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犯罪案件《武汉会议纪要》的理解与适用

前言：最高人民法院近日以法[2015]129号文件的形式下发了《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武汉会议纪要》)，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禁毒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任务目标，并对当前毒品犯罪适用法律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指导意见。本文结合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下发的《大连会议纪要》，以23个问题的形式对《武汉会议纪要》进行了剖析和解读，如有不妥之处，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目录：

一、《武汉会议纪要》和《大连会议纪要》之间的适用关系

二、毒品犯罪“从严惩处”中的新变化

三、运输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

四、毒品共同犯罪的死刑适用

五、毒品上下家犯罪的死刑适用

六、新类型、混合型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

七、贩毒人员被抓获后，对于从其住所、车辆等处查获的毒品的性质认定

八、吸毒者实施毒品犯罪的性质认定

九、行为人为吸毒者代购毒品的性质认定

十、接受物流寄递方式交付毒品的性质认定

十一、网络涉毒行为的性质认定

十二、居间介绍买卖毒品的性质认定

十三、两人以上同行运输毒品的性质认定

十四、一案涉及两种以上毒品的数量认定

十五、未查获实物的“麻古”、“摇头丸”等混合型毒品的数量认定

十六、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以贩养吸)的贩毒数量认定

十七、“将查证属实的毒品数量认定为毒品犯罪数量”的例外情形

十八、制造毒品案件中的数量认定

十九、毒品犯罪的缓刑适用

二十、毒品犯罪的财产刑适用

二十一、毒品罪犯的减刑和假释的适用

二十二、累犯、毒品再犯的适用

二十三、非法贩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行为的性质认定一、《武汉会议纪要》和《大连会议纪要》之间的适用关系

一、《武汉会议纪要》和《大连会议纪要》之间的适用关系

《武汉会议纪要》对近年来审判实践中反映较为突出，但《大连会议纪要》没有作出规定，或者规定不尽完善的若干毒品犯罪法律适用问题作出了规范，是对《大连会议纪要》的补充和完善。因此，两者应当配合适用，具体可以区分以下几种情形加以把握：

第一，《大连会议纪要》没有规定，《武汉会议纪要》作了规定，参照《武汉会议纪要》的规定执行。如网络涉毒犯罪的法律适用、毒品犯罪的缓刑适用、毒品犯罪的减刑、假释等;

第二，《大连会议纪要》虽有规定，但《武汉会议纪要》作了修改、完善的，参照《武汉会议纪要》的规定执行，如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的贩毒数量认定、行为人为吸毒者代购毒品的性质认定等;

第三，《大连会议纪要》已有规定，《武汉会议纪要》在此基础上作出补充性规定的，两者配套使用。如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共同犯罪的认定、毒品犯罪的财产刑适用等;

第四，《大连会议纪要》已有规定，《武汉会议纪要》没有涉及的，继续参照《大连会议纪要》的规定执行。如毒品案件的立功、主观明知的认定、特情介入案件的处理、毒品案件的罪名确定等。

二、毒品犯罪“从严惩处”中的新变化

禁毒工作关系国家安危、民族兴衰和人民福祉，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仍将处于毒品问题加速蔓延期、毒品犯罪高发多发期、毒品治理集中攻坚期，因此，对于毒品犯罪仍然要坚持依法从严惩处的指导思想。但是，与《大连会议纪要》相比，《武汉会议纪要》出现了以下几个新变化：

第一，强调对拟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证据要求为“最高”和“最严”。“对于拟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在证据质量上要始终坚持最高的标准和最严的要求。”

第二，要加大对制毒物品犯罪、多次零包贩卖毒品、引诱、教唆、欺骗、强迫他人吸毒及非法持有毒品等犯罪的惩处力度;

第三，严惩向农村地区贩卖毒品及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毒品犯罪;

第四，从严惩处涉毒洗钱犯罪和为毒品犯罪提供资金的上下游犯罪;

第五，严厉打击因吸毒诱发的杀人、伤害、抢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等次生犯罪;

