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汉臣

元末蒙古，色目进士不愿出仕明朝，甚为自然。

为何甚多的汉族进士亦是如此「君臣大义」的影响是主要原因，有如钱谦益称颂布衣遗民王逢所说：「士君子生逢夷狄之世，食其毛而履其土，君臣之义，虽国亡社屋，犹不忍废」。

君臣大义超越夷夏之辨。

而明太祖对士大夫态度的转变也是一个因素。

明太祖建国之後，对士人，尤其对於元朝降臣的疑忌导致甚多士人不愿出仕，包括进士在内。

各族进士不愿仕明者固然甚多，但出仕群雄，尤其改仕新朝的汉人，南人进士亦占甚大比率，遗民比率则小於宋朝。

进士改仕明廷的原因自然很复杂，有人迫於生计，有人想保持权力，有人可能认为出仕本族政权乃属顺理成章。

但也有不少是被明廷强力胁迫而改仕，明初士人出处抉择的自主性较元初大为减少。

当时及後世对改仕新朝的进士往往从名节的观点予以疵议，并不因元明易代是「由夷入夏」而有所不同。

在中国近世以来四次全国性的易代之变中，宋元与明清的鼎革皆是「由夏入夷」，而元明与清民易代则是「由夷入夏」。

过去学者对宋元与明清易代之际忠义及遗民的人数之繁多及其行为的壮烈及贞节，多加称颂。

该文则显示：元明易代之际忠义及遗民——至少进士之中——的比率和行为与宋元，明清二次「由夏入夷」时代颇为类似。

决定三次鼎革时代士人政治抉择的公约数是「君臣大义」的观念。

而「夷夏之辨」思想在宋元，元明两次易代之际并未发酵，所起作用不大。

唯有在明清之际「夷夏之辨」观念产生较大影响，乃因明代中叶以後由於鞑靼威胁，种族中心夷夏观较为兴盛。

但是，宋元与明清两次「由夏入夷」时代有一项因素却是元明易代所欠缺的，即是士人对斯文绝续的焦虑及遗民以延续汉族文化为己任，这在元明之际的相关文献中看不出痕迹。

士人在元明鼎革中的反应与宋元，明清两次易代之际的主要差异则是不同族群士人对易代的的不同反应。

宋朝进士全为南人，明朝进士几乎全为汉族，而元朝进士则兼有征服族群与被征服族群。

虽然征服族群与被征服族群皆受「君臣大义」观念的影响，大多作出「忠元」的抉择。

但蒙古，色目对元朝忠贞的强烈显然超过汉人，南人。

在征服族群之中，蒙古，色目进士的抉择颇为近似，显示两者皆与元廷同舟一命。

而在被征服族群中，汉人，南人在元朝所处地位原不相同，但其对易代的反应相差却不大，主要因为皆受「君臣大义」观念的影响，因此南人进士对元朝的忠贞并不下於汉人。

不过由於朱明原为一南方政权，南人进士出仕明朝较早，但在统一之後大量北方士人接受明廷徵召出仕，南北士人之间的平衡已经开始。

元明易代虽然是中国史上第一次全面的「由夷入夏」，但真正影响士人对生死与仕隐抉择的因素是「君臣大义」，而不是「夷夏之辨」。

丁好礼（汉人）中书平章政事，赵国公申荣（汉人）行省平章政事樊执敬（汉人）行省参知政事赵琏（汉人）进士，行省参知政事李黼（汉人）行省参知政事闵本（汉人）尚书陈友定（汉人）行省平章政事尹克仁（汉人）行省参知政事石普（汉人）进士，枢密院都事张庸（汉人）同佥将作院事张桓（汉人）监察御史李齐（汉人）进士，知府郭嘉（汉人）进士，路总管周喜同（汉人）县达鲁花赤韩因（汉人）州判官颜瑜（汉人）县教谕王士元（汉人）进士，知州杨朴（汉人）县尹赵琬（汉人）路总管孙捴（汉人）进士，路录事盛昭（汉人）儒学官杨乘（汉人）行省左右司员外郎周镗（汉人）翰林国史编修官谢一鲁（汉人）进士，石林书院山长聂炳（汉人）进士，知州刘耕孙（汉人）进士，路推官刘焘孙（汉人）州儒学正俞述祖（汉人）府推官桂完泽（汉人）路管军镇抚黄冔（汉人）翰林待制吕复（汉人）行省左右司都事魏中立（汉人）御史中丞于大本（汉人）州总管赵弘毅（汉人）大乐署令赵恭（汉人）中书彭庭坚（汉人）进士，佥都元帅府事王伯颜（汉人）盐运副使刘濬（汉人）乡巡检刘健（汉人）县尹陈君用（汉人）同知副都元帅胡斗元（汉人）进士王可（汉人）郎中朱春（汉人）县尹郑定（汉人）路总管靳义（汉人）路总管邓祖胜（汉人）丞相赵元隆（汉人）都事陈瑜（汉人）都事刘永锡（汉人）都事董丑汉（汉人）万户赵世杰（汉人）府判官刘谌（汉人）教官杨乘（汉人）左司员外郎张文贵（汉人）百户吴讷（汉人）万户杨惠（汉人）廉访使马浩（汉人）路总管卞琛（汉人）郑玉（汉人）乔彝（汉人）张岩起（汉人）王佐（汉人）李冕（汉人）曹彦可（汉人）黄云（汉人）蔡诚（汉人）蒋广（汉人）陈受（汉人）张翱（汉人）刘硕（汉人）冯三（汉人）陈海（汉人）段武（汉人）“尔大元百姓，天下乱，募尔为兵，而反为叛逆。

我腕可断，岂能为尔写旗从逆乎！”——颜瑜“大丈夫当为国死，有不进前者，斩！”——石普“我以小吏致位极品，爵上公，今老矣，恨无以报国，所欠惟一死耳。

”——丁好礼现在有种时髦,动辄感慨历史欺骗了他,其实事实恰恰证明,每每是因为个人的无知,片面,误会,错读了历史,历史这面镜子确实太大太复杂,作为普通人,我们往往看不全面,看不真切,看不懂.非要说失真的话,扭曲的正是每个人心中的那部自以为是的"历史",而不是历史本身,也是一些感想而已.(一)"忠元"型：包括「忠义」，「遗民」及「北归外奔」。

