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与现实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_卢德友

思想史与现实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卢德友摘　要　如何在历史情境与现实世界之间得以通达，构成思想发展的生命力。

在哲学史研究中，两种自律值得我们恪守：一是将思想演进的内在过程洞穿于历史之中，思想的行进融入深幽的历史场境；二是将思想发展的时代使命敞开于生活世界，关注人类当下的生存境况。

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的理论品质，在新时代更是赋予这两种自律以必要性。

关键词　思想史　马克思主义哲学　时代场境　人类生存 哲学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和人类智力的结晶，是时代精神在思想中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重要精神产物，它自诞生以来就在变革世界方面始终处于在场状态。

相应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传承发展，是一个不断回应理论考问与实践呼唤的过程，而人在不同时代的生存状况则作为它的终极眷注被呈现出来。

（一）回归历史场境的理论之思在具体的历史处所还原一种理论的创生和发展，是思想史研究最基本的理论态度。

本真地回到思想史历程，意在使思想史本身在“当代性”问题上有所阐释。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所经历的传承与嬗变，已然形成自身的思想史历程。

在社会变革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研究和书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史，重在考察各个时期的历史条件召唤出来的理论倾向，并最终将其切入当代社会现实。

思想不能超出思想者所处的时代。

马克思主义哲学绝非什么先知先觉者布下的某种“福音”，也不是什么恒久不变的“教义”，它是社会发展与思想交锋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在资本主义开疆扩土的时代，它自诞生之日起就被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

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推动的产业革命，带来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然而，产业革命在使生产技术得到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引起社会生产方式的深刻变化，最终使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暴露无余。

具体而言，产业革命在创造了工业资本家阶级的同时，也催生了在人数上远远超过前者的产业工人阶级；它在迷恋资本积累与资本扩张的同时，也在加剧工人贫困、聚合工人阶级的反抗力量。

最终，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走上历史前台，从而拉开无产阶级领导社会变革的历史序幕。

社会财富之光辉荣耀，贫富悬殊之罪大恶极，社会变化之扑朔迷离，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出来的一张张善变面孔下，人们一再陷入深思：潜藏在资本主义背后的根本力量是什么？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因该向何处找寻？陷入困境的资本主义到底走向何方？面对历史难题，当时的一些杰出思想家并未回避，都以自己的方式做出深刻解答。

黑格尔第一次试图将整个自然界、历史和精神世界描述为一个过程，并将之置于不断运动、变化与２３　天津社会科学　２０１３年第１期发展之中。

黑格尔哲学虽以颇具历史感的形象矗立在世人面前，但其将历史发展的源泉赋予了“绝对精神”，从而走向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费尔巴哈倒是在逻辑起点上多少“前进了一步”，他从感性的人出发，以“颠倒过来”的方法批判和改造黑格尔哲学，但是他那“半截子唯物主义”又将历史放逐在他的视野之外。

此外，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等经济学家，以及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虽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做过尝试，却都没有正确地找到变革旧的社会制度的真正动力和道路。

难道是上述学者求索的思想不够深邃吗？当然不是。

问题在于他们没有切入时代根基处，没有通过把握时代脉搏来寻求变革现实的动力。

实际上，马克思正是在对时代的深思中开启了人类的解放事业。

自在《博士论文》中提出“世界哲学化”与“哲学世界化”的论断以后，马克思在政治上的实践活动与哲学上的理性批判，都发轫于总体的时代精神与具体的社会现实。

躬身于政治实践，马克思把握到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道出人的分裂人格和不平等，揭示出理性国家的虚假本质。

黑格尔谓之合理性的现实，却与人的自由背道而驰。

面对哲学在“改造世界”方面的式微，马克思站在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上，打破了黑格尔为求得逻辑自洽而自我封闭的理论怪圈，批判了费尔巴哈“感性直观”所蕴含的宗教情怀，最终以“现实的人”为基点终结了近代形而上学体系，从生存论的地平线上开启了一场哲学革命。

将哲学革命转变为现实革命，不能不说是马克思的伟大之处。

当马克思深入到政治经济学中，将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过程揭橥出来之后，资本主义内部蕴藏的巨大矛盾也随之暴露无遗。

由于阶级革命与制度变迁不可避免，马克思将这一历史的推动者赋予无产阶级，开启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

