渊语），视听言动稍有不合于礼，即“不足以为大贤人”（《三圣人》）。

怎样才能使人知分守礼？王安石不能不对人们历来争议的人性说，作出自己的回答。

他没有简单地附和历来的性善说和性恶说，而吸取了扬雄的善恶相混和告子的“生之谓性”的论点，加以发展，认为人之本性无所谓善与不善，而在于后天形成。

人生活在世间，由于“习”即实际经历的不同，而形成善恶。

他由此提出“修性”、“善性”、“复性”等说法，主张提倡礼乐教化，使人加强修养，即可达到复性以至尽性的境界，知分守礼，至于“至诚”。

对于个人的修养，王安石也主张“内求”，说“圣人内求，世人外求。

内求者乐得其性，外求者乐得其欲”（《礼乐论》）。

王安石在学术上对扬雄极为推崇，说“扬雄亦用心于内，不求于外”（《文集》卷七，《答龚深父书》）。

王安石的养性说不同于二程的“存天理，去人欲”，但他的内求于己的修养方法，却和“反观”说接近了。

王安石对儒家传统的经书作出新解，一时号为“新学”。

所谓新学，自然是经学范围内的新学。

不过，新学为变法提供理论依据，便不能不和保守派的理学处在相对立的地位。

王安石著有《三经新义》，即《周礼义》，《诗义》和《书义》。

全书不传，只存后人辑录的《周官新义》十六卷，《诗》、《书》的新义残存若干条，散见于宋人著述中。

从现存的残篇中，可以约略看出《三经新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依托经书阐扬变法的理论。

这是保守派理学家所攻击的主要方面。

（二）依据经书，讲述礼法名分以维护伦理纲常。

这和理学家并无根本的分歧。

（三）在学术上作出新解。

如对《尚书·武成》篇重加校理，对《酒诰》改定句读。

南宋的朱熹也称赞为“推究甚详”（《朱子语类》卷七九）。

王安石又著《字说》二十四卷。

“新故相除”说即出自此书。

《字说》借字义以讲义理，不免傅会牵强，在文字学上并没有什么学术价值。

王安石的一生主要是从事变法活动。

他是一个有过重大影响的政治家，但在哲学上并未形成自己的完整的思想体系。

三、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及其反对派二程在北宋时创建理学。

由于变法派与保守派在政治上的反复斗争，程学与王学也随之几经兴废。

北宋末年，蔡京当权，标榜王学，禁止程学。

北宋灭亡，高宗南迁，保守派指责王学误国，但玉学在太学生中仍有广泛的影响。

秦桧初入相，起用程颐弟子胡安国，为高宗讲经学，程学因而复兴。

胡安国讲《春秋》（王安石不讲《春秋》，斥为“断烂朝报”），著《春秋传》，提倡“尊王攘夷”，以适应高宗建国抗金的需要，又提倡节义，阐发“兵权不可假人”，以适应高宗箝制大将，限制作战的需要。

赵鼎、张浚为相，极力排抑王学。

一一三八年（绍兴八年），秦桧再入相，程学与王学并用，被指为“阴祐王学”。

一一四五年，高宗明令各地学官黜程学。

秦桧死后，高宗又取消对学术的限制，取士不拘程、王一家之说。

理学传到朱熹，才取代王学，形成完整的体系。

朱熹——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一一三○——一二○○年），徽州婺源人。

朱熹生活在孝宗至宁宗时代，在政治派别的斗争中屡遭失败，但在社会上讲学授徒，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朱熹死后，他的著作和学说，受到理宗的尊崇。

南宋以后，朱学也一直成为理学的正统。

朱嘉吸收周敦颐、二程、张载以及北宋诸家学说，综合条贯，因而号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但他的学说的主要部分多是直接承继二程，后世往往程、朱并称，号为程朱理学。

朱熹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

他的著作涉及到哲学、历史、文学、教育等许多领域。

主要内容在于三个方面：（一）哲学义理；（二）伦理纲常；（三）学术著述。

朱熹学说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则是封建伦常。

一、哲学义理。

朱熹继承二程，以“理”作为他的哲学体系的基础。

认为“理”产生于天地万物之先，“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语类》卷一）。

朱嘉也承认“气”的概念，但认为理在气之先，气依理而存在，但理是永恒的，独立存在的。

“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语类》卷一）。

这近似于佛教华严宗所说理与事是“能依”与“所依”的关系：“事既揽理成，遂令事相皆尽，唯一真理平奇显观”（《华严经·发菩提心章》，《大正藏》卷九五）。

朱熹也接受了“太极”说，但认为太极并非“有个光明闪烁底事物在那里”，而只是万物之理的总称。

他说：“极是道理之极至，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

”（《太极图说》）又说：“万物各有享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人人各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语类》卷九十四）。

大地万物总的说来都是一个理，但又分别体现在每个人或物上。

这被称为“理一分殊”。

朱熹的“理一分殊”说，继承周敦颐、邵雍等人的论说，也采择了华严宗的“一多相摄”说（《华严经旨归》）和所谓“月印万川”说（《永嘉证道歌》：“一月普现一切月，一切水月一月摄”）。

宋代理学家以反佛为己任，朱熹讳言佛学，但他的学说却是明显地吸取了佛教的许多内容。

朱熹关于宇宙万物发展的学说，继承了邵雍、二程、张载以至王安石等人关于“一分为二”“有对”“有耦”等论点，又有所发展。

朱熹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对立物组成，“天下之物，未尝无对”（《语类》卷六），“至微之物，也有个背面”（《语类》卷六十五）。

他进而提出对立的双方是由“一”化分出来，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节节推去，莫不皆然”，“此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语类》卷六十七）。

朱熹发挥了张载“两故化”说，认为阴阳“交感”化生万物，并进而指出二者并非并立，而是总有一方处于“胜”的地位。

他说：“天地只是一气，便自分阴阳。

缘有阴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故事物未尝无对”（《语类》卷五十三）。

又说：“天地间无两立之理，非阴胜阳，即阳胜阴，无物不然，无时不然”（《语类》卷六十五）。

朱熹关于事物发展的论述比前人前进了一步。

他的二者不并立、一方胜一方之说，为维护封建伦常统治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

朱熹也继承了二程的“存天理，去人欲”说。

朱熹认为“人只有天理、人欲两途”。

天理与人欲也是对立的两方。

因此，两者“不容并立”（《孟子·膝文公上》注），“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语类》卷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