殉国的忠义与守节的遗民固然是为元朝尽忠，追随元帝北归朔漠当然亦是忠臣，自我流放外国则是一种变相的遗民，故三者皆属「忠元」型。

前列忠义五十一人，占总数的35。

4%;遗民三十二人，占22。

2%;而北归外奔者四人，占2。

8%。

三者合计八十七人，比率高达60。

4%。

(二)「背元」型：出仕群雄与明朝者皆是变节改仕二主，可称为「背元」型的抉择。

出仕明朝者四十一人，占28。

5%。

出仕群雄四人，占2。

8%。

二者合计四十五人，比率为31。

3%。

(三)「隐遁」型，乃指前述在元亡之前退为「逸民」者，共十二人，占8。

3%。

因而，「忠元」的进士远多於「背元」者。

事实上，即在「隐遁」型及「背元」型中若干进士心中仍然忠於元室。

逸民於元亡之前即已退隐，表面上看来，其人既非忠元，亦非背元。

实际上，不少逸民因处於群雄统治之下而遁居山林，但自认是为元廷守节。

即是改仕朱明的进士之中，有少数是出於被迫，心中可能长怀元室。

可见易代之际的进士多数忠於元朝。

元明之际进士的政治抉择或可与宋元之际略作比较。

陈得芝教授〈论宋元之际士人的思想与政治动向〉对宋季理宗，度宗二朝三百二十八名进士在宋元之际的政治动向作出统计：以身殉国者七十一人(21。

65%)，入元退隐不仕者一百七十四人(53。

05%)，归降及出仕元朝者八十三人(25。

3%)。

该文指出,虽然两次易代时的时代氛围大不相同，但可看出宋末殉国进士之比率不高於元末，改仕新朝者低於元明之际亦不多，唯有宋元之际退为遗民者的比率远高於元明之际不少。

自族群差异言之，「忠元」型进士中，四大族群皆各占一定比率。

殉国进士五十一人中，非汉族十九人(蒙古五，色目十二，蒙古或色目二)，占总数的37。

3%;汉族三十二人(汉人十五，南人十七)，占62。

7%。

遗民三十二人中，非汉族五人(蒙古一，色目三，蒙古或色目一)，占总数的15。

6%;汉族二十七(汉人八，南人十九)，占84。

4%。

北归外奔四名进士中，非汉族三人(色目二，蒙古一)，占75%;汉族一人(为汉人)，占25%。

上述各数字受到现存有关各族进士记载的多寡影响很大，可能低估作出「忠元」抉择者中蒙古，色目人的数目。

但是上列数字仍然显示元末进士殉国或守节是一超越族群藩篱的现象。

不仅不少蒙古，色目进士作出「忠元」的抉择，甚多汉人，尤其是最受歧视的南人，也为元朝杀身或守节，是一极堪注意的现象。

在「背元」及「隐遁」型的进士中极少蒙古，色目人。

出仕群雄的四名进士中，汉族三人(南人二，汉人一)，占总数的75%，另一名为蒙古或色目人，占25%。

改仕朱明的四十一名进士中，汉族四十(南人二十四，汉人十六)，占总数的97。

6%。

蒙古一人，而无色目人。

而逸民十二人皆为汉族(南人七，汉人五)，而无蒙古，色目。

可见蒙古，色目进士极少变节，也无人在亡国之前自甘遯隐。

易代之际，多数进士作出「忠元」的抉择，主要是由於道学「君臣大义」观念的影响。