特里·伊格尔顿在其《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英文版前言中指出：“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建立在笛卡尔思想之上的政府，用柏拉图思想武装起来的游击队，或者以黑格尔的理论为指导的工会组织。

”然而，这些都被《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实现了。

面对资本主义自身具有的痼疾和弊病，马克思从来不是采取如后来马尔库塞式的“大拒绝”，而是对“时代精神”进行扬弃。

与历史上其他理论形态不同的是，马克思哲学把实践性深深地融入自己的骨髓当中，将改变世界的历史使命视为己任。

正是源于这种理论特质，它不仅从一般意义上探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总是置身于“当代历史”之中，在理论与实践的交融中找到自身发展的通途。

基于国际工人运动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恩格斯在晚年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捍卫和发展，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领导工人运动的重任落到第二国际领导身上。

第二国际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阶段，帝国主义逐渐兴起。

此时，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而东方尚未具备发动革命的历史条件，由此也影响了第二国际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即利用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合法斗争。

在这一策略的指导下，第二国际积极介入当时的社会现实，推动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工会、合作社以及其他工人阶级群众组织的成长和发展，团结工人群众，开展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政策，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的继承者们由于其自身理论准备的不足，包括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都提倡实行渐进改革，将改良视为实现社会变革目标的决定性手段。

而列宁基于对资本主义基本特征、发展规律及其趋势的判断，果断地在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变时期领导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及其缔造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正是由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某些特征和规律的正确运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欧产生了以社会批判为主要特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

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主张在政治上对现代资本主义和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展开批判，探索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的另一条“新道路”。

他们致力于从西方思想中或运用其中最新成果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阐释，并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解放问题进行积极的理论探索。

同时，在各种新的统治形式君临现代生活的情形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深感资本主义的紧逼式压迫，于是各种抗拒和批判的武器孕育而出，诸如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文化霸权”、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等理论形态相继登场。

当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中国的马克思主３３义者努力“教给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目的在于更好地结合中国的实践。

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为指导，密切联系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一方面也吸纳和借鉴包括现代西方哲学在内的合理思想，进而创造具有自身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的中国革命与建设，在理论与实践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被历史所见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重新“回到马克思”，实质上不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点，而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课题，即解决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所以，作为一种现象，当下学界提倡的“回到马克思”并非仅仅停留在解读文本原意上，而是为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加以彰显，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次重大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

（二）关乎人类生存的现实求索深入历史场境的理论之思，关键是切中时代的根基处以关注人的生存。

当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以后，这种理论品质更应得到突显。

寻求人的自由解放，探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理论冲动和终极目的。

当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得不面对现时代的生活场境，即现代性高歌猛进，随之而来的是作为现代性外观的种种“症候”：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市民社会、科层制、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以及现代性潜在的各种“隐忧”：资本统治、物化意识、技术理性等。

面对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样式，如何使人摆脱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的双重统治，挣脱技术理性、观念统治、消费异化的枷锁，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问题域中的新任务。

黑格尔把哲学看作“思想中把握到的时代”，马克思也将哲学视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可见，哲学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精神内容，受一定时代特定现实即社会存在制约。

哲学史研究尤其如此，如果离开对现实的关怀，将不可避免地变得苍白无力甚至落后于时代。

哲学史研究必须拨开历史尘埃进入现实生活。

在哲学史研究中展开现实求索，指向了对现实中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反思，这与在历史场境中进行理论思考一起，两者统一在深邃的思想进程中。

这一理论品格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得到鲜活的体现，马克思认为“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①。

正是由于对这一见解的坚守，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时无刻不在切入其赖以生存的现实，关注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及其进行着的创造活动，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②可见，作为一种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代存在着深刻的互动，它能自觉地反映现实活动的需要，又能通过完善自身去指导现实活动。

恩格斯也曾指出，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因此，哲学史研究必须捕捉当代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而不能仅停留在过往时代的课题上。

关注人及其生存境遇，为何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现实旨归？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中，人的问题俨然是一个重要推动力。

具体来说，其一，具有深刻感觉的人的丰富性、全面性编织了社会生产关系，人成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现实。

人的感性存在尽管被异化劳动所泯灭，但感性活动却是属于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感觉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直接成为理论家”。

其二，不是在抽象的人以及抽象的社会原则中，而是仅在活生生的社会状态中，才能消解诸如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能动和受动等的对立方式，由此构建起历史唯物主义的自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