第六，规范和限制毒品犯罪的缓刑适用，从严把握毒品罪犯减刑条件，严格限制严重毒品罪犯假释。

三、运输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

对于运输毒品犯罪的重点打击对象，《武汉会议纪要》延续了《大连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包括：(1)运输毒品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2)组织、指使、雇用他人运输毒品的首犯或者毒枭，职业毒贩，毒品再犯，(3)具有武装掩护、暴力抗拒检查、拘留和逮捕情形的，(4)参与有组织的国际毒品犯罪的，(5)以运输毒品为业的、多次运输毒品的，(6)其他严重情节的。对于其中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坚决予以判处。

与《大连会议纪要》相比，《武汉会议纪要》进一步明确了对于受人指使、雇用参与运输毒品的被告人(包括不能排除受人指使、雇用初次运输毒品的被告人)应当慎用死刑的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确了对于受人指使、雇用参与运输毒品的被告人量刑时应当注意的各种因素。包括：毒品数量、犯罪次数、犯罪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获利程度和方式及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大连会议纪要》对此没有加以规定。

第二，删除了《武汉会议纪要(建议稿)》中对于有证据证明确属受人指使、雇用运输毒品的被告人，可以判处死刑的相关内容。《武汉会议纪要(建议稿)》曾经规定：“对于有证据证明确属受人指使、雇用运输毒品的被告人，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判处死刑：(1)多次运输毒品或者以运输毒品为业的;(2)运输毒品行为高度独立，且主动性强的;(3)受雇后转而指使、雇用他人运输毒品的;(4)获取不等值的高额报酬或者以毒品折抵高额报酬的;(5)运输毒品数量巨大的;(6)其他可以判处死刑的情形。”我们认为，删除这一内容的原因并非是内容本身的合理性令人质疑，而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误解，以便于各级审判机关能够坚决贯彻对于受人指使、雇用参与运输毒品的被告人慎重死刑的原则。

第三，在肯定《大连会议纪要》“对于有证据证明确属受人指使、雇用运输毒品，又系初犯、偶犯的被告人，即使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也可以不判处死刑。”这一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对于不能排除受人指使、雇用初次运输毒品的被告人，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但尚不属数量巨大的，一般也可以不判处死刑。”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掌握的毒品犯罪死刑数量标准为一般情况下不低于一千克(以海洛因为参照物)。个别省份已经提高两千克以上。甚至有的省份更高，云南是三千克到五千克，尤其是西双版纳。“运输毒品数量巨大”：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掌握的标准，一般是指死刑标准的三到五倍的量。同时，要严格“不能排除”受雇的认定标准，“不能排除”并不是无根据的推测，也要求有一定的证据证明，只是不需要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第四，对一案中有多名受雇运输毒品的，原则上不应同时判处两人以上死刑。一案中有多名受雇运输毒品的，在决定死刑适用时，除各被告人运输毒品的数量外，还应结合其具体犯罪情节、参与犯罪程度、与雇用者关系的紧密性及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因素综合考虑，同时判处二人以上死刑时要特别慎重。

四、毒品共同犯罪的死刑适用

《大连会议纪要》并未涉及这一内容，该部分为《武汉会议纪要》首次规定。这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毒品共同犯罪案件一般只对其中罪责最大的一名主犯判处死刑。毒品共同犯罪案件的刑罚适用应当与该案的毒品数量、社会危害及被告人的犯罪情节、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相适应，确保死刑只适用于其中极少数罪行最为严重的犯罪分子。涉案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依法应当适用死刑的，一般只对其中罪责最大的一名主犯判处死刑。

第二，涉案毒品数量刚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也可不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情形。涉案毒品数量刚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各共同犯罪人作用相当，或者罪责大小难以区分的，可以不判处被告人死刑。

第三，二名主犯的罪责均很突出，且均具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的，也不必然同时判处二人死刑。也要尽可能比较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方面的差异，判处二人死刑要特别慎重。

第四，可以判处二名主犯死刑的情形。涉案毒品数量达到巨大以上，二名主犯的罪责均很突出且地位作用基本相当，或者罪责略次的主犯具有法定从重处罚