由於元代各族进士皆深受道学薰陶，「君臣大义」的名节观念深入其心。

各族进士为国牺牲往往都以「为臣死忠，为子死孝」来表白其决心。

而遗民大多数以对故国旧君保持「不二」的忠节来自励。

忠君观念在当时可说是一超越族群藩篱的普世价值，而「夷夏之辨」的观念则在汉人，南人中显然未起作用。

蒙古，色目进士作出「忠元」型抉择的比率尤高，背弃故国旧主者极少，而蒙古，色目进士殉国时往往极为壮烈，一门皆死者甚多。

这种现象和当时的族群认同，元朝及明初的族群政策皆有关系。

蒙古，色目进士不愿出仕明朝，甚为自然。

为何甚多的汉族进士亦是如此「君臣大义」的影响是主要原因，有如钱谦益称颂布衣遗民王逢所说：「士君子生逢夷狄之世，食其毛而履其土，君臣之义，虽国亡社屋，犹不忍废」。

君臣大义超越夷夏之辨。

而明太祖对士大夫态度的转变也是一个因素。

明太祖建国之後，对士人，尤其对於元朝降臣的疑忌导致甚多士人不愿出仕，包括进士在内。

各族进士不愿仕明者固然甚多，但出仕群雄，尤其改仕新朝的汉人，南人进士亦占甚大比率，遗民比率则小於宋朝。

进士改仕明廷的原因自然很复杂，有人迫於生计，有人想保持权力，有人可能认为出仕本族政权乃属顺理成章。

但也有不少是被明廷强力胁迫而改仕，明初士人出处抉择的自主性较元初大为减少。

当时及後世对改仕新朝的进士往往从名节的观点予以疵议，并不因元明易代是「由夷入夏」而有所不同。

在中国近世以来四次全国性的易代之变中，宋元与明清的鼎革皆是「由夏入夷」，而元明与清民易代则是「由夷入夏」。

过去学者对宋元与明清易代之际忠义及遗民的人数之繁多及其行为的壮烈及贞节，多加称颂。

该文则显示：元明易代之际忠义及遗民——至少进士之中——的比率和行为与宋元，明清二次「由夏入夷」时代颇为类似。

决定三次鼎革时代士人政治抉择的公约数是「君臣大义」的观念。

而「夷夏之辨」思想在宋元，元明两次易代之际并未发酵，所起作用不大。

唯有在明清之际「夷夏之辨」观念产生较大影响，乃因明代中叶以後由於鞑靼威胁，种族中心夷夏观较为兴盛。

但是，宋元与明清两次「由夏入夷」时代有一项因素却是元明易代所欠缺的，即是士人对斯文绝续的焦虑及遗民以延续汉族文化为己任，这在元明之际的相关文献中看不出痕迹。

士人在元明鼎革中的反应与宋元，明清两次易代之际的主要差异则是不同族群士人对易代的的不同反应。

宋朝进士全为南人，明朝进士几乎全为汉族，而元朝进士则兼有征服族群与被征服族群。

虽然征服族群与被征服族群皆受「君臣大义」观念的影响，大多作出「忠元」的抉择。

但蒙古，色目对元朝忠贞的强烈显然超过汉人，南人。

在征服族群之中，蒙古，色目进士的抉择颇为近似，显示两者皆与元廷同舟一命。

而在被征服族群中，汉人，南人在元朝所处地位原不相同，但其对易代的反应相差却不大，主要因为皆受「君臣大义」观念的影响，因此南人进士对元朝的忠贞并不下於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